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分隔与连接——两座乡镇步行桥设计探讨

桥的本意在于连接两处,它改变了地方的空间结构和人们行动的轨迹。桥作为一种存在物成为建成环境一部分,它所处的位置和形态成为有意味的新景观。桥作为人们相遇的空间节点,它可以超越基本的功能,成为地方的公共空间。文章从齐美尔讨论“桥与门”的关系开始,借用齐美尔论述桥的三个差异功能“分者相连”“意图付诸实施”和“直观可见”来讲述重庆石柱县中益乡场镇上两座新步行桥(小河桥和大河桥)的形成过程,探讨它们成为场镇上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和重要的公共空间背后的设计理念。

“情调”的艺术:论西美尔《勃克林的风景》中的艺术哲学

西美尔的艺术评论《勃克林的风景》在其思想演化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这篇评论虽然包含了德法之争的民族主义背景,但更多是出于生命哲学立场反对印象主义所依赖的艺术实在论。西美尔以“情调”概念阐明勃克林风景画的内在统一性,摆脱了科学主义的“抽象”方法论,转向以“下垂线”喻指的精神科学方法论。这篇评论关于“情调”的理解不仅可追溯至德国古典美学的理论源流,而且主要源自西美尔对李格尔艺术哲学的改造。不同于李格尔视“情调艺术”为自然科学世界观的补充,西美尔深刻领会了勃克林艺术创作与历史思考深刻的一致性,赋予情调艺术创造历史世界新的统一性、为现代人经验世界重新奠基的历史使命。西美尔由此将艺术哲学提升至现代哲学的核心位置,凸显了艺术弥合现代主客体对立的救赎功能。

现代性的社会空间地形学:从齐美尔到克拉考尔

以19世纪末至20世纪早期的审美现代性进程为背景,西方空间观念的一系列重要变化,可以通过由齐美尔到克拉考尔所开创的社会空间地形学得到深刻的揭示。作为文化研究的一种早期范式,这一研究路径不仅与时间向度的空间话语生成、现代主体身份的空间症候等社会转型议题息息相关,而且有助于我们从美学角度更全面地阐释这一时期现代性进程的丰富意涵。其空间思想史层面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也可以由此得到必要的呈现。

齐美尔社会形式理论对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启示

通过对齐美尔的社会形式理论及相关命题做了概要性论述,着重指出:用社会形式理解生活是可能的,社会形式是超越个体的新实体,并进一步以统治和货币两种社会形式为例,阐发该理论对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启示,强调理念转换、思路转型的重要性,强调各种互动形式的理论价值,强调人类自主性和交谊性的重要意义和实际价值。

齐美尔论个性

本文着重考察齐美尔个性观在其生命哲学中的展开。以个性观在德国思想史中的演变为线索,追溯了自文艺复兴经十八世纪启蒙时代,再到十九世纪浪漫主义兴起之后的一系列重要变化,集中讨论了尼采——作为生命哲学的最初阐发者——的贵族理论是如何影响齐美尔的。尼采笔下备受推崇的个体,在与世界整体相剥离之后,失去作为类存在的归宿感,这也是齐美尔探讨现代个性如何持存的起点。齐美尔在现代资本主义劳动分工、艺术创作之形式的转变以及个体生命时间的展开(尤其是死亡的意义)等不同的层次上,对以生命为立足点寻求个体自我的统一作了深入论述。文章最后回应了韦伯和卢卡奇对齐美尔的批评,笔者认为两者分别从理性主义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传统反思了齐美尔的生命哲学。

西美尔对现代都市精神生活的诊断

西美尔对现代都市文化的理解和分析预示着当代的学术兴趣。西美尔从新康德主义出发,区分了内容和形式,把大都市生活看作是形式和内容之间区别和联系的舞台。在他看来,现代都市精神生活涉及到"神经刺激的强化"、"人际关系的距离感"、"腻烦态度"、"冷漠"与"矜持"、"计算的准确性"等方面。他认为上述都市精神现象是货币经济、劳动分工和唯理智主义综合作用的结果。尽管西美尔的分析充满了富有洞察力的精细与雅致,但是他分析的非历史性以及社会学印象主义使他不免落入文化悲观主义的无奈。

