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萨尔》多民族交融的特点与启示

多民族共创、共享、共传的英雄史诗《格萨尔》,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多民族之间相互理解、相互欣赏、相互尊重、相互学习的范例,生动地展现了少数民族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汉族文学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影响以及少数民族文学对汉族文学影响的特点,对深刻理解和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有着独特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多民族学者构成的研究队伍对《格萨尔》的搜集与研究不仅是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与文艺政策的典范,更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实践。应该客观地描述《格萨尔》流布过程中呈现出的中国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和现实,科学地阐释其呈现出的特点和规律,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建设提供重要的支撑和启示,充分利用人文数字技术,使《格萨尔》以多模态的形式走进了中国各民族生活中,成为中华民族共享的文化符号,进而有效地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工作向纵深发展。

藏族文学翻译:策略选择、影响因素与译者网络——以葛译《格萨尔王》英译本为例

藏族文学是中国文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彰显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格萨尔》英雄史诗是中国古代藏族民间文学的代表,凝结了藏族人民的智慧,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本文以葛浩文英译阿来“重述神话”小说《格萨尔王》为例,结合文化学派的翻译理论,探讨了译者在译介藏族文学过程中担当的角色:显形、隐身与伦理。

论《格萨尔·北方降魔篇》故事模式的形成基础

《北方降魔篇》是《格萨尔》史诗系列中“四方降魔”故事的首篇,它奠定了史诗的“降魔故事”主题及其典型情节结构。从起源上来看,它除了打上了深深的藏族历史、宗教和民间文化的烙印外,更多地可能受到了具有世界性的英雄屠龙和降伏牛怪故事的影响。经过上千年的演变和发展,其主干情节结构(情节基干)在保持某种相对稳定的基础上,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异。通过15种文本分析,可总结出三种相对独立的传承形态,即传统型、发展型和变异型。

非遗理念启发下《格萨尔》研究的视野拓展与内涵充实

我国《格萨尔》工作与《格萨尔》研究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格萨尔》传统自身发生重大变化的同时,《格萨尔》工作重心和研究趋向也随之转变。既有《格萨尔》研究格局与视野的形成既受影响于各时代的社会文化背景,也由学科自身发展规律所决定。当前,《格萨尔》研究的突破性进展需要新的观念驱动与现实驱动,两种驱动力在非遗概念引入《格萨尔》工作后合流。深入分析非遗概念的深层内涵,理解和借鉴其对广泛丰富内容的包容,对传统再创造能力的强调以及对文化传统传承群体日常文化实践面向的关注,能够有力促进《格萨尔》研究的视野拓展、理念更新、内涵充实与格局重构。

格萨尔史诗口头传统与文化新形态

格萨尔史诗口头传统融神话、传说、歌谣、故事、谜语、谚语、隐语于一体。在千年说唱的世事变迁中与藏民族古老苯教“仲”“德乌”“苯”的口头传统互为指涉、一脉相承。史诗艺术文化新形态的迅速发展将传统文化与现代元素相结合,将不同时代人们对远古的集体记忆、对千面英雄的想象虚构勾勒得更加丰富、复杂、多元、立体,展现了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和审美趣味,同时也促进了文化的多样性发展与世界文化的交往交流。在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发展体系中,格萨尔文化遗产立足本土“口头传统”,开启与世界新的接轨与对话,格萨尔史诗口头传统和艺术文化新形态正在经历革故鼎新的蜕变与转换。

葛浩文《格萨尔王》英译本词汇层面“变形倾向”研究

葛浩文夫妇合译了我国藏族作家阿来的《格萨尔王》,其译本在格萨尔史诗英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本文借用法国翻译理论家安托瓦纳·贝尔曼的“文本变形系统”对葛译本词汇层面的“变形倾向”进行了研究。通过文本对比,发现葛译本词汇层面主要存在四类“变形倾向”:质的损耗、潜在表意体系的破坏、方言体系或其异域风情的破坏、短语及习语的破坏。这些“变形倾向”在一定程度削弱了原文的“异质性”,甚至抹杀了某些“异质性”,翻译理念和翻译环境可能是造成“变形倾向”的主要原因。在我国藏族文学作品的外译与传播中,要坚定文化自信,突出原作特色,可通过灵活多样的翻译方法保持一种“平衡”,既不影响目的语读者的理解,又能避免“变形倾向”,保留原作的“异质性”。

