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数字化转型框架研究:比较与镜鉴

数字化转型框架是转型实践中的理论模型和方法工具,有利于引导组织机构明确战略愿景、核心使命,以及实现转型目标的核心场景、动力机制和关键能力,最终帮助组织机构制定转型行动计划。以国际上75个有关企业(37个)、政府(15个)和教育(23个)三类数字化转型框架为研究样本,采用NVivo12质性分析软件分别对三类数字化转型框架进行编码。在词频和聚类编码分析、比较的基础上,探讨了三类数字化转型框架的共性和个性特征。研究发现,三类数字化转型框架的共同关键行动域是“数字战略和规划、数字技术和数据、数字人才和文化、数字信息安全与伦理、数字生态系统”;在个性特征方面,企业数字化转型框架关注客户需求和创新商业模式;政府数字化转型框架注重利用数据革新公共服务模式及其流程;教育数字化转型框架聚焦在培养师生数字素养方面。镜鉴国际经验,基于数字文明时代、转型内涵、框架特征、行动要素、实践逻辑五大视域构建了教育数字化转型框架,框架应用的成效和转型智慧的涌现,必须彰显“使用者设计”,遵循“自发秩序原理”和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底层逻辑。

文明互鉴: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重要意识

自晚清民初西方学术传入中国以来,基于西方话语体系和学术体系建构的文科知识体系近乎主导了中国文科百年以来的构建进程。在这百余年间,如何重塑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体系,重建中国理论话语一直都是世纪之题,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学人孜孜以求力图解决的目标,而“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命题的提出引发了又一轮激烈的研讨。文章指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不仅要立足中国实际、中国经验,更需要将中国文化放置于“文明互鉴”的视野下审视西方经验、西方实践以及西方理论。通过史实的梳证可知,包括“浪漫主义”“意象派”“新批评”“生态伦理批评”等诸多英美文论的形成明显汲取了来自中国文化哲学的元素。以此延展,文章提出了中外文论互鉴史研究、文论他国化变异研究、比较诗学变异研究等以中国为视角、以中国理论为建构方法的新领域,提出属于自身的标志性概念、创新性问题。做到知识自主,更要做到阐释自主,才能解决话语问题,解决人文社会科学“说不出”“不想说”“不敢说”的“卡嗓子”难题。

“国际中文教育学术理论构建与实践创新”大家谈

国际中文教育要抓好五个“必须”国际中文教育是一项桥梁工程——为世界各国建造通向中国、起交流互鉴作用的中文桥,为世界各国民众学习中文从而深度感知中国、了解中国提供帮助。国际中文教育要高效率不断发展,我认为首先要抓好五个“必须”——第一,必须明确认识国际中文教育的使命是要为世界各国培养他们国家所需要的两种中文人才:一是懂中文、会中文的“双语或多语人才”。

互联网企业ESG报告披露及鉴证研究——基于扎根理论的多案例分析

随着可持续发展的不断深化,ESG信息披露和鉴证成为当前的热门话题。鉴于互联网行业社会关注度较高,港交所互联网行业ESG表现相对较好,本文以港交所互联网行业中的龙头企业腾讯、阿里和京东三家公司为例,采用扎根理论的编码方法,对其ESG信息披露及ESG报告鉴证进行研究。研究发现,由于没有统一的ESG信息披露标准,三家企业的ESG披露各有侧重,显示出ESG报告的个性化特征,同时,ESG信息披露存在不完整以及未能充分执行“量化”汇报原则问题。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互联网企业ESG信息披露的特点,并提出对A股市场企业ESG报告披露制度的完善建议。

公共外交视域下的中外人文交流新思路

在全球范围内,多极化趋势引发了新的冲突格局,使得国家间的博弈外延到文化与观念领域。随着国际格局的不断演变,人文交流作为一种重要的公共外交手段,亟需弥合不同国家间多元文化特征和全球发展趋势之间的鸿沟,以满足中国与海外文化相互交流的新战略需求。中国所面临的全球人文交流与文明互鉴挑战,需要基于现有实践基础,面向核心问题、全球南方以及特定受众,制定精准的传播方案。这不仅有助于奠定多元文明共存、交流互鉴的思想基础,也有助于为具体的精准传播实践提供新思路和新视角,为中国与全球的对话提供有益补充。

重构共通意义空间:提升黄河文化传播力的现实需求和优化路径

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在保护、传承和弘扬黄河文化的大背景下,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提升黄河文化传播力,是黄河文化再次繁荣的历史机遇。通过梳理黄河文化传播力的现实需要和现存问题,提出从制度化、符号化、观念化和生活化四个维度重构黄河文化传播“共通意义空间”的路径,从而提升黄河文化传播力效能,促进黄河文化保护、传承和弘扬的正向循环。