社会学与语言学的两条主线--符号学的综合

在社会学和语言学里存在着两条发展线索:一条线索以把社会和个体分离开来,且特别强调前者及其规则为特征,另一条线索则坚持以统一的视角看待社会及其成员之间的关系,同时把社会规范视为内在于个体行动或实践,而非强加于日常生活具体实践的外部力量。第一条线索至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达到顶峰,而第二条线索则在戈夫曼的拟剧理论里提高到一个不可逾越的高度。分析社会学和语言学的这两条发展线索,无疑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符号的本质属性。文本旨在揭示实现于戈夫曼,但又在很大程度上为人所忽视的这一符号学思想的重要转折。这一重要转折可以表述为:将符号的本质特性从外部强制性的规范引导到日常生活的互动情景,并将符号的社会属性这一维度与个体的日常实践内在统一起来。

齐美尔:忧郁的栖居者

齐美尔对现代社会进行入微的细致考察。他不断游离的视点,片段性的思考,徘徊在主流思想之外的精妙思辨,都是后来者潜心研究的对象。而对于齐美尔来说,这种特异的思想,特异的视点,特异的论述,是否也是一种不得不"栖居"的外壳呢?本文粗浅地从这个角度试图接近齐美尔的思想内在。

价值何以可能? 齐美尔《货币哲学》初探

齐美尔的《货币哲学》不只是要从哲学出发讨论货币问题,更是要从货币出发切入最深刻的哲学问题。齐美尔延续康德的问题,把货币认作"价值何以可能"的先验条件。齐美尔认为对象的呈现形式就是主体与客体如何拉开距离的形式,而就价值而言,其距离化就是经济活动。货币通过升华事物的相对性实现了价值的绝对化。齐美尔通过追溯古代到现代的经济史,揭示出货币观念和价值意识的关联。货币的普遍化促进了现代人的自我膨胀与自我迷失。齐美尔认为货币是一种最纯粹的手段,但现代人将其逆转为最空洞的目的。齐美尔试图通过重新肯定货币作为"存在之相对性的历史象征物"的意义,恢复生活和价值的多元性。

“自我”的理论发展综述——以马克思、韦伯、齐美尔、涂尔干的社会思想为例

以"自我"概念的发展为线索,综述马克思、韦伯、齐美尔、涂尔干的社会思想,发现他们均是在对现代性危机的诊断中,在对人与人、人与物关系的思考中阐释"自我"概念。它对当代社会"自我"研究的启示在于:研究者宜聚焦社会发展的现实变化,在人与人、人与物品关系演变中理解个体的"自我"呈现。

简析齐美尔与科塞的社会冲突积极贡献论的相通点

自20世纪60年代以未,西方社会学家越来越多地关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普遍存在的对立、紧张和冲突等社会现象,同时,深刻地反思和批判结构主义者主倡的社会均衡、和谐与稳定的社会思想,进而形成了一种比较有影响的西方社会学理论社会冲突论。它极力强调社会冲突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对此,本文将美国的刘易斯·科塞与德国的乔治·齐美尔的社会冲突积极贡献论加以比较,从中透视西方社会,促进我们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是大有裨益的。

历史主义与欧洲文明的精神痼疾

20世纪最富思想挑战的哲学问题是:人世的政治伦理所依据的基本原则应该是自然正确还是自然权利?这样的提问与所谓“历史主义危机”有关,而且出自流亡美国用英语写作的德语哲人。自然权利是美国的立国原则,而美国政制据说是世上迄今为止的最佳政制,但流亡的德语哲人在美国提出“历史主义危机”问题并没有选错场合。所谓“历史主义危机”,不是指“历史主义”自身的危机,而是指它引发的文明危机,即人类文明的基本原则因“历史主义”的出现而成了问题。要理解这究竟是一场怎样的危机甚或是谁的文明危机,就得搞清“历史主义”的来龙去脉——但这并不容易。只有当我们看到,现代西方文明的精神本质源于新教改革“离经叛教”所带来的一场深刻的道德断裂,我们才会切实理解西方民主政治的内在痼疾,并进而意识到,“历史主义危机”与我们的处境并非不相干,因为它是普世性的问题,而非仅仅属于西方。

卢卡奇对西美尔的态度转变历程

卢卡奇对西美尔的态度经历了着迷、疏离到批判的历程。两人1905到1910年的德国相遇为卢卡奇全面学习西美尔提供了契机。1910年起卢卡奇逐渐疏离了西美尔,认为他是个"过渡哲学家"。从1923年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伊始,卢卡奇对西美尔的相对主义作风和非理性主义色彩进行了猛烈批判。

