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吕坤《交泰韵》的反切特征及其音韵学价值

《交泰韵》的上去声反切上字,有的是入声字,有的是阴声韵字。《交泰韵》上去声反切上字的选择标准在于要与韵组入声字的介音、主要元音相同。借由这个规则可以发现,《交泰韵》与歌韵字相关的两类特殊音读,即模韵的庄组字又读为歌韵;歌韵的精组、端组字有开合两读。将《交泰韵》与相关韵书、今方言语音材料进行比较,既可说明这两个音读的来源,也可进一步确定《交泰韵》的音韵学价值。

论葛中选《太律》的音韵学价值

葛中选是明末著名的乐律、音韵学家,他的《太律》是一部重要的乐律学、音韵学著作。他套用乐律理念分析语音,致其难读。但是,只要把那些与语音分析不相关的成分去掉,就显现出了葛氏设立的各种语音分析范畴。《太律》前三卷所载的三种不同编列方式的韵图(音节表)分析讨论了当时的官话语音系统,它所创立的语音分析范畴和韵图(音节)编排,显示了葛氏对语音的精到分析和详实的音系描写。这些成就表明,《太律》在汉语音韵研究方面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从黄侃古韵表的变化中看黄侃古音思想

黄侃先生遗著在不同的地方出现三个不完全相同的古韵表,它们的主要区别是“歌”部排列位置不同。分析“歌”部排列位置不同的原因,可看出以下一些黄侃先生的古音思想:“歌”韵是黄侃先生研究古韵的出发点和基点;阴阳入相配的系统性思想;以《广韵》为依据,以古声求古韵、以古韵求古声的思想。

试论后来学者对段氏古韵十七部的补充和修订

段玉裁古韵十七部有几处不足 ,一是真质相配 ,二是萧部侯部无入声 ,三是歌部无入声 ,后来学者对此作了可贵的探索 ,从而使古音学在段氏的基础上更加完善。

湖北田歌旋律三声韵命名及分类研究

湖北田歌是流行于湖北的一类民间劳动歌曲,对其声、韵、调三声韵的命名,如从内部结构上看,宽、窄声韵部分不能精确命名,如从外部样态的角度来看,也有不足之处。如将起音、内部结构及外部样态相结合,则可明确240种三声韵的微观结构类型,同时可发现三声韵的分布明显受到地域风格差异的影响。

《切韵》系韵书中歌戈韵与梵汉、汉藏对音比较

比较梵汉、汉藏的一些对音材料,发现后汉三国歌戈韵母的读音是相同或相近的,《切韵》把它们合为一韵无可非议。而唐五代西北方言,歌韵字与戈韵非唇音字主要元音虽然相同,但后者已比前者多了个[w] 合口介音。

从潼川诗人用韵“歌”、“豪”通押看宋代四川方言

宋代四川潼川诗人用韵中有歌豪通押现象,这可能是宋代潼川诗人本土方言语音的自然流露。学术界普遍认为现代四川话形成于元明以后,它从属于西南官话,是北方话在西南的变体。这种观点表明元明以前的宋代是四川话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期。宋代潼川诗韵中歌豪通押的事实就为上述观点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证据,其对四川方言历史层次的研究意义重大。

古韵歌月相配的证明及歌月元在谐声上的独特个性

古韵歌月元三部在押韵和谐声上都有独特的个性。在《诗经》里,歌月不相押;在谐声上,歌月不相谐,但元月大量相谐。本文从异文、异读、同源词等方面证明在语音系统上,歌月相配。本文还举例证明了元月在文字上大量相谐。

边连宝在雄县的文论创作——兼论“瀛州二子”的文学理念

著名诗人边连宝于乾隆十八年(1753年)至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在雄县教读,这段期间他在诗歌理论方面多所创获,通过《杜律启蒙》《评注苏诗》两书的著作,对王士禛的"神韵说"从理论上进行驳斥。其挚友戈涛为之作传记、诗序,张大其军,终使"瀛州二子"成为北方诗坛独树一帜的文学力量。

“蛇”字语音演变考论

"蛇"字在东汉以前属于歌部字,之后它的读音分化:表示"龙蛇"意的"蛇"字与歌部字相押,"委蛇"意的"蛇"字与支部字相押。魏晋时期,虽受方音或个人审音标准不同的影响,读音比较混乱,但还是保留了东汉时"蛇"字读音的轨迹。之后的各种韵书,遂继承沿用了这两种不同的读音至今。通过分析隋以前韵文材料以及后代韵书中的"蛇"字,从而窥见"蛇"字的历史音变。

