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朱子对“格物”工夫的分说与会通——以“穷理”“择善”“致知”为考察中心

在不同的情境下,朱子对“格物”工夫有不同的诠释方式。当立足于形下世界时,他认为“格物”便是“穷理”,其目的在于明事物“所以然”与“所当然”之理;当立足于形上本体时,他认为“格物”便是“择善”,其目的在于明自身禀赋于天的“仁义礼智”之性;当立足于本体之发用时,他认为“格物”便是“致知”,其目的在于确立“应接事物”的光明“主宰”之心。在朱子看来,“致知格物,便是择善”。因此,“穷理”“择善”“致知”三者之间名异而实同,皆可会通于“格物”。由此可以澄清朱子的“格物”工夫,既具有认识论的意义,又具有修养论的意义。

“德性之知”的认知思想研究

"德性之知"是张载提出的重要概念,其内涵是通过一定的途径实现对天人合一境界的体悟。张载试图用德性之知来论证儒家伦理的合理性。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分别用格物致知和涵养本心的修养工夫来实现德性之知。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程朱与陆王的工夫论,可知其内在机制与宗教信仰相似。它通过强化人们对天理的信念,最终达到对天人合一境界的体悟。德性之知具有如下认知特点:首先,它是一种为理学思想服务的认知,其次,其内在机制与宗教心理相类似,最后,它的实现需要体和悟两个过程。

儒家知识论传统的延展与活化——朱熹格物补传意义的再诠释

朱熹以其理学思想为旧本《大学》补“格物致知”传,延展与活化了自孔子开创、荀子接续,但却又为后世儒家所忽视了的知识论传统,使得宋代理学作为“新儒学”,在内容和形式(方法)上都区别于传统儒学,从而成为中国哲学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对朱熹格物补传意义进行再诠释,无疑有助于中国传统哲学价值的再发掘以及中国哲学研究在方法论上的革新与完善。

儒家“仁爱”思想的三个层次

儒家仁爱思想的三个层次,涉及到用格致之学包含的科学精神实现天人合一;用纲纪学说包含的人文精神解决人与社会的紧张关系;用修养学说包含的宗教精神解决肉体与精神的关系。按照儒家这三种精神来解决三个方面的关系是实现和谐社会的关键。

王阳明“格物致知”的道德修养理论探析

"格物致知"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对它的诠释很多,其中以朱熹与王阳明的最为著名,然而朱、王"格物致知"的内涵却相去甚远。王阳明的格物致知理论以良知作为心之本体,奠定了道德修养可行性的理论基础;以良知被外物蒙蔽、失去行为导向功能,昭示了道德修养的必要性;最后以"知行合一"作为修养境界,以"致良知"作为最终目标,凸显了王阳明修养理论的系统性。以此理论为依据,王阳明提出了静坐、事上磨练、改过等道德修养方法。

朱熹知行关系新探

知行学说是朱熹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格物致知学说相互印照补充,其中知行关系独具特色:在知至之后知可以向行自然转化,在知至的基础上,知行具有一体性和合一性;在知未至时,则应当下主敬的劝勉工夫促成知行的转化。前者是知行合一的本体态,后者是知行合一的非本体态,即无论何种情形,朱熹都强调要知行合一。这两种"知行合一"态在工夫论和境界论的视域中可以完美地融合,它们貌似分离,实则合一。

太谷学派格物致知说的生命本位特色

太谷学派是清朝嘉庆、道光年间由安徽石埭人周太谷创办,曾活跃于山东、江苏一带,具有神秘色彩的民间学术团体。其创始人周太谷及各代传人在前人基础上对格物致知进行了阐发,自知生、养生、全生三个层面上形成了本派格物致知说的生命本位特色,丰富了传统格物致知说的内涵。太谷学派格物致知说,不仅在内涵上使传统的格物致知说得到了极大的丰富,而且在理论上也使传统的格物致知说提到了生命哲学的更高层次。它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