西美尔对青年卢卡奇异化思想的影响

西美尔是青年卢卡奇异化思想的主要源泉。西美尔指出,现代文化的分裂造成了文化悲剧,青年卢卡奇象西美尔一样对现代文化的危机作出了诊断,将其视为异化的表征。西美尔认为劳动分工是主客观文化分离的动因,虽然马克思等也曾对劳动分工有过精辟论述,然而青年卢卡奇却是透过西美尔的眼睛来认识劳动分工的。西美尔文化悲剧的本质在于生命与形式的冲突,青年卢卡奇同样将其视为自己思想的基础型结构,并试图在资本主义异化面前打破心灵与现实的壁垒,探索并建立新形式,以结束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悲剧。

艰难描画:西美尔的思想肖像

目前世界范围内公认的西美尔思想肖像为:社会学家西美尔、哲学家西美尔、现代性思想家西美尔。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西美尔研究基本沿循了弗里斯比开创的现代性的研究范式。随着研究的深入,西美尔的思想肖像也越来越清晰,不同的人从西美尔的思想中各取所好,给他贴上形形色色的标签,虽然每个标签都洞悉到了西美尔思想的某个侧面,但是迄今为止,无论是谁依然无法描绘一幅完整的西美尔思想肖像。如何在思想史的谱系中找出西美尔的坐标,同时又兼顾西美尔研究的学术价值和当代意义,是当前西美尔研究得以突破的关键所在。

想象之城中的他者——偶然和恐惧的异乡人

诸多恐惧与现代性并行不悖,城市是其重要的发生空间。围绕传统社会理论来看,两种城市形象和理念均与都市理念和异乡人反理念密切相关。作为外来者,异乡人总是与城市形象相伴随的。特别是当我们都是异乡人时,这种与外在经验融合共存的关系使城市的内在生活紧张或不安。

作为社会象征的艺术品——从伽达默尔的解释学视角回到齐美尔的社会学视角

在伽达默尔的解释学视角中,艺术品作为不同于自然物的、不以实用目的为主的、面向观众敞开的显现物是具有可理解性的,观赏者只要不断地与艺术品进行交流且形成深入的视域融合,就能够达成对艺术品的理解。然而,这种"理解"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而转移的,同时也正是这些不断变迁的"理解"使得艺术品成为流动着的、有生命的显现物。由此,我们就不能忽视以齐美尔为代表的社会学视角对于艺术品的研究,因为,艺术品作为社会中的产品同时也具有社会象征性,它在接纳观赏者理解的同时也引导并建构观赏者的理解,即艺术品正是由于特定的社会中所具有的某种时代精神而显现成观赏者所理解的样子。

齐美尔社会学思想评析

本文叙述了德国早期著名社会学家齐美尔的社会学思想:1.形式社会学;2.小群体的社会学研究;3.关于协调和冲突的观点;4.文化社会学。结合其社会背景、学术背景等方面评析了齐美尔社会学思想的反实证主义、理性主义基调、悲观主义倾向及其非系统性等特点。

滕尼斯与齐美尔:社会伦理同文化伦理的分流

作为德国社会学的两位奠基人,滕尼斯和齐美尔奠定了截然相反的两种现代伦理生活格局。伦理世界观的分流源于他们各自对时代处境的体验以及对思想史的独特解释。从近代自然法的角度出发,滕尼斯的社会伦理的核心是重建政治社会的秩序与风尚,一切价值最终都要融入社会;与此相反,齐美尔的社会学思考从一开始就以对社会伦理的批评作为前提,他将超越社会的个体生命视作伦理的目的,对他来说,生命不仅意味着身处社会之中的个体具有饱满个性,而且从自身孕育出客观的、适用于他自己的伦理责任。从帝制时期到魏玛时期,德国社会伦理同文化伦理的分流、交织与合流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理解德国社会学史的清晰主线。

女性文化:消解现代性危机的女性主义进路——齐美尔社会性别思想发微

齐美尔是古典社会学思想家中最为敏感锐利的性别论者之一。齐美尔的社会性别思想以形而上学为基础,对男女性别差异从本质性和文化性两个方面进行解释;将性别问题视为现代性危机之一,并剖析了两个典型女性悲惨的例证——金钱婚姻与卖淫;作为"差异的欣赏者",齐美尔认为女性运动不应追求与男性的差异夷平,而应建立一种不同于男性文化的"女性文化",在人类文化的库存中增加女性的精神价值,最终实现整个人类的灵魂平等与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