基于语料库的《格萨尔》英译对比研究

雅科夫·施密特1839年的德文本《功勋卓绝的圣者格斯尔王》是《格萨尔》史诗的罕见善本,艾达·泽特林和扎拉·华莱斯在1927和1991年分别出版了该德文本的英译本。本研究主要采用语料库研究方法,自建小型双语语料库,对译本进行描述性研究。通过对比,发现1927版和1991版在语言特征方面存在明显差异。通过分析,发现不同的翻译生态环境和翻译动机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译者的翻译选择。前者贴近原作,后者贴近读者,反映了译者取舍的变化,可为民族典籍翻译提供一定的借鉴。

论《格萨尔》学的奠基者策·达木丁苏伦的贡献--建构《格萨尔》史诗学术史

策·达木丁苏伦是受到苏联—欧洲学术传统培养的、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格萨尔》和《格斯尔》史诗研究者,他与其后出版《西藏史诗与说唱艺人的研究》(1959)一书的石泰安一道,是“现代《格萨尔》学”的真正开创者和奠基人。从策·达木丁苏伦有关史诗研究方面的代表作《〈格斯尔传〉的历史根源》的学科奠基作用及其对《格萨尔》史诗学术史的钩沉功绩,可以管窥其在藏文《格萨尔》史诗研究方面的重要贡献之一—建构学术史方面的成就。

神话的重述:格萨尔王与身份认同

史诗《格萨尔王》是藏民族身份认同的重要媒介,阿来重述《格萨尔王》,是回到民族赖以生存的符号秩序中,弥合在全球化浪潮下的民族身份认同问题。通过晋美与格萨尔王的两条线索的叙述,阿来以“传统”定位民族身份,但返魅与建构先后两种方式的矛盾,导致文本意义自我瓦解。这源于阿来对返魅的执着,致使他将他者约化为现代。但讲述本身并非失去意义,表达的困境反而为人们提供了解“读懂西藏人的眼神”的另一面。

译者行为批评视域下史诗《格萨尔》霍斯英译本的“务实度”阐释

史诗《格萨尔》霍斯英译本以藏文本为底本进行英译,是当前最新的译本。基于译者行为批评理论,借助“求真—务实”连续统中的“务实”维度,对译者的翻译策略、翻译倾向、翻译方式加以分析,发现霍斯译本通过保留宗教文化的翻译策略、多重译者的合作翻译方式、面向目的语传播的读者意识,实现了合理的社会性“务实”,在作者、底本、译本、读者、目的语社会等多方之间实现了理想的平衡,顺应了文化“走出去”潮流,能够助力民族文学典籍对外翻译与传播。

仲肯与东郎:《格萨尔》与《亚鲁王》的诵唱者比较

藏族史诗《格萨尔》与苗族史诗《亚鲁王》都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中优秀的口传文学作品,通过比较两部史诗诵唱者在诵唱习得、传承过程中的差异,尤其是对诵唱者在社会文化生境中发挥的文化功能、扮演的社会角色、所处的社会地位等进行多维考察,探究藏、苗史诗在诵唱传统与传承上的内外关联,对促进《亚鲁王》研究大有裨益。

葛浩文、林丽君对阿来《格萨尔王》地域文化的识解与英译

由阿来“重述”,葛浩文、林丽君英译的神话小说《格萨尔王》旨在向全球翻译传播中国民族文化。本文基于认知识解理论,对比分析了《格萨尔王》中自然景观、俗语和藏传佛教用语三类地域文化表达在原文和译文中的异同,描述了文化表达的复杂内涵以及译者对文化多元内涵的主观理解和取舍。面对文化表达多元内涵的翻译挑战时,葛浩文、林丽君充分发挥译者主体性,积极调整识解维度,将信息内涵传递作为翻译主要目的,兼顾文化表达的情感和审美内涵。认知识解理论有助于揭示译者对文化表达主观理解过程,探索有效的跨文化翻译策略,解决文化不可译的迷思,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走进去。