明末熊明遇《格致草》内容探析

熊明遇生当明清鼎革之际“东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时刻。他的主著《格致草》广被时人以至遗民征引和称颂。作为明末东林党的成员之一，熊氏对耶稣会士抱持开明的态度，并跟他们建立良好的友谊。正如书名所示，《格致草》的撰作，毫无疑问是继承了宋明理学“格物致知”的传统。《格致草》当中，具见熊明遇从耶稣会士的译作中节引西学所涵盖的多个领域，如天文学及相关科学仪器、气象学、世界地理及绘图、灵魂学说和创世理论。然而，约从清初行禁书之令后，《格致草》一书使销声匿迹，而国人也不复知此书仍存于天壤之间，熊明遇研究西方科学的成果又多被其门人游艺征引；游氏著作《天经或问》传入日本后，当中提及第谷学说和熊明遇的观点，对江户时期的日本天文学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朱子“格物”理论中“知”的特点

朱子"格物"之"格"有特定的意义,即"格"是心之理和物之理的相互作用,并由此引出了"知"的特点:"知"分为"体知"和"推知"。"体知"是心对心中所居众理的感悟和体察;"推知"是心以体知的结果对事物作出的判断。在此理论基础上得出:朱子把心作为"物"来格的可行性的原因在于体知的内容可以作推知的对象。

“执中”“格致”与中医学思考

儒学是我国主要的哲学流派之一,在与中医学的长期共存中,相互渗透,相互补充。"执中""格致"是儒学倡导的重要思想,"执中"源于儒学的中庸之道,"格致"即格物致知,指考究事物,"穷极物理"。这都深刻影响着中医学的起源与发展。坚持"执中"与"格致"的辩证统一,将对中医学的发展发挥积极的作用。

中井履轩《大学杂议》中的“明明德”诠释

中井履轩是日本“怀德堂学派”经学的集大成者。他在《大学杂议》中以批判朱子注为前提,对“明明德”进行了重新诠释。在履轩的论述中,“明德”不再是表达心、性之原初状态的语汇,而成为对学者工夫纯熟后“德行”的赞美之辞;“格物致知”作为“明之”这一道德修养工夫,不再具有朱子“格致补传”所言“已知之理”“豁然贯通”的意味,而指向了一种“知行并进”的“进往”工夫。履轩的“明明德”再诠释体现出他以孟子“扩充”逻辑消解朱子“复初”逻辑的倾向,从而彰显了作为其四书学重建工作之纲领的“工夫理路的转换”。履轩对“心”与“理”关系的再认识从根本上促成了这一转换,同时也反映出以履轩为代表的怀德堂儒者不甚关心成德之先验根据的问题,他们关注的焦点在于町人基于后天经验的道德践履,在于“我”与“物”之间正确对应关系的建立。

颜元的“格物致知”思想

清初学者颜元在批判前人对"格物致知"解释的基础上,以"习动"、"日行践履"的求知观为出发点,认为"格物致知"就是亲自动手去做实际的事情,真切接触事物。同时提出"知以物为体"的观点,强调以"六德、六行、六艺"为内容的"三物"为实践对象方能得到真知,并有利于个人道德修养的提高以及社会价值的实现。

朱熹哲学生态观(下)

见本刊2003年第3期第15页。

“物”的中介性:朱熹“格物致知”思想新探

朱熹的“格物致知”思想以强调“物”的中介性以及“格物”作为一种中介活动为其根本特征。天理作为万物的普遍本体,必须要通过“物”作为中介才能被主体加以把握。“物”关涉主体的价值判断与实践,“物”与“心”基于“理”的普遍贯通而具有内在的关联与一致性,从而二者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的对立。“格物致知”作为“心”与“物”之间循环往复、交织过渡的实践活动,最终指向对于“物”在“理”之“所当然”的整体性秩序中的生成。

杨简“意”导向的格物致知观探究

杨简,师承陆九渊,心学代表人物之一。在探讨格物致知观问题时,十分坚决地反对了程朱学派“即物穷理”的格物观,指出学者当求道于心内,推动了陆九渊“心”本体地位的进一步确立。他提出“意”的概念,认为“格物”乃是“去意”,逐渐形成“不起意”的格物观点,引导促进了王阳明格物致知观的形成。杨简另辟蹊径的格物致知观,使他在心学发展过程中承担了承前启后的独特地位。