从中国到世界:剪纸文化的交流与互鉴

剪纸悠久的历史,以及千年活态传承的文化现实,深刻影响了世界文明的发展,也为剪纸成为世界普遍性文化现象提供了可能。《世界剪纸艺术》两卷本图书展现了世界各地不同剪纸的样貌,以及剪纸作为一种跨文化现象的文化多样性。从中国剪纸看世界,从世界剪纸反观中国,这应当是一个双向互补的文明认知观与方法观,以“一带一路”的文化精神,去探索人类剪纸艺术的文明互鉴之路,用剪纸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世界的故事。

严复的文明互鉴之道及其现代意义

文明互鉴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核心内容。严复强调,学习西方先进文明要从学习西语入手,这是因为当时世界上的先进科学技术是以西语书写,要了解世界形势就必须直接阅读西文报刊。科学是西洋近代文明的精粹,严复主张取法西方近代政治制度,要从掌握构建西方上层建筑的科学原理入手。战争则是近代文明冲突的主要形式,严复对西方列强“无法与法并用而皆有以胜我者也”、文明与野蛮两面性并存始终抱以清醒的认识,主张文明对话,在重估中西文明价值中谋求新的平衡与综合。

非遗“出海”何以能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明绵延传承的生动见证,是连结民族情感、维系国家统一的重要基础。在确保非遗生命力的前提下,积极推动我国非遗“出海”,通过讲好非遗故事,不断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是一项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

全球文化新格局与国际传播新使命:“南方转向”的视角

当今世界格局变乱交织,危险和机遇并存,以“乌卡”(VUCA)为特征的全球风险社会已经到来。全球文化思潮激流涌荡,国际传播南北两极化态势加剧,“全球南方”成为推动全球治理变革的中流砥柱。本文以“南方转向”为视角,梳理全球文化新格局演进的趋势和特征,从共建全球社区、共享数智华流和共治数智技术等路径解析全球文化新秩序下国际传播所承担的新使命。

M-APSK鉴相算法与并行载波同步方法

为实现M进制幅相调制(M-APSK)体制下高阶调制信号的相位精细校正,将DVB-S2标准推荐的16APSK和32APSK的Q次方无数据辅助鉴相算法进行了扩展,以应用于64APSK、128APSK和256APSK等高阶调制。针对高阶调制的有效鉴相星座点占比较低时环路工作不稳定的问题提出了改进算法,通过对功率归一化后接收符号的幅值进行阈值判决,仅在高于阈值时进行鉴相,低于阈值时则不改变滤波器状态和相位补偿值,以提高星座点的鉴相有效性和可靠性,从而降低入锁门限。针对高速数传的符号速率非常高,而处理器的工作时钟频率相对较低的问题,提出了一种适用于M-APSK的并行载波同步方法,可以满足接收机工作时钟处理需要。相对于传统固定编码调制(CCM)的载波同步环路,该并行方法还可应用于可变编码调制(VCM)体制的频率跟踪。

习近平文化思想形成历程论纲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和历史高度,面对世情、国情、党情不断变化的新形势,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方面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一个不断展开的、开放式的思想体系,习近平文化思想之所以能够具备“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理论品格与思想特质,必当有其渊源有自的形成历程。揆诸习近平文化思想形成历程,文化自信塑造了其理论底色,文化发展道路明确了其发展指向,文明交流互鉴彰显了其天下立场,文化强国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展现了其宏远目标。习近平文化思想体现了鲜明的实践性与总体性、民族性与时代性、现实性与理想性、包容性与原则性的高度统一,是引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行动指南。

互鉴与共情:跨文化思想交流的两种范式

在跨文化思想交流中,互鉴与共情是两种关键范式。互鉴构成了跨文化思想交流的桥梁,而共情则是跨文化思想交流的情感纽带。从互鉴与共情的视角来解读费孝通先生16字箴言,“各美其美”体现了文化自信;“美人之美”代表了文化借鉴;“美美与共”反映了文化共情,“天下大同”则描绘了最终的理想愿景。此箴言的关键在于欣赏差异之“美”而非“丑”。从文字学和心理学角度分析“文明的冲突”与“容易”两个概念,可以凸显东西方对文化思想差异的不同观念。在跨文化思想交流中,中国古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智慧正是跨文化思想交流中互鉴与共情的核心要旨。

明清之际中国社会对欧洲文明的拒斥与接受

16-18世纪耶稣会传教士来中国传教,同时也带来了部分西方的科学知识。中国的儒家士人和士大夫群体中,有一部分人激烈反对、拒斥接受这些知识,也有一部分人乐于学习传教士带来的科学知识,接受并试图融合而后超越西方文化。拒斥的一方,有出于意识形态立场、政治安全角度考虑的,如《破邪集》的编辑者徐昌治,以及该书中收录的各色人等,如清初布衣杨光先;也有王夫之这样的大儒,从儒家经学中天文、地理知识的固有立场出发,批评利玛窦的地圆说和地球与太阳及诸行星的距离说。接受的一方表现出比较多元的立场,有徐光启的“超胜会通”说、方以智的“坐集千古之智”折衷说,也有以康熙皇帝为代表的“西学中源”说。“西学中源”说虽然最终不利于中国人虚心学习西方的科学知识,但也包含着一定的合理的文明交流互鉴思想,即在学习外来文明中的先进内容时,必须保持民族文化的主体性。

