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西藏之旅》中的权力话语和文化想象

拉胡尔·桑格热德雅衍是印度知名学者、作家,因其在印地语游记文学中举足轻重的地位,被称为“印地语游记之父”。《我的西藏之旅》创作于20世纪上半叶,是拉胡尔的第二本旅藏游记,主要讲述他深入西藏腹地、邀请更敦群培一同寻找贝叶经的故事。本文利用话语理论,从游记中西藏人物的命名、藏语词汇的再诠释和叙事手法的选用三方面入手,考察拉胡尔在文本中如何运用语言来构建其话语权威,剖析游记叙事底层的权力话语框架,揭示并批判拉胡尔权力话语背后隐藏的文化想象。拉胡尔始终以印度佛教继承者的视角俯视藏传佛教,带有鲜明的自我中心主义心态。同时,他惯于站在强势文化的高地,利用知识和话语上的优势,主观建构出印度欲望投射中的西藏,以此来维护和强化自身的文化优势地位。这种权力话语方式遮蔽了藏传佛教的主体性。游记的印度读者会被不自觉地裹挟进权力话语的叙事之中,成为其话语权威的维护者,在一定程度上会进一步加深印度社会集体对藏传佛教的异化想象。在西藏形象自塑的时代命题中,强调藏传佛教的中国归属及其自身主体性、推动藏传佛教对外传播就显得尤为重要。

印度婆罗门哲学经典《薄伽梵歌》藏译本研究

我国西藏对印度传统文化的译介与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在藏文文献中很少能看到印度婆罗门教经典。20世纪中期根敦群培大师打破传统的翻译僵局,把印度著名的哲理诗《薄伽梵歌》翻译成藏文,为我们了解婆罗门教思想文化提供了现实的文献依据,为西藏文化多样性的发展增添了光芒。然历史的风云和现实的文化语境,使这部梵歌的藏译本一直是残缺不全,未受关注,甚至存在误认现象。对这部《薄伽梵歌》藏译本进行分析和考证,将进一步体现这部梵歌的价值及其在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性。

根敦群培论宗教与科学

根敦群培作为20世纪藏族最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之一,在西藏近现代史上第一次对科学和佛教的关系进行了独特的思考和较为系统的探讨;简要回顾了科学和宗教在近代以来的复杂斗争史;深刻批判了传统西藏之正统高僧对科学的拒斥和抵制态度;深入阐述了科学对于人类社会生活乃至包括佛教内在的宗教自身的积极意义,并在此基础上展望了科学和佛教在将来的西藏能够和谐相处,进而造福社会民众的美好前景。

根敦群培的域外行游与异域书写——以《智游佛国漫记》为中心

行游经历贯穿于根敦群培的一生,几乎是他所有学术视野形成的基础,其中域外行游更是对他个人学术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智游佛国漫记》作为根敦群培行游尼泊尔、印度、斯里兰卡等南亚各地12年的体验记录,不仅是根敦群培体验感知与审思明辨之结果,也是近代西藏书写异域的典范之作,其书写方式与藏族传统异域书写策略不尽相同,呈现出了一幅新的面貌,这主要体现在他试图理解作为他者的异域进而反观自我的写作过程和认知方式及对"旧"知识的重新体认和对"新"知识的接受与传播等方面。因此,《智游佛国漫记》不仅是根敦群培崇尚理性与批判的现代写作精神的体现,更表现了近代西藏知识人的跨文化书写特征,对我们理解根敦群培的异域书写方式和藏族游记文学的文体变革及书写者的精神心态等方面有重要意义。

浅谈更敦群培的翻译思想

更敦群培对翻译问题作出了一系列精湛论述,这些译论对藏族翻译界,乃至我国翻译界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他的翻译思想主要表现在内篇和外篇两个层面上。内篇的译论包括翻译的标准、思维方式、方法及风格等;外篇的译论包括翻译的目的、功能,翻译批评的原则等。

更敦群培的斯里兰卡游记内容及价值探析

斯里兰卡与我国以佛教文化为纽带的友好交流自法显以来一直延续至今。在藏族文献中,很少有涉及斯里兰卡的研究,真正对斯里兰卡的历史地理、宗教文化等进行详细考察的藏文文本,则是藏族高僧、人文主义先驱更敦群培在20世纪40年代游历南亚期间所写下的游记。他留下的珍贵文字记载和其他资料,不仅比较全面地记录了他对斯里兰卡的自然和人文考察和研究,也使当时的藏族社会开始真正了解遮蔽在印度光环下的佛国斯里兰卡。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藏族文化的视野,也为后人了解当时的上座部佛教保存了第一手资料。更重要的是,促进了南亚文化与藏传佛教文化之间的交流和互动。在当今“一带一路”建设的视野下重读更敦群培笔下的斯里兰卡,分析其跨文化的学术思维,对于推动文化之间交往交流交融,具有重要的作用。

新思维史学观的倡导者:根敦群培与东噶·洛桑赤列——访当代著名藏族学者仲布·次仁多杰

根敦群培和东噶·洛桑赤列是近现代国际藏学界具有重要影响的大师级人物,他们有深厚的藏族传统文化功底,但不拘泥于传统思想的限定,用新思维史学观开创了现代藏学研究新天地,为我国藏族历史研究从传统经院式封闭史学跨越到现代人文科学化史学的探索做出了重要贡献。文章根据仲布·次仁多杰对根敦群培与东噶·洛桑赤列的相关研究,针对两位大师的生平与新思维史学观等问题进行了采访与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