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经济对性别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基于CFPS数据的经验分析

数字革命催生的平台经济以强大的就业效应重塑劳动力就业形态和收入分配机制,为缩小性别收入差距带来契机。文章基于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考察平台经济发展对性别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通过改善女性就业条件、削弱女性家庭责任限制、便利女性就业搜寻及提升女性人力资本,平台经济提高了女性劳动者的就业能力和就业机会,给女性劳动者带来比男性更大幅度的收入增长,从而缩小性别收入差距;性别收入差距缩小效果对已婚、中低技能、受雇型及服务行业的劳动者群体更为明显;当今劳动力市场上禀赋收益率差异(性别歧视)依然是性别收入差距形成的主要来源,女性具备的平台经济接入优势和回报率优势都对性别收入差距起到收敛作用。

性别红利:脱贫户女性非农就业的家庭收入增长效应分析——基于2015~2020年2860个样本数据

在脱贫地区人口红利由正转负的背景下,确保脱贫户持续稳定增收而不返贫是后扶贫时代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通过使用贫困人口信息表构造的2015~2020年脱贫户女性劳动力面板数据来研究其非农就业对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影响,并采用工具变量法来解决内生性问题。回归结果表明,脱贫户女性非农就业会显著地提高其家庭人均纯收入,即性别红利得到经验佐证:女性非农就业时间每增加1个月,家庭人均纯收入会显著提高1.17个百分点;家庭非劳动力负担会显著抑制女性非农就业而减少家庭收入;村域经济发展有助于女性当地非农就业而增加家庭收入;在受教育水平较低的情形下,健康是女性人力资本的首要因素,其对农户人均纯收入的影响是其受教育程度的36.5倍。因此,推进性别平等、创造就业机会、加大技能培训、增加社区公共服务将是释放女性劳动力潜能的必然措施。

性别红利:理解社会经济发展的新视角

占人类二分之一的女性,在走向性别平等的过程中,将对其自身以及社会经济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这是一个发展性的时代命题。本文在女性主义、女性经济学和人口红利的理论基础上,结合社会经济发展的具体实践,从个人发展、家庭发展和经济发展三个维度提出了性别红利的分析框架。随着女性主义和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女性地位逐步提升,加上人口转变带来了生育率的下降,越来越多的女性得以从家庭和生育中解放出来,实现了经济独立和个人发展,不仅为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也有利于提升家庭发展能力、破除贫困代际传递,这即是性别红利效应。该分析框架的作用不仅体现在对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性别问题和发展理念的变革,而且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去理解家庭、社会、经济发展甚至文化传统的变迁。

性别红利的现实困境与未来走向

性别红利是国际上在企业管理和性别研究领域出现的一个新兴概念,意指女性充分参与经济活动能够显著拉动经济增长,为企业和社会带来稳定收益。通过对西方发达国家女性盈利能力与消费能力的论证,充分说明了性别红利在今时经济体系中的价值。但是由于受到传统观念的束缚,仍然存在着诸多阻碍性别红利产生的现实困境。必须广泛建立性别均衡化的企业生态系统和国家、组织管理系统、推进投资女性战略及充分利用性别红利,才能更加有效地促进经济的繁荣,推动国家的健康发展趋向。

3岁以下随迁子女的父职照料对流动女性就业参与的影响研究——基于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综合运用Probit模型、工具变量法和交互效应检验,分析3岁以下随迁子女的父职照料对流动女性就业参与的影响程度以及这种影响的代际和户籍异质性,并进一步检验了家庭特征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显示,3岁以下随迁子女父职照料对流动女性就业参与存在显著的正向激励。相较于母亲单独照料3岁以下随迁子女,父职照料使流动女性就业参与的概率提升约35.4%,且这种影响存在代际和户籍方面的异质性。此外,进一步的交互效应检验还发现,家庭经济状况和最小随迁子女年龄发挥着正向调节作用,即3岁以下随迁子女父职照料对流动女性就业参与的正向影响,会因为家庭经济状况越好和3岁以下随迁子女的年龄越大而越明显。

性别平等中的教育性别差异与“性别红利”

教育均等是追求性别平等过程中不可忽视的方面,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教育回报率随教育层次提升的增长,在当前新发展阶段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文章聚焦于性别平等中的教育性别差异问题,定量分析我国各个教育层次的性别差异发展趋势及其影响因素,以及评价新中国成立之后女性教育发展得到政策支持的效果,最后回归到“人口红利”渐行消失这一背景下,探讨如何充分发挥女性的人力资源优势及其衍生效应。

