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官凭文书告身的管理机构官告院

告身是宋代最为重要的人事档案文书。告身的授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这一工程的顺利实施有赖于有一个集中统一的管理机构官告院。官告院兴起于唐末,至北宋初成为定制并逐步规范化。其主要职责是告身的书写、用印、装裱和给付,其下属机构绫纸库则管理告身的书写材料与装裱材料。

唐代的告身文书与敦煌的僧官授予——以《洪碑》及P.3720文献为中心

《洪碑》和P.3720文献,保存了多通晚唐时期僧官的授予告身和敕牒文书,学界对这些文书的研究,多关注于文书内容,而对文书的本身格式及相关行政运作关注不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笔者考证出P.3720所存"黄牒"文书可能是发日敕类型的敕牒而非告身,同时通过敕牒和敕授告身的文书运作一般程序,复原出唐中央授予沙州僧官敕牒和洪告身的行政运作模式。

南宋中后期告身文书形式再析

依据除授方式的区别,告身分为制授告身、敕授告身与奏授（旨授）告身。制授告身对应高层任命,敕授告身承载特旨除授,奏授告身则反映由吏部奏上的常规注拟与迁转。南宋中后期是告身制度的末期,告身书式高度精简、稳定。以武义南宋徐谓礼文书的发现为契机,结合其他存世告身文献,本文总结出这一时期的一般告身书式,并试图以政务运行的眼光,再次分析其文本所反映的政治结构与行政运作流程信息。告身盛于唐宋,作为当时普遍行用的除授凭证,其发展与唐宋间职官体系的变迁同步,是唐宋国家政治体制变化的反映。伴随选任制度的变迁与除授文书体系的调整,作为一种独立文书类型,告身的核心意义由凭证向象征转移。

吐蕃告身制度相关问题再探究——以考古材料为中心

告身制度是吐蕃时期颁行的一类褒奖措施,也是用来划分官阶的制度^([1])。告身一词在藏文中称“艺仓”(■),唐人以为吐蕃用以区分官吏高下贵贱的章饰与唐朝证明勋官等级的告身颇有些相似,故将“艺仓”译为“告身”,今人仍袭旧译^([2])。汉藏文献中均有对吐蕃告身的记载,如《新唐书·吐蕃传》载:“其官之章饰,最上瑟瑟,金次之,金涂银又次之,银次之,最下至铜止,差大小,缀臂前以辨贵贱。”^([3])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之P.T.1288《大事记年》和P.T.1287《赞普传记》中,也有多处吐蕃赞普授予官员各级告身的记载,涉及告身类别包括“瑟瑟文字告身”“小银字告身”“金字告身”“小瑟瑟文字告身”“金间银文字告身”等^([4])。《贤者喜宴》中的记载则更为详细,“所谓告身,最上者为金、玉两种,次为银与颇罗弥,再次为铜与铁文字告身,总为六种。告身各分大小两类。总为十二级”,其后还分别记载了各级官员对应的不同告身^([5])。据此,我们对吐蕃的告身有一个初步印象,即用不同质地的物品来标识不同勋官等级或奖赏力度的制度。

唐前期勋官的授予流程及勋的累加

关于唐代勋告的研究,前辈学者已有众多成果。对于勋告的起源和授予,朱雷先生《跋敦煌所出〈唐景云二年张君义勋告〉——兼论'勋告'制度渊源》一文的论述最为精辟。本文在先生宏文的启发之下,拟结合判文和相关史料,就唐前期勋告的授予流程及勋官的累加等问题略述管见。

唐代甲库考察

唐长安太极宫的九重垣阙里,庋藏着大量敕书档案的专业库房,就是位于广运门内的甲库。按宋朝庞元英《文昌杂录》卷三说,“甲”即敕甲,指文书档案的外封;宋人程大昌《演繁露》卷二也说甲库“正收藏奏钞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