明代三边总督喻时生平著述考

喻时(1507—1571),明嘉靖十七年(1538)进士,历官嘉靖、隆庆两朝,前后三十余年间,曾任吴江县令、监察御史、山西巡抚、三边总督等职,官至兵部右侍郎。嘉靖后期,喻时临危受命,总督三边军务,功绩卓然,有力地维护了西北边地和平。其宦迹遍及南北,政绩斐然,声名远播,时有“喻青天”之美誉。喻时一生勤于著述,今有《吴皋先生文集》《海上老人别集》及其它散著存世。

从“战士”到“文士”——论高适、岑参之边塞身份的认同与转变

戎马风尘的边塞生活和雄浑悲壮的塞外书写共同构建了高适、岑参的边塞诗人身份,因而诸家论及高适、岑参也多集中于出塞经历,偏重于二人边塞文人身份,认为“功名只向马上取”是其志向所在。他们在拓边戍守中渴望寻求建功立业的机会,也在人民痛苦不幸的遭际中开始对定边安民有了新的思考。高适诗作中有“激昂仰鹓鹭,献替欣盐梅”之语,岑参也常有“圣朝无阙事,自觉谏书稀”之论。结合二人“谏臣”经历我们不难发现,他们不只将入幕从戎、立功疆场当作唯一的报国之路,也希望谏言立策来解除国家边患,拯民济世。从“战士”向“文士”,造成这一身份认同转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探究其背后成因对以高适、岑参为代表的边塞文人的研究与其诗歌创作尤为重要。

高适《塞上听吹笛》的异文现象及演变过程

高适《塞上听吹笛》在流传过程中的异文众多,甚至存在与通行版本差异巨大的异文。通过梳理《塞上听吹笛》的各个异文版本,就其异文现象及演变过程进行了分析。在各个版本中,《国秀集》题作《和王七度玉门关上吹笛》的版本应是早期面貌,而通行文本则应是后起的成熟版本,这样的流变过程与各个版本的编选时间以及高适本人的修改密切相关。

附势与媚俗:唐代诗人人格的另一面——以李白、杜甫、高适为中心

在唐代知识分子的人格层面中,附势与媚俗是一种普遍存在的人格现象。一方面,它是集权制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封建知识分子功利思想的反映。这种人格现象集中地反映在投献、干谒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相关文学作品中。以李白、杜甫、高适为代表的盛唐文人几乎都有着从附势、媚俗到愤世嫉俗的人格变化的经历。

高适家世及其早年经历释证——以新出《高崇文玄堂记》、《高逸墓志》为中心

新出土的高适之父《高崇文玄堂记》、之侄《高逸墓志》对于我们研究唐代著名诗人高适的家世及其早年经历提供了有价值的新资料。在既往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利用新出土的资料对历来争论很多的高适生年重新加以考释,综合考订了高适家族高崇文、高崇德、高崇礼三支的仕宦、婚姻情况,并对高适早年生活经历、本人与家庭的关系、仕宦生涯的几个关键转折点等学界关注的问题提出了新解。

世硕与王充的人性论思想研究——兼论《孟子·告子上》公都子所述告子及两“或曰”的人性论问题

在本性问题上,告子属于“无善无不善”论;“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更近于扬雄“性善恶混”论,而与世硕、王充的观点不类;“有性善,有性不善”,则与世硕、王充“人性有善有恶”的主张相同。世硕诸儒与王充,在本性问题上观点是相同的。第一种人性主张,属于“性一”之论;最后一种,则非。因此主张“性一”的竹简《性自命出》(《性情论》)篇,不属于宓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和世硕这帮儒者的作品。

试论高士宗学术思想

高士宗生于1636年,钱塘医派代表人物之一。少时家贫,又因科举不中而学医,年二十三便悬壶济世。后因患病久治不愈,幡然悔悟,时闻张志聪开讲经论,便前往侣山堂学习。其学术思想可概括为推崇经典,全解《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运用五运六气理论创"药气理论",临床重视温补之法,倡导格物致知用药思想。通过对高士宗书籍和相关文献的研究,探讨其学术思想,其学术思想的形成除了早年从医的经历,与在侣山堂跟随其师张志聪研习经典、著书讲学等密不可分。

