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gard History as a Mirror and Create a New World of Peace,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In Commemoration of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the Victory of the Chinese People'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and the World's Anti-Fascist War

The year 2005 marks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the victory of the Chinese People’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and the world’s anti-fascist war. China and many other countries have held all kinds of activities to commemorate this event that has most deeply impacted human history.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crudest war

从自在到自觉:中华民族观念的提出、发展和形成

“中华民族”是梁启超于1902年首先提出和使用的。到了民国初年和五四运动后,首先是“中华”作为国号或国名的确立,其次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及其影响,再次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广泛传播,这三个方面因素促进了中华民族观念在这一时期的发展。中华民族观念虽然在民国初年和五四运动后有了发展,但并没有像一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已经形成。原因一,当时人们使用的主要是“中国民族”而非“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和“中国民族”虽然只有一字之别,但含义是不同的;原因二,很多人是在“汉族”的含义上使用“中华民族”这一观念的。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其原因有三个方面:“中华民族是生死与共、命运与共之共同体”的意识开始形成,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扩大,中华民族观念广泛传播。中华民族观念形成的标志是1939年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的发表。

抗战时期西北国际通道初探

西北国际通道是抗战时期经中国西北地区运输外国援华物资、援华人员和中国易货物资的重要国际通道,西北国际通道的开辟与运行对于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发挥了极为重要的历史作用。学界对西北国际通道研究十分关注,现有研究对其基本概念如名称、路线、里程认识并不一致。文章依据通道地理位置及运输状况将其定名为西北国际通道;通过梳理抗战时期报纸、期刊、书籍等资料,分析得出通道有三条线路,公路线起自今哈萨克斯坦萨雷奥泽克车站,终于兰州,航空线为阿拉木图至兰州,驿运线为印度列城至中国新疆叶城;以修建维护通道的新疆公路局、西北公路局等机构资料为依据,考订西北国际通道公路线里程为2934公里。

时局、地理与全面抗战时期的云南蚕桑业

抗战时期是云南蚕桑业发展的重要阶段。为推动后方建设,支援抗战,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云南蚕桑业发展受到国民政府、云南地方和社会各界的重视,提出了云南蚕桑复兴计划,在宜蚕区积极推广蚕桑业。但是,受云南特殊的高原山地地理环境的制约,以及“战时”影响,在较短时间内,云南蚕桑业发展的成效较为有限。

全民族抗战胜利的法宝:统一战线——基于新四军统战工作的历史考察

作为华中抗战重要组成部分的苏北抗日根据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是在中共中央华中局及新四军新军部的全面领导下开展的,在华中工作的新四军领导人刘少奇、陈毅等高度关注并率先垂范,通过全方位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和广大爱国开明士绅包括社会各界知识分子展开多层次接触,积极聚拢各方爱国人士,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投身于全民族抗战之中,对根据地的巩固发展和抗战最终胜利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新四军统战工作的经验在全国范围内都具有启迪与示范意义,至今仍值得新时代共产党人学习和发扬。

抗战时期《新疆日报》“中华民族”观念的书写与传播

抗日战争爆发后,新疆成为有力支援前线的大后方和国际援华要道,新疆各族人民积极投身抗战,担负起支援全国抗战的重大使命。《新疆日报》作为新疆地区最具影响力的新闻媒体,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主导《新疆日报》期间,以“中华民族”为题或主要内容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抗战宣传报道,不仅为巩固大后方,支援前线抗战,稳固边疆作出了巨大贡献,也进一步熔铸了新疆各族人民的中华民族意识。

第二战场的博弈:战时中国留学救济制度演变探析(1933-1939)

基于相关档案资料,论文探讨了抗战时期中国留学救济制度的演变及其社会影响。留学救济制度原本为应急措施,因日本侵华战争的影响,逐渐演变为以政府为主导的固定制度,涵盖情况调查、政策制定、海外救济与归国安置等多个方面。该制度不仅有效缓解了战时海外留学生的经济困境,遏制了人才流失,还为日后政府救济留欧学生提供了参考蓝本,并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近代中国留学教育的失序状态。战时留学救济制度的演变,既是中国政府针对日本文化教育侵略所采取的部分因应措施,又是战时中国政府在留学教育层面与日伪争夺沦陷区高等人才,配合持久抗战国策的第二战场博弈。