《格萨尔》研究的学术脉络与前沿热点——基于CiteSpace的知识图谱分析

《格萨尔》作为世界上最长的英雄史诗,在学术界一直受到广泛关注。本文以CNKI文献为数据来源,选定340篇有效文献,运用文献计量工具CiteSpace分析软件,对年际发文量分布、核心作者、研究机构、研究热点等进行分析,系统回顾与阐释1992—2021年近30年间国内学者有关《格萨尔》研究课题的学术图景。结果显示:国内学者对《格萨尔》研究给予了高度关注,形成了以李连荣、王治国、韩伟、何天慧、丹珍草等为核心的学者群体,但学者之间的学术合作关系较弱;发文机构主要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西南民族大学格萨尔研究院、中国艺术研究院等为代表;发文省(区)以北京市、甘肃省、西藏自治区、四川省等为主,形成了以华北地区、西北地区、西南地区为核心的聚集区域,并凭借其地域民族文化优势,不断深入开展《格萨尔》史诗研究领域的多维度研究。

格萨尔藏戏剧诗审美形态研究

格萨尔藏戏是流传于青藏高原藏族中的以演述格萨尔史诗为题材的藏戏剧种。以民族志表演理论为阐释框架,从戏剧学与诗学的双重视角,考察研究格萨尔史诗由剧本诗学到戏剧表演诗学的戏剧本体,解释格萨尔藏戏演述剧诗审美形态与诗学美学特征,从而进一步揭示中国戏曲剧诗学的本质,为建构中国特色戏剧学话语体系提供依据。

格萨尔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访知名藏族学者降边嘉措先生

降边嘉措先生是知名的格萨尔研究专家,也是著名的藏族作家。他为我国藏学事业,尤其是格萨尔研究和文学创作做出了巨大贡献。文章围绕格萨尔文化的创新性转化和创造性发展问题,以及格萨尔研究领域的重点和疑点问题,对降边嘉措先生作了专题采访。在采访中,降边嘉措先生对新出现的“吟诵艺人”的作用和价值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强调了延续说唱艺人原真性的重要性。他认为,被赋予各种“格萨尔”传说的山川河流,是当地某一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生产生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方面的意识表现。这些传说对各地传承历史、重温历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保护该地区生态环境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格萨尔研究方面,他还强调了苯教思想对格萨尔文化的影响,以及格萨尔文化趋于多样化的特征。

兵戈下的食性: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的饮食叙事研究

《格萨尔王传》是藏族的经典英雄史诗,其中有大量与饮食相关的叙事情节,表现出原始藏民族饮食的种种特征。在观念方面,“弱肉强食”是格萨尔饮食的核心表现:食物是连年征战的英雄民族最基本的能量供给,食物的拥有与匮乏是诱发战争的重要因素,食物是英雄们个人光荣的身份标识等。在语言的使用上,饮食被作为一种对话的工具,成为一种内化的叙事修辞。在神人关系上,饮食为神与人之间搭建了精神连接的桥梁。在史诗的战争话语下,战场作为“食人之野”已然变为人伦秩序的废墟,“食人”突破了最后的底线,体现了过载的征服力量与断崖的人性约束。史诗《格萨尔王传》被放置于战争背景之下,其饮食叙事从兵戈刀剑中延伸,演绎了别样的饮食风貌。

