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电力平衡单元机制及其启示

在我国可再生能源迅速发展与新的能源供需形势大背景下,我国电力市场研究逐渐从理论走向政策设计与实施阶段。在众多国外先进电力市场建设经验中,德国电力市场通过独特的平衡单元机制设计,实现了平衡费用向整个社会分摊,有效在不显著扩大实时平衡市场和备用机组规模的同时,提升了德国可再生能源的消纳水平。文章详细讨论了德国基于平衡单元的电力市场设计机制,分析了平衡单元机制下德国电力系统运行中的3类关键主体、平衡单元机制下德国电力市场的中的合同关系、德国现货市场和实时平衡市场下平衡责任方的参与和分摊方式以及平衡能源费用的计算与修正。平衡单元机制是德国电力市场的独特机制,有效实现了高比例可再生能源接入的德国电力系统的平衡稳定,对我国电力市场和电力平衡机制体制设计具有重要的参考借鉴作用。

“双重目标”下生育支持政策的建构逻辑与实现路径

从理论和实践经验来看,20世纪80时代以来部分国家女性就业率与生育率的正相关关系暗含了在构建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时不仅要考虑提升生育率,同时也应优先保障女性就业。生育支持政策面临社会经济环境、劳动力市场和家庭等复杂的政策情景,需要重点关注制度之间的协调与适配问题。本文从福利-生产体制视角出发,分析平衡工作与生育的生育支持政策的建构逻辑,并采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QCA),对24个典型国家的政策效果进行分析,总结出公共政策引导的赋能机制与自由市场调节的筛选机制两条实现路径。本文一方面验证了制度的互补性所带来的政策协同和强化效应对于生育支持政策同样奏效;另一方面,通过与我国国情进行比较和讨论,从完善积极就业政策、灵活与保障并存的制度模式设计,以及从补缺到普惠的阶梯式政策介入三方面为完善我国生育支持政策提出对策建议。

福利体制视域下德国住房保障政策研究

完善的住房保障政策,乃社会稳定之基石。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期,住房市场供需矛盾依然突出,一些地方房价大起大落。天下之大,民生为最,而住房问题始终是关系到社会民生的首要问题。德国住房保障政策历经起步奠基、发展完善与转型优化,其实物配租与货币补贴并重,体现了公平与效率的结合。然而,在实践中,德国住房保障政策亦面临诸多挑战,如资源分配不均、租金调控难、模式单一等问题。鉴于此,我国应汲取德国经验,但更需立足国情,创新举措。基于福利体制视域,提出我国应“盘活现有住房存量,优化资源配置;建立租金明镜制度,提升市场透明度;推行租购同权,切实维护租户权益;加快住房租赁立法,规范市场秩序;打破户籍壁垒,精准识别保障对象,确保政策惠及真正需要的人群”等建议。通过这些举措,以构建出更加公平、可持续的住房保障制度,让“居者有其屋”的美好愿景成为现实。

从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到长期护理保险——基于日本、德国经验借鉴研究

当前,我国围绕重度残疾人护理问题加大制度供给,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成效。但护理补贴有限,在符合残疾人家庭期望、满足残疾人护理需求以及瞄准偏误等方面仍存在问题。通过梳理日本、德国两国在残疾人福利补贴制度和残疾人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方面的做法,旨在为我国建立重度残疾人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提供借鉴和参考:(一)促进老年人与残疾人两个护理人群的覆盖与制度融合,建立科学的护理需求评估办法;(二)促进非正式护理发展,重视对家庭护理的支持;(三)建立独立的筹资体系,避免过度依赖医疗保险进行筹资;(四)促进护理服务业的发展。

长期照护制度的三个世界——兼论中国特色基本养老服务制度创新发展

建立以满足失能照护需求为核心的基本养老服务制度是我国当前应对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的重要举措。在发达国家养老服务发展历程中,针对长期照护服务建立有关制度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不同福利体制下的国家在服务对象、服务内容、服务标准、服务方式、责任主体等方面各有异同,总体上形成了长期照护制度的三个世界,即社会民主主义、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三种模式。基于其经验和教训,我国有必要在高龄社会进程提速到来之际,从制度理念、基本框架、运行机制和实施保障几个方面着手,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基本养老服务制度。

政府应承担何种福利责任?——公民福利态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政府究竟应承担何种福利责任?1970年代福利危机后,欧洲福利国家一直在反思该问题。通过选取ISSP"社会不平等"数据中的典型国家——英国、德国、瑞典和匈牙利——进行研究,论文发现由政府承担福利责任已经在不同福利体制国家中达成共识,绝大多数公民都赞成由政府承担福利责任。尽管如此,公民对政府应承担何种福利责任的态度仍然表现出差异性。论文发现福利体制并不是解释公民福利态度的唯一影响因素,个人自利与社会分层因素,对社会公平现状的判断也同样对福利态度有影响,而且影响的大小和方向根据不同的福利问题表现出差异性。由于福利态度被视为影响社会政策制定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探讨福利态度及其影响因素对了解民意,制定合理的福利政策具有积极的意义。