宋明理学家对《大学》主旨定位之差异

《大学》是儒家经典文本之一。朱熹(朱子)、王守仁(阳明)、刘宗周(蕺山)作为宋明理学的重要代表人物都从《大学》中汲取营养以服务于自己的儒学体系,并体现了各自不同的特色。朱子将《大学》的主旨定位在"格物",阳明将其定位在"致知",蕺山将其定位在"诚意"。三位思想家对于同一部经典之主旨的不同定位,体现了各自不同的为学致思取向。

“知之方有二”——“厚实认识论”视域下船山的知识论

“格物致知”是儒家修身工夫之一,以西方近代主客分离式的认识论来解释之固然是不恰当的,因“格物致知”非“干燥的光”,但也不可否认其中的知识论维度。专就船山“格物致知”而言,借助“厚实认识论”理论,可恰当揭示其在作为“修为之一法”的前提下,关于物的激发性、人的心灵能力的接受性与自发性等知识形上学问题。由此可以说,船山的知识论是在人的生活实践意义上兼顾了理论知识(“学识之知”)与德性自证(“自喻”)知识。

真德秀对朱子“格物致知”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真德秀作为南宋晚期的重要朱子学传人,对朱子在《大学》“补传”中所提出的“格物致知”理论十分重视。首先,真德秀在与子侄辈讲授《大学》时,曾积极从朱子“即物穷理”的角度对学者“穷理”活动当先穷一心、一身之理,次及事物之理,且以读书为“穷理之要”等特点有所强调,继承了朱子的“格物致知”的解释;其次,真德秀在《西山读书记》部分内容的编纂中,借鉴了程颐的部分观点,将读书讲明义理、考论古今人物是非、应事接物而中节、因象以穷理等“广大学”内容也作为学者“格物致知”的重要组成部分,丰富了朱子的“格物致知”内容;最后,真德秀还在向宋理宗进讲《大学》的过程中,对人君的“穷理”活动有所关注,并在《大学衍义》一书中以明道术、辩人才、审治体、察民情四者为人君“格物致知之要”,发展了朱子的“格物致知”理论。

通情以达理——《大学》“格物致知”本义及其理论价值

"格物致知"是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重要理论问题,自古异解纷呈。异解越多,便意味着臆说越多。导致臆说的主要原因有二:其一,混淆了解经与借题发挥的界限;其二,不能准确把握《大学》的思想逻辑以及依此确定"格物致知"的解释范围与方向。《大学》之要义,在于以修身为本而明明德于天下。故"纲"虽曰"三",其实皆括于"明明德"一语;"目"虽曰"八",其实皆以修身为本。"八目"之间,呈现为以修身为原点的涡旋式结构。修身之要义,在于好恶之情的顺应、调适与沟通。循此逻辑可知,作为修身工夫的格物致知,与"情理"密切相关,由前后两个环节构成。"致知"之"知"即情理之知",格物致知"就是通情以达理的物(人)我感通之道。通过通情以达理,《大学》有效地实现了情与理的统一。大义明,方能训诂通,对于古今纷纭之说亦可明其得失。情理之所以为情理,就在于有情斯有理,无情必无理;理从情出,情通理得。《大学》的"格物致知"之所以具有永恒的理论价值,就在于它呈现了人类道德生活的这一基本逻辑。

“格物致知”的传统诠释及其现代意蕴——一种科学与科学教育的解读

"格物致知"在《礼记·大学》中被提出,汉唐对之进行注疏,宋明注重义理诠释。宋元时期,"格物致知"与自然科学逐渐关联。明清之时由于受到西学影响,格致之学受到关注,在晚清,"格致"成为西学science的译词,学校也开设格致课程,课程内容主要为科学技术。后又以"格致"与"科学"混用,最终,"科学"作为science的正式译词得到了公认和广泛使用,"格致"或"格物致知"与"科学"又分了手。对这一历史过程的梳理,可以明确"格物致知"涵义的演变历程,可以分辨它与"科学"之间的关系,这对我们今天正确理解"格物致知"和科学及科学教育都是十分重要的。而且,对于我们如何向西方学习,如何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也都具有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