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多尺度的中国环境污染事件时空分布及其影响因素

环境污染事件已成为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严重制约着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当前急需厘清环境污染事件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为制定有效的环保政策提供借鉴。利用Theil指数、变异系数、ESDA等方法,分析了2006~2016年中国环境污染事件的时空分布特征,并借助地理探测器识别了不同尺度环境污染事件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2006~2016年省级尺度环境污染事件发生总频次与不同等级环境污染事件发生频次均呈波动下降趋势,其发生频次和区域差异呈'东-中-西'洼地型格局;②地级市尺度环境污染事件发生频次随城市规模减小有所降低,随经济发展水平降低呈倒U型,同时,环保重点城市污染事件发生频次高于普通城市的特征;而环境污染事件的差异性表现为随城市规模减小有所降低,随经济发展水平降低而递减,及环保重点城市高于普通城市的特征。③'胡焕庸线'以东地区环境污染事件多发且类型多样,以西地区污染事件少发且类型单一,不同等级环境污染事件的空间分布差异较大;④环境污染事件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且随尺度增大,影响因素与环境污染事件的关联性趋于增强。其中,经济发展和环境监管水平对不同尺度环境污染事件均有显著影响,环境监管水平与其他因素的交互作用对不同尺度环境污染事件的解释力较高。

基于微信宜出行数据的城市人口活动时空探测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探究城市人口活动变化有利于感知城市空间的使用状况,对城市规划和社会治理有着重要意义。文章基于微信宜出行热力图数据,对广州市天河区城市人口活动进行时空变化分析,并使用地理探测器工具对影响城市人口活动的因素进行探究,结果表明:(1)天河区城市人口活动呈现“南强北弱”的特征,城市人口活动主要集中分布在地铁沿线地区;(2)工作日时间天河区城市人口活动呈现显著的职住通行规律,休息日时间城市人口活动变化规律较为复杂;(3)城市服务功能是影响城市人口活动最核心的因素,其中餐饮类服务功能的影响力最高;(4)城市服务功能影响着城市人口活动的分布格局,交通服务则引导着人口活动的发展方向,两者交互作用下能够促进城市人口活动聚集。

陆地生态系统碳收支时空变化及影响因素——以湖南省郴州市为例

陆地生态系统碳收支不仅是衡量地表生态环境的重要参数,也是全球碳循环的关键变量。以国家低碳试点城市、可持续发展创新示范区——湖南省郴州市为研究区域,耦合多源遥感数据,结合土壤呼吸地统计模型、趋势分析、地理探测器和残差分析等方法,系统开展了2001~2020年植被净生态系统生产力(NEP)时空变化特征分析及影响因素探究。结果表明:(1)在时间上,2001~2020年郴州市总体表现为碳汇,年均固碳总量达5.943×106 T Ca^(-1),NEP均值310.351 g Cm^(-2),平均增长速率2.066 g Cm^(-2)a^(-1)。(2)在空间上,NEP总体呈西高东低、北高南低分布,显著增加(P<0.05)的区域面积占比为40.304%,主要集中在西部。不同植被类型碳汇水平差异表现为:林地(328.100 g Cm^(-2))>草地(318.650 g Cm^(-2))>耕地(257.509 g Cm^(-2))。(3)郴州市生态系统碳收支驱动机制复杂。NEP与气温、日照时数、相对湿度和高程等因子呈正相关,而与降水量和地表净辐射呈负相关,双因子对NEP空间分异性的交互作用明显高于单因子。(4)自然因子是郴州市植被NEP变化的主导因素(95.896%),但在城市边缘区等人类活动剧烈的区域,土地利用/覆被变化平均贡献率达59.761%。研究结果有助于准确把握区域陆地生态系统碳收支时空特征及其内在驱动机制,并为区域生态系统管理与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土地利用变化对干旱区乡村社会恢复力的影响——以民勤绿洲为例

土地利用是区域经济社会活动的基本形式和重要载体,土地利用变化会对区域社会系统产生重要影响。从土地利用变化视角切入,探究其对干旱区乡村社会恢复力时空演变的影响,对缓解干旱地区乡村人地矛盾、促进其乡村转型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研究基于恢复力评估分析框架,从社会、经济、人文和基础设施4个方面构建干旱区乡村社会恢复力评价指标体系,并以民勤绿洲作为案例区,综合运用ArcGIS空间分析、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分析了石羊河流域重点治理前后民勤绿洲乡村社会恢复力时空演变特征,探讨了土地利用结构和功能变化对乡村社会恢复力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民勤绿洲乡村社会恢复力呈现中部和南部乡村不断升高,北部乡村先降低后升高的演变过程;(2)土地利用结构和功能变化会对乡村社会恢复力时空分异产生显著影响。其中,耕地和生态用地之间的相互转移对恢复力变化方向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2000—2007年草地向耕地转移以及2007—2015年耕地向生态用地转移会提升恢复力;不同时期影响恢复力的主导土地利用功能因子存在差异,流域重点治理前土地垦殖率和人口密度的影响更显著,流域重点治理后生态用地占比和乡村人口人均耕地面积的影响更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