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性别居民的个人收入与幸福感的背离现象研究——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证据

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通过统计分析发现,女性平均的个人收入远远低于男性,但是女性平均幸福感与男性持平,可将这种性别之间的幸福感与个人收入相背离的现象称作"性别-收入-幸福悖论"。从家庭性别分工的角度对此悖论进行了解释:性别工资差异主要由男女的家庭角色定位所导致,虽然不同性别的个人收入不同,但最终男女双方共同分享家庭总收入。所以,是家庭平均收入而非个人收入决定了幸福感的高低,因而会出现男性和女性的幸福感大体相等。实证检验发现:无论男性还是女性,个人收入都对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加入家庭平均收入之后发现,只有家庭平均收入增加才会显著提升个人幸福感。最后,稳健性检验也表明上述结论是可靠的。

论《历史人》中芭芭拉·科克的悲剧人生——从女性性别角色层面解析

马尔科姆·布雷德伯里在其代表性学界讽刺小说《历史人》中,塑造了芭芭拉·科克这个在社会上发挥着有限作用的非典型女性知识分子形象。芭芭拉从循规蹈矩固守家庭角色分工,到自我选择、自我解放以寻求自我实现,直至最终自杀,既有时代环境影响的政治因素,也有职业身份、地位、生理决定的经济因素,更有源远流长的男权文化影响因素。芭芭拉悲剧人生的实质,在于无论是在契约模式婚姻中还是在冲突模式婚姻中都无法解决女性在家庭中地位低下之悖论,在于男性与女性之间依存与对立、忠诚与背叛以及女性家庭角色与社会角色的矛盾冲突。芭芭拉形象反映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知识女性在传统与现代、保守与激进、女性与男性多个维度对立斗争中艰难探索的生存状态。这对于探讨妇女定位及解放的伦理价值具有多方面的启示意义。

沉默在历史背后的聒噪——《列女传》的社会性别研究

以社会性别视角对《列女传》中的典型人物形象伯姬进行解读,就不难挖掘出被压抑在文本背后的女性内心经验,有助于我们探索在传统父权文化体系中的"男权话语"主观"想象"女性形象所生成"虚假价值",和通过话语的操作内化为妇女的内心行为规范的真相。

论哈金小说中的性别政治

美籍华裔作家哈金的小说充分展示了性别关系中的政治性内涵,即男女两性关系也是一种权力结构的关系和组合。而男性创作主体哈金对其笔下女性形象的营构方式,则呈现了性别政治的残酷现实。哈金倚恃男性在社会文化上的优势地位,对“女”“性”津津乐道,在文字上对女性恣意凌辱,欣赏对女性的凌霸,从中获得心理乃至生理上的满足。男性作家在理性认识上和创作实践中折射出其性别政治观上的矛盾或悖论。

性别平等悖论:全球青少年数字性别鸿沟及其性别文化解释——基于PISA2018数据的跨国(区)分析

数字能力对信息时代女性的社会融入与赋权至关重要。尽管数字性别不平等或鸿沟已引起重视,但鲜有研究系统考察全球数字化性别不平等的真实现状及原因。受数字化不平等与社会性别平等文化理论的启发,利用PISA2018全球数据,采用跨国(区)分析的方法考察青少年数字能力的性别不平等及文化解释的适用性,最终获得如下发现:其一,女性数字能力低于男性,该趋势在所有样本国家或地区均成立。其二,在控制多层次混淆因素后依然发现性别差距存在,证实了数字化性别不平等(鸿沟)的真实性。其三,基于多元回归技术的跨国(区)分析不仅未支持社会性别平等的解释,还发现了性别平等悖论的结论,即社会层面性别越不平等的地区,数字化性别鸿沟越小。同样令人讶异的是,社会数字态度的性别差异也无法有效解释该悖论。

国际比较视野下的公共家庭政策与两性就业平等关系——基于“福利国家悖论”现象的考察

自“福利国家悖论”提出后,西方学术界对公共家庭政策的悖论效应进行了大量的理论阐述和实证检验。“福利国家悖论”揭示了父母育儿休假、公共儿童照料服务等家庭政策虽能促进女性劳动参与,但却会通过强化雇主对女性的统计性歧视、妨碍女性自身的人力资本积累以及将女性吸引到服务类岗位等机制阻碍女性的职业发展与收入提升,进而深化男女两性的职业隔离和收入差距。然而目前已有的那些基于国际比较视角的实证检验结果却存在不一致,支持与反对的证据都存在,因此,中国在积极发展“二孩生育政策配套措施”的背景下,选择家庭政策工具时需要全面审慎的考虑。