论初盛唐东北边塞诗及其政治军事背景

初盛唐时期的东北边塞诗创作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唐太宗为代表;第二阶段以陈子昂为代表;第三阶段以高适为代表。东北边塞诗具有丰富的内容,情感基调呈现明显的阶段性变化,特别是将陈子昂、高适的东北边塞诗与开元、天宝时期的西北边塞诗相对照,会发现前者写边疆负面现象较多,情绪不及西北边塞诗高昂。这种差异,只有统观唐代武后至玄宗后期从国家西陲到东北的总体边疆形势、民族关系态势以及朝廷的应对策略,将相关诗歌置于初盛唐时期总体民族关系态势影响下的各战区实际状况之中,方可获得更为清晰的认识。

高适、岑参与盛唐边塞诗的人性内涵

以高适、岑参为代表作家的盛唐边塞诗是产生于特定历史时期的、具有特殊意义的文化现象,是"盛唐气象"的重要表征。盛唐边塞诗这种文化现象所蕴涵的人文精神突出体现为人性的张扬。盛唐边塞诗的意义可归总为三个方面,即边塞情怀、边塞风物和边塞战事。边塞情怀的核心是功业情怀。功业情怀具有两面性。边塞风物的特点是雄奇壮伟。高、岑的战争诗并非纪实,他们的战争观可概括为胜概和非战。

从学术史角度评论高亨的《诗经》研究

高亨先生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位大家。其《诗经》研究从字词、典章考证入手，既有“宏观”问题的探讨，又注重具体诗篇内容的论析。他的许多结论性意见今人还没有突破。其《诗经》研究的成就、特点，以及在方法、内容上的某些偏颇，都与他“趋新”的追求相关，学术研究中较多意识形态性的介入，是造成某些偏颇的主要原因。历史辩证地总结高亨《诗经》研究现象，给20世纪学术史的撰写提供许多思考和借鉴。

王维卒年王说质疑——与王辉斌同志商榷

王维卒于上元二年(675)七月,已属学界定谳。但王辉斌《王维生卒年陈说质疑》对其提出若干质疑。本文对其所持理由予以逐一反驳,认为王维卒年不误。并对高适刺蜀问题进行简要考辨。

论唐代文人入幕对其诗歌创作的影响——以高适入河西幕府为例

文人入幕对文人的人文气韵及文学创作都将产生重要影响。高适是唐代诗人中位至通显者,入幕河西成了他文学创作的重要转折点。高适入河西幕府的时间,两唐书本传均未记载。从高适入幕河西的诗歌创作及其特质,可以判定其时间当在天宝十一载(752年)秋冬之际。高适入河西幕府使其诗歌风格和审美情趣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诗歌创作风格上,高适诗歌由原有的"悲壮"气韵转向"豪迈"风格;在审美情趣上,高适诗歌也由之前的"映像社会"转向"书写自然"。反观高适的河西边塞诗可见,入幕河西对高适诗歌创作的影响充分证明了清初诗论家叶燮《原诗》所谓"高七古为胜,时见沉雄,时见冲淡,不一色"之观点的正确性。

关于《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创作的几个问题

《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是一部图文并荗的宋代外交文献,通常认为其作者是徐兢;但实际作者当不止徐兢一人,部分内容曾有奉使同僚参与创作。另外,此书的创作动机是出于对《鸡林志》的批评和模仿,在绘画闻见时有只图其异、不图其陋的标准。

高适河西纪行诗述评

天宝十一年秋天,盛唐著名边塞诗人高适,从长安出发赴河西边塞,到凉州投奔哥舒翰。高适的河西纪行诗,完整地记述了这一过程。在旅途见闻感受的叙写中,河西之行的路线,西北边塞的风光历历在目,感知己、建边功,感激、欣喜、期待之情溢于言表,爱国、报国之志浸溶其中。文章认为这些纪行诗歌艺术上尚质主理,风格上慷慨悲壮,承续了高适边塞诗一贯的创作风格,也是高适边塞诗的重要组成部分,后人不应该忽视,甚至贬低其思想艺术价值,应该受到重视。