老年长期照护体制比较--关于家庭、市场和政府责任的反思

在市场化转型过程中,传统的家庭照料功能逐步瓦解。本文着重分析了西方福利国家在家庭照护政策上的发展路径,自由主义国家倾向于把家庭照料责任推向市场,而社会政策通常并不能弥合社会福利需求的鸿沟;社会民主国家倾向于以公立机构替代家庭照料功能,但社会福利支出已经给全社会带来沉重负担。从我国目前的政策构建重点看,地方政府遵循国家宏观养老服务框架,着力构建养老服务网络,但是在家庭照料政策上仍然存在着制度盲区。

共识与分化:福利国家公民的福利态度及其比较研究

论文基于ISSP2009社会不平等模块的调查数据,通过选取美国、德国、瑞典、韩国四个典型福利国家,分析了不同福利体制下公民福利态度的差异,探讨了公民福利态度的影响因素以及不同福利体制内组群间福利态度的分化特征。研究发现:不同福利体制下公民的福利态度存在显著的差异,且福利体制是影响公民福利态度的最主要因素,社会价值观念维度的社会公平感、社会冲突感、收入差距认知以及个体自利维度的主观社会阶层均显著影响公民的福利态度;不同的福利体制产生了特定的社会群体内部的福利态度分化结构,也存在一定的态度共识。公民福利态度研究的出发点是保障福利国家存在的合法性,是政府制定社会福利政策的重要依据。研究福利国家公民的福利态度,能为我国当前的社会福利制度的转型提供方向参考。

老龄化背景下东亚家庭主义的变迁——以日韩老年人福利政策为例

家庭在东亚国家的福利供给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快速发展的老龄化已经对东亚地区以家庭为首要责任主体的政策取向形成了巨大挑战。如何在快速老龄化的背景下回应需求增加与家庭功能弱化之间的矛盾,东亚地区国家面临着政策方向调整的压力。论文梳理了日本和韩国在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福利政策的发展,从社会政策的家庭主义分析框架入手,讨论了以日韩两国为代表东亚福利体制家庭主义的变迁轨迹。论文认为,传统东亚的家庭主义是一种隐性的家庭主义,假定家庭是老年人福利状态的首要责任者,社会政策既不致力于增强家庭的功能,也不支持家庭之外的福利主体的作用发挥;伴随着老龄化,东亚家庭主义开始在增强家庭功能与寻求对家庭的替代两个方向上进行的政策努力,向自主的家庭主义靠近并形成自身特点。论文从具体社会政策角度切入讨论,超越传统从儒家文化与意识角度的探讨,使得家庭主义的变迁更容易被观察与分析,也为后续更为精确的量化分析提供了基础。

东亚福利体制背景下的居民福利供给主体偏好

本文以宏观制度结构和微观地位结构相结合为分析视角,在东亚福利体制的背景下考察居民的福利供给主体偏好及其影响因素,以弥补国内研究对居民社会福利意识研究的重视不足。基于对2006年"亚洲民主动态调查数据"的分析,本研究发现,家庭经济地位较高的居民更倾向于依赖以家庭成员为主的非制度性支持,而个体的阶层地位对居民的福利供给主体偏好并没有产生显著差异。最后,本文从"家本位"文化寻求对这一偏好的合理解释,并对精英主义的福利倾向提出了反思。

政策的肌肤:福利态度研究的国际前沿及其本土意义

态度与政策的关系问题是社会政策设计中需要正确处理的基本问题,其核心是政府的责任,是福利态度研究的基本内容,但内地学界的相关讨论较少。论文基于福利态度研究的国际前沿,回顾并重新界定了概念,勾勒出研究的学术脉络。研究发现:福利态度的分析维度具有多重性与动态性,福利态度差异可以采用福利体制与福利文化的双重解释路径,据此提出了研究的本土意义,为后续研究提供了一个相对完整与专业的参照坐标,也为学术对话提供了知识基础。

中外老年人自营就业影响因素分析

随着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如何保持老年人积极参与就业已经成为一个热门话题,而自营就业这一灵活的就业方式受到了普遍关注。本文主要探讨了个人和家庭因素以及福利国家体制如何影响老年人对自营就业的选择。在国内外正面临着支持老年人和适应劳动力老龄化的多重挑战的今天,本文的探讨具有一定的政策意涵。在实现积极老龄化的同时,鼓励老年人自营就业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新世纪以来德国民众福利态度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新世纪以来,德国社会福利体制一度面临人口老龄化、劳动力成本高、国家债务负担重等诸多挑战,德国政府为此采取了一系列社会福利改革措施,以打破传统社会福利体制的路径依赖。社会福利政策的制定和社会福利体制改革需要得到广大民众的接受和认可。鉴于此,论文主要从德国民众认知视角出发,对新世纪以来民众福利态度的变迁进行分析。分析结果表明,绝大多数德国民众都认为应由政府承担福利责任。医疗、养老和失业保障依然被民众视为政府首要承担的福利责任,但对政府提供失业保障以及就业岗位的支持度相对较低,对提供医疗和养老保障的需求则明显上升。此外,民众对医疗保障的信任度和满意度最高,其次是养老和失业保障,对护理保障则信心不足。另外,德国东西部民众福利态度上的差异依然存在,但已经呈现出趋同迹象。论文运用福利态度解释学说并结合实证数据,说明福利态度的变化主要受总体经济形势、社会福利政策、公正理念、个人自利和社会化因素的影响。