中国当代女性电影的人格塑形与叙事策略——以《嘉年华》《找到你》《宝贝儿》为例

从《嘉年华》《找到你》再到《宝贝儿》,这三部女性题材电影都充满着某种潜在的呼应社会话语流变的意味。在美学表达和叙事策略上,中国当代女性电影较早期的女性电影有内在的承接和外在的开拓,但在女性困境的纾解这一议题的表述上,仍然存在某些局限性。对中国当代女性电影的梳理和分析,是立足当下中国电影的基本面,试图从中找到女性电影新的叙事策略,从而真正体认新的女性主义理论和新的现实社会图景。

性别视角下的一篇悖论式文本——《为奴隶的母亲》新解

从性别批评的角度看,左翼作家柔石创作的《为奴隶的母亲》是一篇典型的“悖论式文本”:一方面,通过描写女主人公春宝娘在“典妻”陋习下的悲剧性命运,作家柔石真诚为女性立言,作品因而具备批判男权文化的性别主题内涵;但另一方面,男性创作主体对春宝娘“母性”的过度挖掘与表现,不仅隐含“母性就是女性”的男权主义逻辑,而且更于无形中重构传统的母性神话。漠视女性主体性的“良母”形象塑造,最终成为柔石本人受男权文化观念影响的无意识表露。

一碗水端不平?中国家庭双向代际支持的性别悖论

本研究基于三期中国老龄社会追踪调查数据,考察了家庭双向代际支持中的性别悖论,即女儿相对于儿子向父母提供的支持更多但父母却给予儿子更多支持的现象。本研究通过建立家庭内部父母与子女的多元情境动机模型来解释该现象:女儿和父母倾向于形成情感驱动与即时交换相混合的代际支持模式,具有日常性质;而儿子与父母倾向于形成文化规范和延时交换相混合的模式,具有托底性质。这两组模式的复合效应导致了群体层面的性别悖论。通过对性别悖论的探索,本研究进一步揭示了我国剧烈社会转型背景下个体与家庭之间的张力,呈现出中国家庭向个体化转型过程中既受制于传统社会结构,同时也积极开展主动性文化实践的复杂面貌。

“红玫瑰与白玫瑰”悖论——《人生》中高加林的心理欲望探析

路遥笔下的高加林作为"城乡交叉地带"的知识分子典型,至今仍散发着特殊的时代魅力。高加林身在农村、心在城市的存在特征使他成为一代农村知识青年的代表,他在爱情方面的遭遇也是当时的突出问题。通过对高加林的心理欲望以及与刘巧珍、黄亚萍的情感纠葛进行解读,可以发现高加林在刘巧珍和董亚萍之间遭遇的取舍难定、藕断丝连的"红玫瑰与白玫瑰"悖论。

奥娜的堕落——辛克莱两性伦理观的心理学机制

《屠场》的女性人物塑造反映了辛克莱悖论性的两性伦理观,这源自辛克莱的创伤经验以及由此而形成的自我中心心理机制。辛克莱的伦理价值观具备自我建构性特征,他的正义诉求是自我实现的表现形式。

论社会退缩

所谓社会退缩,指的是个体对任务的放弃,其本质在于未能坚持决心,是竞争受挫后的消极反应。它不仅仅是个体行为,更是由社会结构和文化因素导致的。社会退缩可以理解成一种空间转换形式,并通过可见技术和不可见技术具体实现。社会关系建构方面的退缩可能对个体心理和人际关系产生消极影响,严重者还可能弥散影响到整体社会心态,影响社会和谐与发展。建设多元差异的社会文化是减少社会退缩、改善社会消极心态的根本解决方案。

重写性别伦理——论《荒芜的答案》中的现代爱情观与新女性意识

罗莎蒙德·雷曼是20世纪初"中额"文学的代表作家,长期以来被"现代主义"和"宏观叙事"的话语所遮蔽。雷曼凭借《荒芜的答案》成为一战后一代年轻人的代言人,通过再现战后流动的性别角色和情爱观念的变革,该小说改写并重塑了传统性别伦理。面向保守的中产阶级读者,雷曼抛出的是极具争议性的"性"话题,如女性性欲、性别角色的错置、甚至同性之爱,我们需要把这些问题放置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伦理环境转变的语境中进行考量。《荒芜的答案》的女性意识杂糅着"激进"与"保守"的态度,为我们解读"中额"文学的伦理立场和现代性悖论提供了一个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