高适入河西幕考

天宝十一年秋天,盛唐著名边塞诗人高适赴河西,入哥舒翰幕为掌书记,直到天宝十四年,佐哥舒翰守潼关,离开河西。入幕河西,是高适实现政治理想的开始,也是高适政治上飞黄腾达的开始。期间,高适创作了很多边塞诗,抒写了自己在河西的所见所闻所感。入幕河西对研究诗坛和政坛的高适,都有重要的意义。但是,高适入幕河西,到底是哪一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考察高适的诗歌,尤其是其在河西所作诗歌和杜甫、王维的相关诗歌以及新旧唐书的记载,当以天宝十一年秋天入幕河西为是。

高力士若干事迹考证

高力士是唐代历史上一位带有悲剧色彩且甚为知名的人物。在他七十三年的人生经历中,既有少年和晚年刻骨铭心的痛苦,也有青壮年时权倾朝野的辉煌。当今出版的辞书和学者所撰文章,把高力士的生年定为公元684年者非常多,但是,这一说法很不准确。究其原因,是因为《新唐书.高力士传》中记述,高力士逝世唐代宗宝应元年(762),时年七十九岁。根据《大唐故开府仪同三司兼内侍监上柱国齐国公赠扬州大都督高公(力士)墓志铭并序》中高力士于唐代宗宝应元年(762)八月八日终于朗州龙兴寺,逝世时七十三岁记载,确定高力士的生年应为公元690年。

千古隐逸第一文——皇甫谧《高士传》序的文化解读

从文化角度解读《高士传》序文,认为其从四个方面对隐逸文化进行了分析与总结:第一,揭示并强调了儒家思想与隐逸文化的密切关系;第二,概括了隐士发展的简明历史;第三,论述了隐士对社会政治的重大作用;第四,阐明了《高士传》收录人物的严格标准。《高士传》序文堪称中国隐逸文化史上的第一篇专论,标志着我国隐逸文化的发展成熟。

论大慧宗杲对苏轼的接受

大慧宗杲是两宋最杰出的禅师,他的成就离不开对苏轼的接受。通过结交受苏轼影响很深的惠洪、唐庚、李彭、张商英、韩驹等,宗杲实现了对苏轼的间接接受;而通过对苏轼人品的称赞、置苏轼像于佛殿、对苏轼作品的熟悉评述,宗杲实现了对苏轼的直接接受。

蒙药槟榔十三味丸(高尤-13)的方药组成考证

槟榔十三味丸源于19世纪著作《蒙医金匮》,在该书中名为高尤-13,首载槟榔十三味丸方名者为1977年版《吉林省药品标准》。本方曾用名为泰德乎然古鲁格其乃然塔、色么吉德吉德等,《通瓦嘠吉德》虽载色么吉德吉德,但为同名异方,与今之用槟榔十三味丸无渊源关系。槟榔十三味丸在不同时期药物组成有13、14、15味不同,至少出现5个不同药物组成的高尤-13,方药演变集中在19—20世纪上半叶,自1971年以后方药组成和配比均无发生大的变化。其中,槟榔、广枣、木香、丁香、肉豆蔻、紫硇砂、干姜、荜拔、胡椒、沉香等10味药物是固定不变的,单味药物配比变化较大的属制草乌,其次有木香、丁香、沉香。《吉林省药品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药品标准·蒙药分册》所载槟榔十三味丸虽未标注其来源,但根据方药组成及配比认为来源于《蒙医金匮》,《内蒙古蒙成药标准》注其来源于《蒙医金匮》。3部标准与《蒙医金匮》载高尤-13药物组成除野牦牛心外均一致,唯独制草乌配比有所不同,其余药物配比均相同。只有《内蒙古蒙成药标准》在附录中标注了与原方的区别,其余两部标准也应与原方异同进行标注为妥。

高适籍里新证

关于高适之籍里,两《唐书》所载不详,历代方志所载,多有附会。故目前学界认为史志中所言"渤海蓨人"乃其郡望,而籍里已不可考。本文试图通过对高氏家族的起源流变,结合对现存唐时高姓墓志的考察,并就高适早期交游与诗文创作加以考证,从而认为其籍里当在洛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