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现代中国文学史书写的美学范式与谱系

自20世纪60年代至今,美国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书写思想多元,成就斐然。其书写路径最具代表性的是夏志清的新批评美学、许芥昱的政治美学以及王德威的后现代主义美学。不同时期美学范式的变迁反映了中美关系变迁、西方文学理论思潮冲击以及汉学史的内在流变等诸多因素。内外因素交织的历史语境生成了文学性历史与历史性文学的辩证以及解构主义思路。通过考察三位华裔学者不同的美学范式与交叉谱系,可以更好地揭示美国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书写的整体脉络,为国内文学史研究提供互鉴与交流的跨文化阐释思路。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新时期红色文艺的传承与创新

伴随着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新时期以来的红色文艺一方面传承着此前“经典”红色文艺中时代性、人民性、党的先进性等核心价值理念,一方面又在主题内容、形象塑造、表达方式、风格呈现等方面开创了审美新质。主题内容上紧跟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律动,脱贫攻坚、反腐倡廉、抗击疫情等主题拓展了传统“红色文艺”的革命题材边界。形象塑造上既有共产党人的先锋模范式英雄,也涌现出大量的平民化英雄。表达方式上从“个人记忆”的前设视角转化为“集体记忆”的后设视角,使作品具有更宏阔的视野和理论审视的色彩。风格呈现上更具有娱乐性和亲和力,更易打动人心,引起共鸣。尽管新时期以来的“红色文艺”在经典传承中有了诸多创新,但仍存在有待提升的空间,如红色内涵与人性规律、审美规律的契合问题,市场化与艺术化调和的问题等,这是在新的历史考验中需要直面回答的时代问题。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越境”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的再思考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为全新认识“越境”中国的日本文学提供了崭新的研究视角和进一步探索的可能。本文在探讨外国文学研究作为思考中国式现代化的有益视角,应根植于中国现实,服务于国家战略的基础上,深入剖析了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越境”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的方法和路径,以战后日本作家笔下的热爱和平、以和为贵的中国形象为例,深度阐释了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中华民族经过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在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后,以博大的胸怀,善待和救助被日本政府抛弃的日本侨民,展现了中日两国由于选择了不同的现代化道路,带来了迥异的国家前途和各自的民族命运,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中国特色,并借以批判和否定了日本的现代化道路。

《汉文台湾日日新报》所载谢汝铨译久保天随《中国文学史》考论

《汉文台湾日日新报》在1907年至1908年连载了久保天随所著的《中国文学史》,由时任该报主笔的谢汝铨根据1904年早稻田大学出版社版本翻译而成。谢汝铨的翻译在字句上基本能够遵循原著,但由于报刊连载的篇幅与周期限制,译文在结构和内容上与原著有所不同。久保天随及当时日本汉学界的文学观念对谢汝铨产生了较大影响,这是其翻译此书的主要原因。谢汝铨的翻译可以视作近代知识分子试图将西方文学研究观念与保存推广传统文学相结合的一次尝试。

“重写文学史”浪潮的先声——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的创新与局限

自“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中国新文学史的分期问题始终是学界探讨研究的重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的出现打破了以往按照政治与历史视角分割文学史的旧格局,它以文学现代化为内核,关注文学发展的内在逻辑与整体性,极具启蒙主义的光辉。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存在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主题概括不恰当、对现代化的认知不准确等问题,应当以辩证的眼光进行看待与修正。

中国式现代化融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的具体应用——以四方机车车辆厂百年历程为例

四方机厂的百年历史,高度契合中国式现代化的演进历程,在微观视角透视中国式现代化的教学实践上和实现“八个相统一”教学目的上具有明显优势和可行性。依托已有的章节内容,借助实践教学、VR虚拟技术等,通过历史观的价值引导、问题意识的针对性引导、实践教学的认同感引导,以问题为中心、以四方机厂百年历程为载体,构建历史情境,可以拉近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与学生之间的距离感,使学生深刻认识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和理论内涵,利用地方史、微观史与中国近现代史的宏大叙事相结合,实现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的教学目的。

“世界”作为方法:对新世纪以来英语世界中国现代文学史建构的反思

英文世界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建构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的重要一翼。论文以新世纪以来王德威、张英进、邓腾克、罗鹏等人主编的四部文学史为例,探讨英文世界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排、方法论、文学史观等方面与大陆文学史的互动与互鉴。认为英语世界的“元历史”叙事的“异质性”与“非连续性”对“正史”的解构所带来的历史虚无主义可能成为一种新的东方主义历史叙事,但这不妨碍我们对域外视点的包容与借鉴。在全球化的当下,中国主体性的追寻紧密镶嵌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中,在互相竞争的历史叙述中辨伪存真,“复线的历史”将给予我们接近文学史多重面相的契机。同时中国文学史主体性的建构既要建立在世界文学的语境之中,又要回到中国文学本身内在的心灵关照与文学史的诗性特质,唯有如此才有融入与引领世界对话的可能!