高质量发展引领下ESG信息披露的规制优化

ESG理念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高度契合。当前,我国ESG信息披露规制领域存在一些问题,包括政出多门不成体系、披露比率偏低、披露标准不统一、披露内容不全面、“漂绿”现象比较严重等。从ESG信息披露规制的发展趋势及特点来看,各国(地区)对ESG信息披露的规制趋向严格,规制方式多以硬法为主、软法为辅,比例原则得到重视和适用,全球可持续披露准则加速统一。为解决实践中出现的突出问题,与国际标准相接轨,新形势下我国监管机构应当软硬兼施优化ESG信息披露的规制方式、明确ESG信息披露规则的实体内容、采取多元化的监管方式以及引入第三方强制鉴证机制。

数智时代传播生产力:科技赋能文明交流互鉴的逻辑、特征与思路

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发展的实践路径。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历程,科学技术一直是推动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数智时代,国际人文交流合作频繁,形式多样,以5G、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为代表的前沿科技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国际人文交流作为数智融合传播主体,搭建了承载不同文明之间对话、交流、融合的传播场景,呈现出广泛传播性、深度嵌入性、时空场景性与数实融合性四个突出的传播特征。科技作为社会发展的先进生产力,通过各类国际人文交流合作,在传播、阐释和连接三个层面重塑着人类文明。科技创新为文明互鉴提供了新思维,搭建了新场景,不断探索人类文明跃迁的新路径。

转文化性:国际人文交流新思维——CGTN与拉美主流媒体交流分析

源远流长的中拉人文交流进入“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新时代,而人文交流的研究范式也经历了主体性、文化间性到转文化性的转变。国际媒体交流是基于对话合作的文化交流,以转文化性理论为基础探寻媒体交流,其情境从现实对话转向跨时空文明交融,模式从外交政策独白转向媒体合作共创,范式由主体信息传播转向多元价值共情。展望面向未来转文化背景下的媒体交流,认识论层面需要跨越时空寻求文化间合作共同空间,方法论层面需要用新兴技术构建面向受众的交流机制,本体论层面需要探寻人类自身的多元文明对话合作,从而实现文明交流互鉴。

文明互鉴新时期中医药学传承精华守正创新之道

中医药学作为中华文化的精粹,理应为建设健康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本文基于文明互鉴历史经验的梳理,直面摆脱传统、追逐西化、淡化国学、悬置中医原象思维的传承荒疏,提出将中医药学守正创新置入文明互鉴的时代环境中,以史为鉴,参悟经典,确立中医原创思维的主体地位,不断发展、完善中医药学科体系,充分展现中医药学原发创生性的勃勃生机。

全球文明倡议下中非出版合作的文化基础与实践路径

在全球文明倡议的背景下,非洲去殖民化的思潮与中国构建中国特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有许多相似的历史源头和时代背景,这为双方在出版领域开展更大规模、更广领域的交流合作提供了良好基础。文章回顾了中非出版合作的历史背景和发展动态,梳理了从文明等级论到文明交流互鉴理念的演变,总结了中非在传统思想文化层面的共通性,沿着中非思想文化交流的脉络,通过中非合作的历史背景引出中非在出版领域的合作。中非出版合作模式的实践经验可以总结为三个方面:立足中非共同的文化基础与价值观念,依托中非合作的历史与时代背景以及关注中非现实的出版议题。中非出版合作,一方面应该建立中非学者共享的学术出版平台,基于学术成果开发中非思想文化的共通性;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出版合作将中国在非基础设施项目打造为中非情感交流和文化交融的纪念碑,这对于提升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明代《古今医鉴》版本、订补及学术贡献

《古今医鉴》八卷,明代龚信编辑,其子龚廷贤续编,成书于明万历四年(1576),刊刻于万历五年(1577),由周曰校的万卷楼刊刻。此后周庭槐再版刻印,八卷,改书名为《新刊古今医鉴》。周四达又请王肯堂对《古今医鉴》进行校正,以初刻本为底本重新刊刻,名《重刻古今医鉴》,仍为八卷,此本显示出由王肯堂校注修改的痕迹,其成书时间当在初刻本与周庭槐本之后王肯堂十六卷本之前。王肯堂之后又对《古今医鉴》重新进行了全面修订整理,勘误补漏,阐释医理,调整方药,加工润色,并改成十六卷本重新刊印,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明万历十七年(1589)由叶华生刊印完成《王宇泰先生订补古今医鉴》。尚见“姑苏文台沈公本”,是以初刻本为底本刻印的活字本,刻印时间为日本元和年间(1615—1624)。本书对临床各科百余种病证进行阐述,荟萃古今诸家之论,完整保存了确有效验的官府、民间验方及父子二人所创方剂,在诸多方面具有创新,做出了重要的学术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