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歌录考辨

唐人作有不少歌录,两《唐书》未录唐人歌录的原因是缘于其追求雅正的修史标准,这从其对唐代燕射歌录和燕射歌辞的有意舍弃就已清晰反映。而这样的收录原则也直接影响到了后世歌录的编撰,如郭茂倩在编撰《乐府诗集》时就在燕射歌辞一类中对唐代燕射歌辞一首未录,而将其大量归入专收隋唐以来杂曲的近代曲辞。唐代歌录的留存样态较为复杂,唐人有时会把歌录叫作乐录,而有些收录歌辞的诗集却又不以歌录命名,有些名为乐府的典籍虽然也载录了一些唐人乐府诗,但又不一定是唐代歌录。

宋人注杜的三种整理本考察

宋代杜诗学极盛,有“千家注杜”之誉。宋人对于杜诗的注释,是杜诗学史上的开创和奠基之作。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三种宋人杜诗注释的整理本,分别代表了古籍整理的三种类型:《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是在原本散佚较多的情况下辑佚而成的整理著作;《新定杜工部草堂诗笺斠证》,是在原本基础上进行了正本清源、斠证发微、订讹掘隐工作,而与原本相较,成为了一种融合较多整理者见解的新著;《新刊校定集注杜诗》,则是恪守古籍整理规范,重在校点勘误、旨在恢复原貌的精审著作。

吴若本《杜工部集》研究

吴若本《杜工部集》是较早的杜集定本,清初钱谦益《钱注杜诗》曾以之为底本,然其原本已经佚失。洪业在《杜诗引得序》中对吴若本的真伪提出十点质疑,并最终认为吴若本并不存在,乃钱谦益伪造之本。此后张元济又提出,商务印书馆1957年影印的《宋本杜工部集》乃是吴若本。受其影响,洪业也改变了最初的观点,承认此本确为吴若本。不过这个观点经过此后学界的反复讨论,最终被确认是错误的。吴若本虽已散佚,但仍可从《钱注杜诗》中探寻其概貌。该本保存了南宋初年杜集编纂的原始面貌,具有珍贵的文献版本价值。

北宋“话”体诗学论辨

“话”体诗学批评兴于北宋,其传统有二:一是诗学批评传统,二是诗学叙事传统。前者表现为以诗人诗作诗艺为具体批评案例的诗学批评、艺术探讨,这是构成“话”体诗学的评论性因素,诗话著作因此而在后世目录学中被归于“诗文评”类;后者表现为讲述诗人诗作的故事或考征典实,这是构成“话”体诗学的史实因素,诗话因此而始终“体兼说部”。该文首先考察诗话与多种文体的渊源关系,其次考辨《唐宋分门名贤诗话》、《古今诗话》、《诗话总龟》,提出三书一体同源的看法,澄清了自宋人以来的一些误解,并比较其与《渔隐丛话》体制形态之异同。

论清人编宋诗选本的地域不平衡性

清诗承明制,复古习气不改,此其同;明人喜言唐,清人则多尚宋,此其异。清人编辑宋诗选本,作为对清代宋诗运动的一种回应,也打上了极其鲜明的时代诗学思潮印记,并成为选家诗歌审美观念的实践载体。然究其实,此种行为,并非仅体现为编选者单纯的文学活动,它还与当时的政治环境、经济状况、地域文化、选家素养、刻书水平、藏书条件等因素关系密切。受这些主、客观条件的制约,清代宋诗选本的编刻上,则呈现出鲜明的地域不平衡性特征,即编刻活动主要集中于江南地区。

《宋诗钞》与清初宋诗风的兴起

《宋诗钞》的编选、刊刻及流传是清初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事件。《宋诗钞》被广泛赠送京师著名诗人,为宋诗风由京师向全国的传播打下了基础。吴之振、吕留良的宗宋诗论,尤其是对江西诗派的推重,大大促进了宗宋诗风兴起的进程。

以宋本为核心的杜诗篇目总量探讨

本文以二王本(宋王洙、王琪《宋本杜工部集》)为底本,以宋代传世杜集为主体,结合清代及当代学者整理的重要杜集,对杜诗存量进行统计分析,力图呈现杜诗总量的形成过程。杜诗传世主体为二王本之正文,后世陆续增补杜诗40余首。但在二王本正文中的杜诗,也有20余首未被之后的宋本杜集收录。杜诗总体变量基本在补遗作品的认定取舍间波动。分门本(宋佚名《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分类本(署名宋徐居仁、黄鹤《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和刘批本(宋刘辰翁批点、元高崇兰编辑《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集》)形成了清本和当代杜集的基本格局。当下认可的杜诗应为1455首。

宋代杜诗的辑佚

杜甫的原集在他去世后不久就已散佚，宋代“二王”本《杜工部集》是杜甫诗文集的第一个定本。宋人在“二王”本的基础上陆续对杜诗进行拾遗补缺，共得佚诗４６首。今存之《续古逸丛书》影宋本《杜工部集》与文献记载中的“二王”原刻本在诗歌数量上有抵牾不合之处，即前者较后者多收诗歌５首。宋代不同版本的杜诗集注本所收杜诗的数量不尽相同，本文对宋代各种集注本所收之杜诗进行了准确的数量统计与评述。