关键词:中国书画史--英语世界海外华人中国书画思想研究文献叙录(一)

海外华人学者对中国书画的研究是一门颇具深度和广度的学问,这些学者分布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使用不同的方法和理论,以及从不同的角度来审视和探索中国书画的艺术和文化价值。这些学者的研究成果丰硕,他们的研究成果涉及中国书画的各个方面,如中国书画的历史发展、技法、风格、题材、艺术家以及传承等问题。这一篇文献叙录以历时的顺序选编20世纪90年代前英语世界海外华人学者对中国书画史的研究,由此可见:(1)海外华人学者者关注点主要集中在:海外著名馆藏中国书画作品的研究、特定历史时期中国书画艺术的研究、著名书画作品的探索;(2)英语世界中国书画研究的发展历程:从早期对中国画家和书画的基本介绍到对中国不同历史时期书画的创作介绍,到试图描绘中国书画发展的全貌及对中国艺术史的反思等。总之,研究者主要探讨不同朝代、地区和社会背景下中国书画的变化和发展,以及不同书画家和流派对中国书画发展的贡献。

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中的史料运用问题

史料运用服务于以作家作品为中心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教师应以核心问题为导向,选择多种史料还原历史现场,恰当地使用传记材料,注重辨析作品的版本差异,以此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重建作家与作品的深度关联,认识历史的复杂性。文献材料的选用绝非仅是对教材文学史观的重复论证,还是对既有文学史认知的延伸。教师运用史料应有自觉意识,明确史料运用的前提与限度。由此,教师可摆脱传统文学史教学过度注重知识灌输的泥潭,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与学术探索热情,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一系列重要讲话中不断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思政课程之一,其性质和作用决定了它不仅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渠道,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途径。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必须准确把握其核心要义,并分析其融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的现实困境、积极探索其融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路径,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抓好抓实。

从“literature journals”说开去——兼论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视域下的抗战文学期刊诸问题

从“抗战文学期刊”这一词语的英译入手,结合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这一大背景,进行抗战文学期刊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文献性意义。抗战文学期刊除具有文学意义之外,还拥有政治史、社会史与经济史等跨学科的研究价值。以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为切入点,可以将抗战文学期刊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现场感”“立体化”与“流动性”——重读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插图本)》

吴福辉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插图本)》包含大量具体的地理空间单位,这一方面增添了文学史的“现场感”,另一方面又在文本内外共同构筑了多元、丰富、立体的“中国文学地图”想象。同时,书中的中国文学或“文学中国”又是时时处于世界文学流动过程之中的,这种流动性既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本身的复杂面貌,也透露出吴福辉所具有的世界性眼光。此外,书中大量的插图、表格等也可视为文学空间与“文学地图”的形式化延伸。

PBL+TBL协同教学模式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教学中的应用

当下,为了更好地实现教学目标,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教学方法的改革就显得尤为重要。教师也在积极探索新的教学方法,其中,问题式PBL与合作式TBL教学法备受关注,但这两种方法各有利弊。文章将结合二者的优势,尝试将其运用到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课程的教学中,以期为教学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及教学质量的提高提供参考依据。

论国史哲学与发展新时代中国学

中国历史悠久、文明灿烂;近代中国历经人民蒙难、文明蒙尘而奋起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创建“青春之中华”,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建立了新中国。新中国在历史中国延续和发展的基础上,开启中华民族发展进步新纪元,开辟、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国家不断富强,人民更加幸福。中华文明绵延发展,中华文化繁荣兴盛,中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精神力量与不竭源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于是,走进中国、了解中国、认识和传播中国,业已在世界范围内日渐成为一种社会风尚和学术风气,中国学也成为一种国际“显学”,并促使其由过去“他塑”的“汉学”“海外中国学”“国外中国学”发展而为“自塑”“他塑”交流互鉴的“世界中国学”,特别是观照历史、观照时代,呼唤构建“新时代中国学”,推动更好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国史研究特别是国史哲学,赋予新时代中国学以新的时代内涵和自主知识体系。发展新时代中国学,就是要在世界和中国发展大历史中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同时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推动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真实、立体、全面地展示中国和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让世界认知“发展中的中国”“开放中的中国”“新时代的中国”“为人类文明作贡献的中国”。为在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中推进新时代中国学理论与方法建设,我们与河北学刊杂志社一起策划组织了本组专题讨论,结合新时代中国学发展建设中的若干历史、理论与学术问题进行多方面探讨,以期引领和推动新时代中国学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