3岁以下随迁子女照料对流动女性就业参与的影响研究

本文把3岁以下随迁子女照料分为家庭照料和社会化托育服务,利用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综合运用Probit模型、工具变量法以及交互效应检验,考察3岁以下随迁子女照料对流动女性就业参与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纠正内生性偏误后,与母亲作为主要照料人相比,其他家庭照料主体参与照料对流动女性就业参与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其中,父亲参与的照料能够使流动女性的就业概率提升约30%,而祖辈照料则使流动女性就业概率提升约58%。另外,选择社会化托育服务对流动女性就业参与也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进一步的交互检验表明,母亲照料1-2岁和2-3岁随迁子女会使得其就业概率更低,分别是照料0-1岁随迁子女的9.4%和7.7%。

家庭化迁移对流动女性就业质量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基于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运用OLS模型和工具变量法分析家庭化迁移对流动女性就业质量的影响,并引入随迁子女照料这一中介变量,分析家庭化迁移影响流动女性就业质量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家庭化迁移对流动女性就业质量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且这种负向影响在从事中低端职业的流动女性中表现得更为突出。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家庭化迁移通过提高流动女性照料随迁子女的概率来影响其就业质量的提升,且这一中介路径的影响效应在从事低端职业的流动女性中更加明显。相关部门应重视家庭化迁移对流动女性就业质量的负面影响,并采取措施进行消减,尤其要关注从事低端职业的流动女性就业质量不高和流动家庭中的随迁子女照料支持不足等问题。

性别观念、家庭地位与农村女性外出务工

利用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实证研究了性别观念对农村已婚女性外出务工的作用,并在此基础上考察女性家庭地位在促进这一作用上所扮演的角色。研究结果发现:具有现代性别意识观念的女性显著地提高了其外出务工的概率,这中间起作用的主要是女性性别角色认同观念;同时女性家庭地位的调节作用明显,女性家庭地位的提高进一步强化了性别观念对外出务工的影响效应。在解决内生性问题和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依然显著。对受教育程度和区域的差异性分析中发现,农村中低学历女性群体和中西部女性群体性别观念对其外出务工的作用存在显著的影响,而在高学历群体和东部地区并不显著。研究尝试为理解我国农村女性外出务工的现象提供一个解释视角,倡导通过性别平等来释放女性在家庭社会经济中的性别红利。

全面二孩视域下我国推进就业性别平等的立法构建

男女两性就业机会、获取报酬、晋升等平权是男女平等原则在经济领域的具体体现。一直以来,女性在孕、产、哺乳期阶段的就业、酬劳、晋升仍面临不同程度的困难。虽然我国立法对女性就业保障有系列规定,尤其是2018年针对女性在孕、产、哺乳期的就业歧视,有关部门颁布了具体细致的“禁令”,其核心要义是让全面二孩政策付诸落实。但专门立法的缺失、现行立法的零散及层级低下无法有效应对当下生育意愿低迷,进而影响人口出生率低下的现象。应当以人口红利衍生的性别红利理论为导向,结合我国港台地区推进就业平等的立法经验,以此构建推进性别平等、追求性别红利,最终提升人口数量的法律制度。

性别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女性承担着社会再生产和人口再生产的双重角色。女性劳动力参与不仅关系到女性自身的福利和发展,同时能提高整个社会的劳动供给,对社会进步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基于人口红利的理论基础,本文从性别红利与宏观经济增长关系的维度出发,利用1991~2019年188个国家的面板数据为样本,使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回归考察性别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研究的结果验证了以下3个研究假设:性别红利的提高促进经济增长;少儿抚养比的提高抑制性别红利的释放;就业结构的升级促进性别红利的释放。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视域下的性别——年龄平等红利

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探讨激发中老年人口性别—年龄红利的思路举措。结果表明,中老年女性的人力资源充足且稳定,资本禀赋大大改善并将持续改善,由此构成性别—年龄平等红利的生发基础。激发性别—年龄平等红利,必须突出"积极"意涵,扭转以"养"为主的政策思路,延伸生活领域的积极"保障"至生产领域的"老有所为""老有所用";必须关照全生命周期的性别平等,消除媒体和社会文化对她们的偏见、歧视等负面认知,充分激活中老年女性的生产性潜能和多维价值,为她们提供全面参与社会的友好环境;必须努力剥离已然内化的性别—年龄刻板印象,提升社会参与的主观能动性,带动中老年男性人力资源的更充分利用,由此将部分青壮年劳动力从一些服务性行业中置换出来,从事与其资本禀赋更匹配的行业和职业,形成更大且正向的经济社会效应。

性别角色观念、家庭照料与流动女性劳动参与——基于CGSS2015的实证研究

流动女性的劳动参与对于释放其所蕴含的性别红利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5年CGSS数据,使用计量模型验证了性别角色观念对流动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并引入家庭照料这一中介变量,分析了性别角色观念对流动女性劳动参与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性别角色观念是流动女性劳动参与的文化抑制因素,并且这种抑制作用在流动女性内部产生分化,仅对老一代流动女性的劳动参与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此外,性别角色观念不仅直接抑制了流动女性的劳动参与,还通过家庭照料的中介路径间接影响其劳动参与。

