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侣修行“虎灾弭息”状况及生态性解读

高僧传记资料对中国僧侣修行僧虎二者之间关系的记载,极少量的情况是高僧为虎类所伤害;主要的是"虎灾弭息"等和谐相处关系,包括虎不为害、使令虎类、驯养虎类等。佛典对僧虎和谐关系的解读主要是宗教性的,从而起到了对神灵存在及修行感化作用论证的作用。通过对传记资料的分析,我们仍可以对僧侣修行过程中"虎灾弭息"等僧虎和谐关系作生态性解读,此时期高僧修行对虎的生存空间侵犯不大,有助于僧虎之间和谐共处。

儒学思潮与《宋高僧传》的编修

《宋高僧传》的编纂者赞宁卷入了五代不绝如缕的儒学复兴思潮而坚持回归原始儒学,其思想在宋初崇儒政治条件下有了进一步明确的发展。但赞宁的根本目的是重新定位和护持备受争议的佛教,为此他试图解答儒学内部的问题。他驳斥韩愈、孙郃等非议圣人的观点,在推崇孔子、颜回的同时相对忽视韩愈等推崇的孟子;另外他还注重道德和利益的互洽,认为善带来佛教意义上的利,又赞许高僧以廉介、恬淡态度对待为孟子等儒者贬低、却为寺院佛教弘法所必需的财富。进而言之,《宋高僧传》中的儒学因素可被视为关乎史料来源、佛教传统、思想正统、政治环境、寺院教育、个人学识等的解读方式,适合于从历史事实、叙事惯例、宗教认同、政治策略、思想融合、心理互动等多方面去认识。

《元亨释书》研究

本论文以日本五山文学前期的代表性学僧虎关师炼所撰的《元亨释书》为研究对象,由绪论、正文和结论三部分构成。绪论分为三节。第一节,就《元亨释书》的双重属性,即“佛教史籍”与“僧传文学”的概念定义和研究简史等问题作概要说明。第二节,在归纳学界对《元亨释书》所作先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元亨释书》研究的不足以及本研究的创新之处。第三节,阐释本论文具体的研究方法,并概括出论文的整体框架。正文共四章,分别介绍如下:第一章“《元亨释书》的撰者研究”。共三节。第一节考察虎关师炼的生平履历和著述情况。第二节考察虎关师炼对儒学的研习接受。第三节考察虎关师炼撰述《元亨释书》的历史背景和主观动机。第二章“《元亨释书》的体例与内容”。共六节。前四节分别就《元亨释书》的“传”“表”“志”和“赞论”的体例和内容进行研究。第五节,考察《元亨释书》“互见法”在叙事与写人两个层面上的运用,揭示“互见法”联络贯通《元亨释书》五种体例的“纽带”作用。第六节,综合前五节的研究,总结《元亨释书》于日本佛教史学史中的地位与价值。第三章“《元亨释书》的编撰与文献来源”。共四节。第一节,在史料考证与文献比勘的基础上,考证《元亨释书》十科僧传对文献的征引范围、选取倾向及僧传的编撰方式。第二节,通过史料比勘,对《资治表》的文献来源和文献的采录方式展开研究。第三节,考察《元亨释书》十志对文献的征引范围和征引方式。第四节,探讨了《元亨释书》的文献搜集方式。第四章“《元亨释书》僧传的文学特征”。共三节。以《元亨释书》十科僧传所采录文献的文本改写为切入点,分别从叙事建构、人物刻画和文体风格三个方面考察《元亨释书》僧传的文学特征。在叙事建构方面,《释书》十科僧传在继承中国僧传叙事结构的基础上作出调整,构建了统一的叙事结构,更重视僧侣的法系师承、建寺造像、僧职封赏和神异感通等内容的添写。在叙事方式上,十科僧传更多地运用细节增饰与场面描写,以“展示”和呈现的方式营造故事场景,叙事写人。在叙事策略上,十科僧传也多从叙事视角、叙事时序以及叙事时距等方面作出新的尝试与突破,取得了强烈的叙事效果。在人物刻画方面,通过对人物的语言和内心独白进行润色改写,既增进语言的表现力,亦令人物形象生动传神。在贯彻“实录”原则,对传主言行善恶必书的同时,亦借鉴《春秋》讳书笔法,篡改虚构史料,以讳饰僧侣形象。作为僧侣修行功德的果证,神异情节的添写在宣扬高僧道力、神化高僧形象的同时,也令僧传具备了文学作品的虚构特征。在文体风格方面,十科僧传虽取材于诸书,但经虎关师炼的锤炼整合,表现出统一的文体风格。十科僧传删裁骈文对句,消解佛经四言句式,以叙事性散文撰写,文辞平实。对文献的征引,仅保留主干情节,删略细节内容,令僧传叙事简约凝练。通过意译方式的运用,和文故事被翻译为汉文僧传,译文通晓畅达。结论在上述四章研究的基础上,对全文内容进行了总结概括。《元亨释书》既是日本最初的综合性佛教史籍,也是第一部汉文体纪传体史书,为我们研究日本民族文化提供了富有价值的史料。《元亨释书》的撰述,既有对中国儒佛史籍撰述体例与叙事方法的借鉴模仿,又是在坚持主体选择性的基础上融会贯通、积极创新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