《格萨尔》史诗中“赔命价”习惯法研究

《格萨尔》史诗中记载着禁猎禁山规定、军事制度、盟誓制度、刑罚制度等丰富的习惯法,其中刑事处罚方面又有赔偿、驱逐、监禁、讽刺挖苦及悔罪道歉等方式。本文以“赔命价”习惯法为主题,首先简要论述了“赔命价”(stong)一词的含义及其产生与发展,指出“洞”是指发生命案或人身伤害案件后,侵害人向受害人及其亲属赔付的财物金钱等,认为此习惯法源于藏族固有的赔偿习俗和藏传佛教信仰体系;其次探讨了《格萨尔》史诗中记载的“命价”赔偿规则和特点、刑事调解的基本程序等,认为当时的“赔命价”习惯法具有一定的阶级性,赔偿项目较多,盟誓在命价制度实施过程中起着一定的作用,且“赔命价”赔偿规定与现行《民法通则》和《刑法》中的部分规定相一致,调解纠纷的程序也与现今的刑事案件调解流程相似。另指出《格萨尔》史诗中出现的诸多赔偿项目名称同帕竹和藏巴汗时期的法典内容相同,认为《格萨尔》史诗中的记载是了解和研究藏族传统习惯法的珍贵资料。最后,结合《格萨尔》史诗中的具体案例,分析了命价赔偿制的社会功能,提出此习惯法对化解矛盾纠纷和社会的稳定发展、抚慰和调节人心、约束和引导人们的行为举止以及增强法律意识等方面有着积极作用。

藏族《格萨尔》史诗的生态美学思想

近些年来,随着对《格萨尔》史诗的搜集、整理和研究,《格萨尔》史诗已经成为了一门“显学”,成为了藏学研究的主要组成部分。《格萨尔》史诗以其宏大的包容性和黏合性,具有了藏民族百科全书的功效。不仅是独具藏民族审美艺术特色的史诗,也具备了藏民族的宇宙观、自然观和生态观的重要研究价值。纵观《格萨尔》史诗,以大量篇幅,描绘西藏区域的自然环境状貌和“天、地、神、人”共生的关系理念,体现出了藏族人民朴素的生态观和生态价值。众所周知,《格萨尔》史诗是以集体创作、口头流传的方式,以活的文学载体在青藏高原传播千年的民间文学艺术。这样的存在方式,就决定着它以民间为土壤,以灵动鲜活的状态被不断地创造和消费,体现出了藏民族的共同审美心理和价值取向。这也使得《格萨尔》史诗的生态观,体现出取自于民众的普遍审美心理,同时造就了藏民族总体生态观的价值取向。

《格萨尔》戏剧文化的起源、类型与特征

藏传佛教的“羌姆”和藏族民间戏剧、说唱故事的历史久远、流传广泛,能体现藏族姿态艺术的精粹。史诗《格萨尔》产生的年代大概是11世纪末和12世纪初,晚于藏族“羌姆”和民间藏戏、吐蕃早期说唱表演“仲”等,特别是《格萨尔》戏剧晚于藏戏“阿姐拉姆”等藏族戏剧,因此,这三种表演形式是产生《格萨尔》戏剧的文化基础和学理支撑。在早期藏族戏剧艺术文化基础上,《格萨尔》剧目现在发展到宗教跳神式的《格萨尔》羌姆、舞台《格萨尔》藏戏、《格萨尔》马背藏戏等多种类型。主要特征是,《格萨尔》羌姆表演时伴奏音乐十分简便,音乐伴奏通常用寺院羌姆的乐器,有寺院羌姆特征;《格萨尔》舞台藏戏本身是对传统八大藏戏的一种超越,它具有独特的语言风格,因为《格萨尔》是说唱叙述体,保留了史诗的语言特点,曲多白少,以唱腔和身段表演情节,以故事的诗意构成,唱词的曲调构成,搭配成《格萨尔》藏戏一个特殊的舞台风貌;《格萨尔》马背藏戏主要特征是马背上完成赛马技艺表演,其圆场、绕场和过场等均在戏剧广场的外缘,或借助崇山峻岭、河边草地、湖岸沙滩等场地骑在马上展开表演。

格萨尔文化外延概念及其三大核心内涵考略

格萨尔文化外延概念目前还没有一个明晰的阐释,缺乏对其内在含义的深入理解,且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目前,格萨尔学之所以仅以《格萨尔》作为标准来涵盖格萨尔文化,是由于对格萨尔的真实历史、虚构传说和宗教信仰等在本质上未能区分,故现结合史实中作为“真实”历史人物的格萨尔、史诗中作为“虚构”人物的格萨尔,以及信仰中作为“神灵”的格萨尔,对格萨尔文化外延概念进行界定及其核心内涵进行深入分析。全面理解格萨尔文化的内涵和外延,有利于促进格萨尔学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