“破锋八刀”研究

西北军第二十九军大刀队在长城喜峰口抗战中英勇杀敌、威名远扬,其训练、杀敌使用的刀法是由马凤图先生创编的“破锋八刀”刀法,在此次战役中,中国军人英勇顽强,不怕牺牲,挥舞着大刀创造了抗日的奇迹。文章采用文献资料法、专家访谈法、逻辑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对抗日战争期间西北军第二十九军使用的“破锋八刀”刀法进行研究,深入挖掘“破锋八刀”符号深意,积极探索“破锋八刀”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意义。

抗日战争时期“工程救国”思潮研究初探——以中国工程师学会为中心

本文立足相关研究文献、回忆文章等,讨论了抗战时期“工程救国”思潮兴起的缘起、内涵及作用,并对工程师形象问题进行探讨。研究表明,“工程救国”思潮,是在近代救亡图存与传播工程学术双重动力驱动下,脱胎于科学救国思潮、萌芽于抗战救国思潮之中,希望以工程师实践和精神特征来挽救国家的一种社会主张。从工程社会史角度看,这一思潮得益于中国工程师学会借助政治权威,以《工程周刊》作为面向公众舆论渠道,形塑了工程师救国的形象,并以“工程师节”“工程师信条”进一步与政治权威联系,也为抗战救国和工程师的价值规范塑造提供裨益,是工程社会思想与抗战救国相结合的侧面反映。

浅析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的原因、过程及影响

中缅两国自古以来有着密切联系,在反帝反侵略的斗争中相互支持与帮助,从而结下深厚情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政府为实现其称霸目标,向太平洋和东南亚扩张,缅甸成为盟国和日本激烈争夺的战略要地。面对共同的威胁,中国为支援英军在滇缅抗击日本法西斯和保卫中国西南大后方,组建了中国远征军,先后两次入缅作战抗击日本侵略军。三年多时间中,中国先后投入兵力总计约40万人,伤亡约14万人,沉重地打击了日军,完成了打通滇缅公路的任务之后撤回国内。中国远征军是中国与盟国直接进行军事合作的典范,也是甲午战争以来中国军队首次出国作战,他们用鲜血和生命书写了抗日战争史上极为悲壮的一笔。

抗日地道战遗址保护现状略论

地道战作为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伟大创举,凝结着中国人民的智慧。地道战遗址是中国取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重要见证。本文基于对现阶段地道战遗址的保护和利用整体情况的梳理,总结了地道战遗址的分布范围、地域特色及保护利用情况,分析了现阶段存在的问题,并从地道战遗址调查研究、遗址及周边环境的保护、突出地道战遗址展示利用的特殊性、妥善处理遗址与村民的关系、开展馆际交流等方面提出建议。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浙西南畲区的民众动员及现实启示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浙西南畲区进行广泛的民众动员,以坚持平等促汉畲团结,以普及教育促畲民觉醒,以通俗化宣传促畲民奋战,激发了畲民英勇抗战的决心和行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浙西南畲区的民众动员,对推动新时代各民族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奋斗有一定的现实启示:必须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观念,加强对各族人民的思想文化教育,掌握宣传主阵地。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研究——以东莞抗战史融入课程教学为例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团结领导东莞人民浴血奋战,为战争胜利做出巨大贡献。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中融入东莞抗战史,能够发挥东莞抗战文化教育功能,彰显高校思政课育人特色。就教学实践而言,东莞抗战史丰富的理论研究成果及众多的抗战遗迹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实践教学提供了有力支撑。就实施路径而言,将紧密联系教材、合理利用东莞抗战史资料进行穿插式讲述,发挥博物馆、纪念馆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作用,开展现场教学及布置学术写作类型作业与成果汇报相结合三种方式有机结合,既可以帮助学生加深对所学知识点的理解,提升对东莞城市文化的认同,也可以推动授课教师在教学内容和方法上的改进与创新。