南阳大调曲《李豁子离婚》用韵考

结合宋代早期诸宫调以及元代《中原音韵》等历史文献,对南阳大调曲《李豁子离婚》用韵进行研究,揭示了该曲在用韵上具有通语和方音两个不同层面的特征。

“大”音演变的新思考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汉语通语及方言中“大”音的演变。第一节梳理了唐代以前“大”的读音的相关记录,指出:秦汉以前还没有见到“大”跟歌部读音有关的任何押韵或文献证据;《淮南子》表示“舵”的“”是根据汉代准南方言发明的一个方言俗字;音注材料里读歌韵的“大”见于郭璞与刘昌宗的音注;域外对音中《长阿含经》读*a韵的“大”则反映了十六国时期的西北方言。第二节分析了汉语方言中“大”的三种读音类型,分别是“不读泰韵”“读泰韵不读歌韵”与“读泰韵歌韵皆有可能”。基于一、二两节的讨论,第三节提出文献与方言中“大”音的关系:闽语、客家话、粤语的“大”的读音很可能跟汉代淮南方言有关;湘语、赣语“大”的读音则跟唐宋以前的通语有关;官话方言的“大”则跟元代以后的通语有关。我们还提出歌韵的“大”音来自“伪读书音”的假设。第四节则是理论方面的思考与总结。

上古汉语的韵尾*-l与*-r:侗台语佐证

潘悟云(2007)根据前汉诗人用韵,通过汉藏语的比较,以及汉语自身的内部证据和古代韩国汉字的读音,采纳了龚煌城(1993)的意见,认为上古汉语的歌部韵尾为-1。带韵尾-1的同时还有微、脂部的一部分阴声字。潘文还从谐声系统和汉语方言内部的材料,以及早期梵汉对音和早期日本汉字译音,推测早期上古汉语同时存在-r韵尾。在现代方言中,这类韵尾已经变为-n。本文拟在为潘文提供侗台语方面的佐证。在侗台语里,尤其是台语支,有相当一部分歌部字以及脂、微部阴声字带韵尾-j。饶有趣味的是,台语北部方言的石家话还保留着韵尾-1,跟其他方言的-n对应。这类字可以和上古汉语的-r韵尾字对应。这种对应可以在仡央语族的拉哈语以及藏缅语里找到平行的例证。

“歌”、“谣”、“诵”小考

歌、谣的概念自出现以来便纷争不断,较为有影响且讨论最多的是"合乐为歌,徒歌为谣"之说。实际上,在"合乐徒歌"之区隔外,另有"雅歌俗谣"的说法,显示出歌谣在上古时期便有了雅俗之分,这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地了解和研究古代采风行为和制度。此外,古代还有一种较少为人们所关注的文体称为"诵"。"诵"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均与歌、谣稍有不同,但又互为补充。只有将歌、谣、诵一并讨论,才能对古代歌谣有一个完整的认识。

从先秦韵文看白一平-沙加尔对歌月元三部的再分部及构拟

白一平、沙加尔《上古汉语:构拟新论》(2014)对传统的歌月元三部进行了重新分部和构拟,在传统歌月元三部的基础上再分出两类和三类:歌部分别拟音为*-aj/*-oj的两类(本文称为歌1和歌2),元部分别拟音为*-an/*-en/*-on的三类(本文称为元1、元2、元3),月部分别拟音为*-at(-s)/*-et(-s)/*-ot(-s)的三类,(本文称为月1、月2、月3)。本文对该书三韵部各类的所辖范围进行了分析,并结合上古汉语《诗经》《楚辞》《老子》等先秦韵文,发现重新分部之后的歌月元三部之间界线并不分明,还会产生许多无法解释的问题,所以将歌月元三部进行再分部值得商榷。

从字形舛讹论上古歌类韵部字的特殊读音

根据中上古语音对应规律,参考《说文解字》的谐声和中古的注音,对上古歌类韵部字的特殊读音进行原因分析,我们发现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字形舛讹所有导致。字形舛讹可以从注音字和被注字两方面来看,被注字的字形舛讹又可以分为同形舛讹、近形舛讹两种情况。

国图藏《骷髅格》文本述考

《骷髅格·辩(原文如此,应为"辨",下同)音连声归母捷法》,现藏于国家图书馆善本部。该书分为《骷髅格》和《辨音连声归母捷法》二种。《辩音连声归母捷法》是专门指导歌者唱对字音的简便韵谱,作者为顾体仁。《骷髅格》为典型格律谱,编者不详,约成书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至康熙六年(1667)之间。该谱主要针对《全谱》的不足,进行补阙、缀板和释疑,据称它参考了"汉唐古谱"《骷髅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