社会保障制度视野下的就业性别平等——德国经验与中国实践

中国的就业性别平等立法的主要障碍在于,如何在社会资源积累有限的前提下将就业性别平等的要求融入社会保障制度的设计中。作为最早的福利保障国家,德国曾经历了高福利的一段时期。在20世纪70年代经济衰退的背景下,德国福利给付缩减,福利体制向支持"成年劳动者"模式的方向转型,其在福利体制视野下推动性别平等实现的一些具体实践,对于中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如保证女性平等的养老待遇,完善生育福利制度,加强对孕产期劳动妇女的保护,同时适度干涉传统意义上的家庭角色分工,引导男性承担家庭责任以实现两性职业与家庭责任的平衡。

论日本福利国家的理论渊源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进入了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行列。日本福利国家的形成与发展既有深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背景,也有着丰富的理论渊源。第一,社会连带主义的团结互助思想是福利国家社会保障的理念基础;第二,凯恩斯主义是日本福利国家的理论基石,社会保障基本框架具有浓厚的贝弗里奇-凯恩斯主义色彩;第三,艾斯平-安德森的福利体制理论是日本福利国家再形成与发展的参照系。日本福利国家属于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混合模式且正在发展途中,未来如何发展变化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从演化的角度阐释东亚社会政策及其社会体系的变化

东亚社会政策分析有两种路径,一是通过对历史发展进程的描述来研究东亚福利体系,试图抽象出这些体系发展的一些普遍趋势;二是通过制度分析来揭示这些体系的特征。这两种路径都可能存在问题,因此倡导采用第三种路径即背景分析法来阐释东亚福利体系的发展。对东亚福利模式的研究应该从这些体系的政策演进的视角去理解,以期为拓展有关东亚福利的研究提供新的视野。

论二战后德国的合法移民及社会融合政策

以种族认同感为基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意识、德意志民族意识,德国福利国家制度的发展,以及冷战和后冷战的国际大格局的变化,共同构成了战后德国合法移民的三重背景。战后德国的合法移民可分为三大类:公民,即属于德意志民族的被驱逐者和德裔;国家劳务市场之于所谓的"客籍工人";符合德国庇护法的外国难民。德国政府对德国难民、被驱逐者和德裔移民,采取了促进全面融合的福利国家政策;对劳工移民及其家庭成员,采取了部分的社会融合政策;对寻求政治避难(庇护)者,则采取防止社会融合的政策。

谁更支持政府承担老年照护责任?——基于CGSS2017居民福利态度的考察

政府在老年照护服务上极其有限的责任以及居民在老年照护服务上的巨大需求对中国福利制度的合法性提出挑战。通过对CGSS2017数据中3 307名中国成年居民福利态度的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女性、年龄越大、社会权利观越强、子女数量越多以及养老观念越传统的群体,越支持政府承担老年照护责任。自利假设中的性别与年龄、东亚福利体制指标影响居民群体关于政府承担老年照护责任态度,同时,东亚福利体制对居民支持政府承担老年照护责任态度的影响大于自利因素。基于此,政府应明确自身在老年照护服务上的责任定位,并采用多种方式实现政府责任,寻找政府与家庭在照护服务上的最佳结合点,以促进需要导向老年照护政策的转变,提高社会福利制度的合法性。

性别福利体制的研究述评

性别福利体制是福利国家研究的主流议题之一。论文的研究目标是回顾性别福利体制并检视其性别平等效益,通过分析性别福利体制的三大理论视角的逻辑起点、概念工具、操作化指标、模式划分及其对应的解释力和缺陷,比较不同性别福利体制背后的政策假设、政策目标及其所欲形塑的家计承担模式、所能达成的性别平等效果。论文希望通过评析国外性别福利体制的发展及其在性别平等方面的影响,推动中国社会政策研究的性别维度和中国家庭政策的发展。

社会福利引论:福利体制模式的类型化考察

社会福利国家的产生是众多因素作用下的产物,既有资本主义自身发展的局限性,又有福利权利的兴起,且与其他公民权利之间存在逻辑关联;马歇尔"三位一体"的"公民资格"则最终构成了社会福利国家的合法性身份。凯恩斯和贝弗里奇等"设计师"塑造了福利国家的制度构架,研究集大成者参考借鉴了卡尔·波兰尼对于社会福利本质的观点,称之为社会保护与市场机制之间的双向调节运动,蒂特马斯、埃斯平-安德森和马歇尔等以此开创了范式福利体制的学术研究,本文立足福利制度、福利体制、福利支出的理论方法的比较分析,考察总结不同类型的社会状态,系统地从类型化角度进行福利体制的模式考察,并尝试推进和解答现有研究中的迷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