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蒂娜的“悬浮宗教观”对德国浪漫主义女性文学的孕育和催生

"悬浮宗教"颇具浪漫主义"乌托邦"精神和批判性的实践品格,以"悬浮"、"接触"、"舞蹈"和"创生精神的爱"等富有女性解放意识的构想,孕育出德国早期浪漫主义女性文学的萌芽和美学原则,即"新视屏"、"接触的语言"和"幻想的真实性"。

“草根”小说家的个人体验——评德国作家鲁茨·塞勒的两部短篇小说

鲁茨·塞勒是当代德国文坛一位颇具潜质的"60后""草根"作家。其东德背景在小说集《时间秤》中不只是单纯地表现为对东西德两种体制和国家长期分裂的反思,作者关注得更多的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时间留下的细碎痕迹,同时融入大量个人生活经历,使小说带有自传体风格。语言上,塞勒擅长以简洁明快的诗意句式表达主旨,给读者留下丰富的想象空间。

构建德意志新文学:析赫尔德《论德意志风格与艺术》

赫尔德发表于文集《论德意志风格与艺术》的两篇论文《莪相》与《莎士比亚》,通过评论以莪相为代表的北欧民歌和以莎士比亚为代表的英国戏剧,为18世纪下半叶德意志新文学的发展制定了纲领。赫尔德发现北欧民歌的古朴和英国戏剧的自然性与历史性,认为与法国和古希腊文学相比,北欧/英国文学的这些特性更能为德意志新文学指明新的发展方向,北欧/英国文学与民族的关系同德意志文学与民族的关系具有同一性。通过构建德意志新文学,德意志民族身份认同得以建立。

跨文化与跨媒介:论新世纪德语旅华游记的中国书写

本研究旨在运用比较文学形象学理论考察新世纪德语旅华游记的中国书写特征,探究中国形象塑造的跨文化期待、诉求与背景。研究表明,新世纪德语旅华游记以网络和书籍为双重载体,融合文字、图片和视频的多重媒介,游记总体的书写逻辑虽仍未能完全摆脱固有中国认知的影响和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但个体旅行目的的纯粹性和网络社交媒体的高普及度,使其对中国的描绘逐步朝真实化、事实化的方向发展。

弗·施莱格尔与德国浪漫派的“文学”概念解证

早期浪漫派是德意志浪漫主义文学理论的基石,盛期和晚期浪漫派理论只是其变奏和展开。作为浪漫主义思潮的奠基者,弗·施莱格尔的《论希腊文学研究》《〈雅典娜神殿〉断片集》等早期著述集中体现了其美学思想。“Poesie”在他那里是一个大概念,或曰关键概念,也是理解早期浪漫派的重要路径。然而,历史文本中的“Poesie”(英:Poetry)一向被中国学界汉译为令人困惑的“诗”,“Romantische Poesie”也因此被对译为“浪漫诗”。但在施莱格尔那个时代,“Poesie”并非中国学人望文生义的“诗”,而是“文学”,也引申为“诗意”和“诗性”。在早期浪漫派那里与彼时德意志历史语境中,对于“Poesie”的这种理解包含重新追问世界本源的诉求。以施莱格尔为代表的浪漫派作家,力图通过演进的综合文学、浪漫反讽、新神话等理念,探索将世界浪漫化的激进方案。这种认识努力无疑赋予“Poesie”以新的内涵,这也应当是我们译介和使用这一概念的基本前提。

论德国反思文学新态势及成因

由于法西斯反动统治,纳粹德国曾给世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迫于同盟国的外在压力,德国人民开始了漫长的反思,德意志民族的内在省思促使了德国反思文学的诞生和发展。老一辈德国作家在作品中揭露法西斯罪行、展现战争的残酷惨烈、表达反战主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德国文学作品表现德国人在战争中受到伤害,打破了德国反思文学长久以来无法言说伤痛的禁忌,因而引发激烈争论。作品以新的视角对历史进行反思。时代的发展、新的历史观的影响、创作主体和读者群体及其审美趣味的变化是导致德国反思文学变化的深层次原因。

论新世纪以来德语文学中国叙事的新范式

随着新世纪以来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德语文学的中国叙事呈现新的范式,其主要特征表现为对符号化中国叙事模式的突破。新世纪德语作家们从西方中心主义视角出走,尝试在中西文化之间寻找文学写作新的立足之地:他们消解"他者"与"自我"的界限,摒弃差异化叙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并在历史叙述中尝试加入中国之声,解构西方中心主义话语体系;在此基础上,他们进一步探索中国文化,在跨文化视角下发掘中国元素的美学潜能。去符号化的中国叙事拓展了跨文化题材写作的主题意旨和文化内涵,为新世纪跨文化交流以及文学书写提供了可借鉴的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