全面抗战时期《新中华报》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播及当代启示

全面抗战时期,《新中华报》作为面向全国的中央机关报,充分发挥党的喉舌作用,传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宣传内容上,其传播“中华民族”观念、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在传播过程中,其以维护祖国统一为基础、以促进民族团结为纽带、以实现民族解放为目标。总结《新中华报》传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经验,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巩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推动爱国主义宣传常态化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战时日方史料《中共概说》对中国共产党抗战的认知

在中国的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人勇敢战斗在战争最前线,支撑起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战时日方资料《中共概说》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中共概说》认为,中共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中,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重视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以新民主主义理论为指导,制定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战;重视党领导一切的原则,成为中国抗战的核心力量;重视依靠和发动群众,受到民众拥护,深得民心,成为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可以说,该书在一定程度上预言了中国的未来。中共抗战的历史经验至今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抗战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凝聚

文化抗战是中国人民伟大抗战的一部分。在文化抗战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符合中国历史实际与现实状况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华民族”观,制定了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民族政策;在文化抗战的实践中,通过在各类教育中加强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教育,唤醒民众的民族意识;以文学艺术的生动形象,讴歌抗战英雄,弘扬中华民族气节;颂扬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民族英雄,鞭挞汉奸的卖国罪行,凝聚了中华民族精神;批判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理论”,强化中华民族的整体意识,褒扬民族团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抗战推动了抗战文化的勃兴,为中华民族精神即抗战精神的形成提供了沃土;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引领了文化抗战的方向,中共成为铸造和弘扬民族精神的主导力量。

中国访英团与战时中英关系的改善

中国访英团是1943年国民政府应英国政府之邀,为答聘1942年秋天英国议会代表团来华访问之情而派遣的访英代表团。英国政府对中国访英团的访问做了精心的安排和热情的接待。访英期间,中国访英团向英国社会传递中国友谊的同时,也对战时英国的议会政治、经济统制、社会动员、文化教育等方面进行了观察。回国后,访英团通过报告演讲、著作发表等形式积极向国人介绍和宣传战时英国社会。战时中英代表团的互访,不仅对增进中英两国人民友谊和互信具有积极意义,而且对战后中英关系的发展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选本、“以诗存史”与伟大抗战诗篇——闻一多《现代诗抄》的选本学意义及其批评价值

闻一多生前编订的中国现代新诗选本《现代诗抄》,虽未正式出版单行本,但却是认识新诗史及其成就的一部重要选本,在现代“选学”史上也有重要的地位。首先,与其他多样的新诗选本不同,它以“以诗存史”的“正文”式选本“作为选编原则和方式”,是一部比较完整地体现新诗发展三十年变迁轨迹与面貌的诗歌选本;其次,遵循“选有事之诗”的选本原则,闻一多选出了最能体现中国现代文学启蒙、救亡主题的伟大抗战爱国诗篇,体现了其深刻的现实主义诗学思想与美学趣味;第三,它的“以诗取人”和选优为原则的文学经典意识及选编意识,不仅对现代新诗的经典化与现代新诗的传播、接受提供了诸多启示,也为现代选学及其现代选本实践提供了深刻的启发。《现代诗抄》作为闻一多“诗学实践”及诗学研究的成果,既有“选学”及选本学批评价值,也体现出闻一多对现代学术史的重要贡献。

中国革命发展进程视阈之下的抗日民主政权建设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一个特殊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合作新的历史条件之下,正确认识抗战与中国革命关系,提出了抗战胜利后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主张,并率先在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建设和其他建设。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生机勃勃的情况,在国民党统治区和国际社会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中国共产党在局部地区将新民主主义社会变为活生生的现实,赢得了抗日根据地及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拥护,从而为抗战成为人民的胜利、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