民国时期阳太阳美术教育思想研究

阳太阳是中国近代美术教育史上著名的画家和艺术教育家,是我国新兴美术开拓者之一。阳太阳美术教育思想形成和发展于民国时期,与其求学经历、美术创作过程和教育实践紧密相关。阳太阳的美术教育思想集中体现在爱国主义教育、教学融汇中西、民主勤俭办学、大众化办学、不拘一格聘任教师等方面。这对当下美育有着重要启示。

以“福柯”作为方法:《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历史理念及反思

2017年,哈佛大学出版公司出版的王德威主编的《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是颇具标志性意义的文学史著述。西方现代思想的理性化体现在科学方法和思维的运用,现代性的历史观强调运用科学理性发现历史运动的本质和规律。然而,后现代主义历史思想家福柯反对“大写历史”的一元论、因果论与线性论,强调历史发展中的非理性化、非中心化、非精英化,其考古学方法呈现历史的偶然性。该书深受西方后现代主义史学思想尤其是福柯理论的影响,编撰者在异质性空间以知识考古学方法完成对文学史“反主体”“反总体”“反连续”的书写,以谱系学方法探讨文学史的“来源”与“知识”,体现了深受后现代主义历史观影响的文学史观念与实践。《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采用“星丛”式的编年体例,以时间序列构建历史脉络,以知识考古学与谱系学书写方法重构了中国现代文学史。该书具有文学史观念革命及其体例实验的价值,其历史理念具有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并非对福柯理念的简单套用。

学科史、学术史的研究态势、基本问题和提升策略——以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史、学术史为中心

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史、学术史研究虽取得了明显成绩,积累了一些经验,但与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史、学术史研究相比还存在差距。如何在现有的基础上,实现新进展、走向新高度、达到新境界?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严肃课题。为实现此目标,我们必须克服“重文学创作史,轻文学研究史”,认为学术史研究是“二道贩子”、是“第二等学问”的思想和心态,充分认识到学科史、学术史研究的必要性和意义;必须全面把握学科史、学术史的研究态势;必须准确认识学科史、学术史的功能定位和基本问题;必须深入探讨学科史、学术史研究的提升策略。

现代文学史重构之“中间物”——唐弢本《中国现代文学史》与新诗“经典”塑造

新时期初期,唐弢主编的三卷本《中国现代文学史》问世,相比于1950年代编撰出版的文学史著作,它试图重构中国新诗史,其特点是以现实主义为原则,置重文学社团、流派的诗史地位,建构出突出主流兼顾支流的述史框架,绘制群像式诗人图景,赋予郭沫若、艾青以新诗“经典”地位,重评冯至、戴望舒等的诗史贡献,将包括某些“逆流”诗人在内的大批缺席于此前文学史著作的诗人诗作叙写进新的诗史空间。该著策略性地处理政治意识形态话语与诗学话语关系,一定程度地还原某些诗人诗作的真相,具有承前启后的特点,在新时期文学史著作遴选、塑造“经典”过程中,发挥了历史“中间物”的作用。

李洁非:“转型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探寻

作为一位多栖的著名文化学者和学院派作家,40年来,李洁非在写作上始终坚持将学术与创作融为一体,并经历了一个“由文入史”而“文史融通”转变。在此期间,李洁非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系统,开辟新的研究阵地,通过自我转型的方式来持续推进自己对于“转型中国”社会历史与文学文化的研究和思考,不断寻找历史发展的秘密,更深层次地探究中国式发展的文化基石。同时,他还以深切的现实人文关怀进行写作,反哺着行进中的当代社会,在学者、作家中独树一帜。

从“西方中心论”到“中国中心论”--美国学人研究近代中国历史取向的再省思

自19世纪以来,“西方中心论”与“中国中心论”是美国汉学界在审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时的主要取向。这两种研究取向有其合理性,但亦都存在偏颇之处:西方中心取向将东方与西方或者说传统和现代视为完全无法并立的两极,并以西方的历史经验为标准考察中国历史发展;中国中心论虽强调中国自身的内在发展,但倾向于从碎片化的元素本身论断传统的延续性,弱化甚至忽略外来因素的影响与作用。自新航路开辟以来,中国已然被拖入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之中,因此在审视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时,应将其置于全球史的历史进程之中,从内部与外部两个方向对其内在性及其与外部世界的发展演化进行动态化的考察,如此方能真正“发现在中国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