《词综》与《乐府补题》的关系——兼论浙西词派咏物词的演变

朱彝尊在编纂《词综》过程中发现了《乐府补题》的版本,并将其大部分词收入《词综》,这扩大了《乐府补题》的传播范围。朱彝尊等人以“拟补题”和“后补题”形式创作了大量咏物词,这形成了浙西词人的独特风格,也影响了以后浙西词派的发展趋势。

宣城地方文献中的宋佚诗——《全宋诗》补辑

《全宋诗》有不少遗漏。本文从几种宣城地方文献中辑得宋佚诗六十余首 ,尤以嘉庆《泾县志》为多 ,其中有些作者未入录《全宋诗》 ,这对《全宋诗》

补《全宋诗》81首——新补《全宋诗》之二

据《百菊新谱》、《(雍正)四川通志》、《鄮峰真隐大曲》、《机缘集》及《续机缘集》、《宋诗纪事》等资料可得《全宋诗》未收之诗81首,并句5则。

论宋代藏书诗的创作及文化意义

文化昌明的宋代,藏书事业高度繁荣,由此带给诗歌创作诸多新主题,催生大量藏书诗。宋代从事藏书诗创作主体遍及各群体,帝王、宰辅、文人、隐士……宋代藏书诗以藏书家为观照对象,以藏书活动为咏歌主旨,以藏书楼为审美意蕴,彰显藏书与"家庭精神"、藏书与读书、藏书与文化传衍等一脉相承的关系。宋代藏书诗创作,开启了元明清藏书诗繁荣之端,并为晚清近代以来叶昌炽等创作藏书纪事诗作出重要影响。

宋人总集编纂的文体学贡献和文学史意义

总集的编纂与中国古代文体学密不可分,是文体分类、文体理论批评以及文体形态深化研究的渊薮。宋人总集编纂的繁荣与成熟,在中国诗文选本的发展过程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同样,宋人总集编纂在中国古代文体学史上也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对文学史上的文学运动、文学流派和文艺思潮等都有很大影响。

唐宋词律辩正

清代初年《词律》与《词谱》的编订,为词体的格律建立了规范,但它们不仅误收一些其他韵文为词调,又失收一些词调,在细致分体时亦遗漏有重要的别体;此外在调名、分体、韵位、断句、分段及字数等方面均存在不少讹误。按照律词的观念对以上问题进行清理与辩正,有助于制订新的词谱,并由此建立新的词体规范。

宋代疑经思潮与三家《诗》的辑佚

三家《诗》的辑佚始自宋代王应麟的《诗考》。《诗考》的撰写受朱熹的启发,但更是宋代疑经思潮的表现。《诗考》一书虽存在不少缺点,但王应麟的辑佚方法,《诗考》的内容、编写体例对清代三家《诗》的辑佚有示范意义,王应麟辑佚所得也成为清代三家《诗》辑佚的校勘材料。

谈毛晋《宋六十名家词》的文献编纂——读《四库全书总目·词曲类》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词曲类》对毛晋《宋六十名家词》有很多的评判。四库馆臣首先肯定其在考据、流播诸方面的功绩,但更多的是指摘,比如指责其不重底本、校勘草率等。究其原因有二:一是,毛词刻本确有不足——其实校书如扫秋叶,旋扫旋生,毛晋如此大规模的刊刻词本,怎能保证没有一些疏漏?二是,清人对前朝文献本能地带有主观拒斥的态度,有时甚至不免吹毛求疵。这除了政治的因素以外,更主要的是两种学术传统——汉学与宋学的冲突,这种现象的产生实际不过是学术史上的"破立"之例罢了。

《全宋诗》乐章辑考——新补大晟府乐章50首及其他乐章辑考

从宋人别集新辑录大晟府乐章50首,这些当为赵鼎臣任秘书少监时所作,又新补楼钥乐章1首,以及从《全宋诗》所收乐章考得有姓名者93首,略作校订,以助《全宋诗》之完璧。

从温州地方文献订补《全宋诗》

《全宋诗》有不少疏误。本文就温州地方文献中发现的《全宋诗》编者所失收的作品及疏误之处,进行了辑佚和订误,为《全宋诗》的完善及温州地方史的研究提供参考。

论《乐府诗集》中的民歌分类及价值

宋人郭茂倩编纂的《乐府诗集》是一部乐府诗总集,其中收录了大量的宋以前的民歌,编纂方法上是民歌与文人的作品杂然并存,相和歌辞、杂曲歌辞、杂歌谣辞中保留了较多的民歌,在这些民歌中,以汉乐府民歌和南北朝时期的乐府民歌最具有典型性和研究价值。

林之奇诗辨伪——兼论《拙斋文集》的版本源流

据林之奇《拙斋文集》卷三,《全宋诗》收入到其名下的二十九首诗并非林之奇的作品,是从《宋文鉴》他人作品中挑出,掺入其文集中的。《拙斋文集》大陆现存六部,考察这六个本子的源流及其关系,可知伪作出现的时间大体在元明之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