育儿对已婚女性就业的影响——基于代际分担的调节效用

随着女性职业社会化,育儿对已婚女性就业的影响日益凸显,全面二孩政策更使得已婚女性面临着育儿和工作的双重压力。以2015年CGSS微观数据为基础,从家庭视角检视育儿、代际分担对已婚女性就业的影响,结果显示:对于6岁以下的幼儿而言,母亲仍是主要的照料者,育儿对于已婚女性就业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代际分担对育儿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育儿对女性就业的负向影响;育儿对已婚女性就业的影响存在城乡差异,对城镇已婚女性的影响明显大于农村已婚女性。国家和社会应通过发展公共托幼服务、鼓励家庭代际分担等路径,帮助已婚女性平衡育儿与工作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推进已婚女性充分就业。

“性别红利”视角下农村成年女性继续教育策略研究

当下,国农村成年女性继续教育参与率不高是源于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内在学习动机不强、教育机会受限、传统观念制约等原因。基于“性别红利”视角,从国家角度对农村成年女性接受继续教育的发展提出以下建议:加强男女平等文化宣传,促进人民意识觉醒;发挥妇女组织力量,增加农村成年女性受教育机会;基层组织发挥号召力量,激发农村成年女性学习动机;另外,家庭的支持也是农村成年女性继续接受教育的原因之一。

最优退休年龄、性别差异优化与二次人口红利

基于消费效用最大化视角测算不同性别最优退休年龄,并据此测度二次红利效应。研究表明:优化延迟退休年龄会对劳动力供给产生重要影响,效用最大化的男性和女性平均最优退休年龄分别为63.28岁和54.92岁,其总和劳动参与率分别增加3.94%和8.59%;直接影响最优退休年龄的因素对女性作用更强,而直接影响劳动参与率的政策是否具有弹性以及劳动力对政策认知程度两个因素对男性表现出更强的互补替代效应。

流动人口家庭收入的性别红利效应分析

女性流动人口的劳动供给对于提高个人及家庭人均收入,以及对支持经济增长均有积极的作用。基于2017年度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CMDS)微观数据,研究流动人口家庭收入的性别红利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提高流动人口非农就业可以获得家庭性别红利。家庭性别红利的获得是人口红利获得的重要来源,可以有力缓解人口红利的弱化对现代化发展带来的挑战,由此推论出开发性别红利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性。

信息技术、性别红利与要素收入分配

本文结合工作场所"性别红利"分析视角来考察信息技术应用对企业要素收入分配的影响。基于信息技术与性别红利的互动如何影响企业分配的理论逻辑,进而利用世界银行的中国企业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平均而言,信息技术应用将对一般性劳动力产生替代效应,使得劳动收入份额降低。不过,由于信息技术具有性别技能偏向性,相比于男性体力密集型技能,女性的认知社交技能更受偏爱,因而,随着企业内的女性占比提高,信息技术与女性技能的互补效应得到彰显,从而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上升。在资本密集型、重工业、大规模以及出口企业中,信息技术与性别红利的互补效应更加明显。研究的结论能够为在新一代信息变革进程中,如何更好处理要素收入分配关系以及消弭性别不平等提供新的政策启示。

从人口红利到性别红利--性别平等视角下广义社会经济效应的理论思考

人口红利是学界关注的核心研究议题之一,但既往研究却忽视人口红利中所暗含的性别结构视角,迄今尚未充分关注性别平等视域下可能带来的广义社会经济效应。从理论上看,从人口红利转向性别红利不仅需要交融和拓展经济学、人口学、社会学、女性学等学科的相关概念,同时还要充分考虑到构成支撑性别红利的多元理论分析框架。综合而言,性别红利广义社会经济效应特指性别红利在社会领域、经济领域及社会经济之外的政治领域、文化领域和环境领域等所有面向的综合效应,其中各效应又呈现出内涵丰富且多样面向的具体表现形式。因此,进一步挖掘从人口红利转向性别红利的理论建树及探讨收获性别红利广义社会经济效应的现实路径,不仅是理论界的重要使命,同时也是现实的客观要求。

“性别—母职双重赋税”与劳动力市场参与的性别差异

文章借助"性别—母职双重赋税"理论框架和Heckman选择模型技术,探讨18～39岁男女两性在职场机会、过程和回报方面的差距。结果发现,性别之间、性别之内、母职与父职之间都存在差别。在职场参与的不同环节和生命历程的不同阶段,"重税"呈现出3种不同的作用机制:就业门槛主要由性别—婚姻驱动,职场中断由婚姻—生育驱动,酬薪由性别—生育驱动。在传统观念有所强化和结构环境更为逼仄的背景下,生育政策的解缚将增加女性生育事件的发生次数,使她们面临更大的职场困境。通过家庭友好政策、企业分担社会责任、媒体广播平常育儿心态等手段来减轻"性别—母职重税",帮助有(连续)就业意愿之人实现理想,或许可形成从"重税"到"多赢"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