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企业规模与成长是否遵循Gibrat定律——基于2008-2012年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检验

近年来,互联网企业的高速成长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基于2008年至2012年国内互联网行业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互联网企业成长规模分布,检验我国互联网行业是否遵循Gibrat定律,即企业成长是否独立于规模。结果发现:(1)互联网企业成长规模呈对数正态分布,整个行业结构呈现"寡头主导、多种形态企业共存"的局面;(2)互联网行业不遵循Gibrat定律,互联网企业成长是一个随机过程,其成长率与期初规模存在相关关系。因此,笔者认为规模是影响企业成长的因素之一,但仍需深入探索融资、营销等诸多因素对互联网企业成长的影响机理。

金融生态环境、融资约束与Gibrat定律

采用我国2010—2016年制造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利用广义矩估计方法对动态面板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企业成长动态与金融生态环境、融资约束的关系。研究发现:(1)我国制造业企业成长受其规模影响,规模越小的企业越有成长活力。Gibrat定律并不适用于中国制造业企业。(2)样本公司普遍面临较为严重的融资约束问题,融资约束会限制企业的成长。(3)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可以有效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问题,且处于金融生态环境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更具有成长活力。

中国城市规模分布的形态和演化与城市增长模式--基于Zipf定律与Gibrat定律的分析

鉴于以往研究较少关注城市规模分布形态的规模差异性和城市规模分布演化与城市增长模式之间的关联,论文基于1953—2010年中国6次人口普查数据,选择了全部城市(包含地级市市区和县级市)和地级市(地级市市区)2种样本组,对中国城市位序规模分布的形态特征、演变趋势及其与Gibrat定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中国的城市规模分布主体符合Zipf定律的线性分布,但两端即小城市和超大城市因规模不足而偏离线性分布,这一现象也得到全球各国证据的支持;从演化角度来看,中国城市规模分布在早期逐渐分散化并偏离Zipf定律,但从2000年开始转而向符合Zipf定律的方向回归,其中大城市率先在1990年就开始了转向,与这一阶段城市人口随机增长表现出耦合性,从而验证了Zipf定律和Gibrat定律的逻辑一致性。该发现对于促进中国城市规模分布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启示。

Zipf定律与Gibrat定律在中国城市规模分布中的适用性

本文在阐释Zipf定律和Gibrat定律的理论机制基础上,运用中国646个县级以上城市数据检验其在城市规模分布上的适用性。理论分析表明:Zipf定律服从Pareto分布,适合用Simon随机增长模型解释;Gibrat定律服从对数正态分布,适合用Gabaix人口迁移模型解释;Gibrat定律是Zipf定律的适用条件,近似Gibrat定律下可用修正的Zipf定律———上尾Pareto分布或双Pareto对数正态分布描述。基于中国人口普查数据的研究表明:646个县级以上城市总体不满足Gibrat定律,而表现为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的两组对数正态分布;2000和2010年在截点分别为规模排序第375和第417位的城市时,Zipf定律的拟合效果最好,Pareto指数都在1.30左右,表明城市规模分布具有大城市主导特征;近似Gibrat定律下,双Pareto对数正态分布能较好地拟合中国城市规模分布律。

中国城市人口规模分布研究

城市规模是人口流动的结果和表现,城市规模分布是否合理,关键在于不同规模城市之间能否形成分工与区域协调发展,这需要对城市规模的分布、变化进行准确度量,并探究背后的驱动因素。为此,运用中国296个地级以上城市的六普与七普人口数据,检验Zipf定律和Gibrat定律在中国城市规模分布上的适用性,并比较中国城市人口规模分布在2010至2020年的变化情况。基于人口普查数据的研究表明:从全国层面来看,296个地级以上城市总体不满足Gibrat定律,而Zipf定律的适用度在提高,从十年间的对比来看,人口进一步向大城市集聚,城市间规模差距变大;从中国十九个城市群内城市规模分布的情况来看,十年间绝大多数城市群内城市集中度上升,城市间规模差距变大。第一档城市群的中心城市体量突出,第二档城市群的规模体系较为平均,第三档城市群建设初见雏形。

融资约束与中国企业规模分布研究——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的分析

关于企业规模分布的"融资约束"理论认为由于金融市场的不完善,融资约束会制约企业成长,从而影响整体企业规模分布状况。实证研究表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企业规模分布存在"年龄依赖"和"规模依赖",并非完全遵循Gibrat定律;融资约束制约企业成长,尤其显著影响了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中小企业的成长率;从总体上看,融资约束并不能决定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整体企业规模分布状况,然而融资约束却显著影响了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中小企业规模分布。本文的结果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中国金融市场的有效性与中国企业规模结构之间的内在联系,也为发展中国金融市场,削减企业融资约束,特别是减缓中国中小上市公司企业融资约束,促使中国上市公司企业规模结构合理化提供了经验证据。。

生产率、规模对企业成长与规模分布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基于1998—2007年中国非制造业工业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

采用1998—2007年我国非制造业工业企业相关数据,基于Gibrat定律的研究框架,本文分析了生产率、企业规模对我国非制造业工业企业成长及其规模分布的影响。结果表明:(1)企业规模与成长之间并不遵循Gibrat定律,企业规模对企业成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生产率对企业成长则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影响具有长期的持续性。(2)企业规模的扩张会带来平均企业规模的扩大与行业集中度的上升,使得企业规模(对数)分布更倾向于偏离正态分布;生产率的提高在推动平均企业规模扩大的同时会带来行业集中度的下降,使得企业规模更趋向正态分布。(3)此外,本文还分析了企业年龄、产权特征、地区差异以及出口需求等因素对此产生的影响。通过对不同行业的分类研究发现,不同行业的企业成长及其行为不仅具有相似性也具有差异性。本文的研究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我国非制造业工业企业成长及其行为特征,也有助于更好地把握我国非制造业工业企业产业组织演进的动态过程及其背后的市场结构特征。这为推动我国工业企业成长、促进企业规模结构合理化以及产业结构优化等方面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经验依据。

我国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企业规模分布的拟合及检验

企业规模分布刻画了一个经济体或一个产业整体企业成长状态及其动态演进过程,反映了该经济体或该产业的市场结构及其产业组织演进的特征事实。基于1998—2007年我国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企业相关数据,同时采用对数正态分布、Zipf分布、SCL、FSS等4种分布函数拟合并检验了我国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企业规模分布状况。结果表明:SCL、FSS分布函数对我国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企业规模分布拟合的效果比Zipf分布函数拟合的效果要好,而对数正态分布拟合效果最好;数据还显示,2005—2007年我国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企业规模分布渐进趋向稳定状态。考虑到不同规模的企业规模分布的差异性,对大、中、小型企业规模进一步研究发现:我国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中、小型企业的规模分布更趋向对数正态分布,而大型企业更偏离对数正态分布。通过我国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企业规模分布的拟合及检验,可以为理解我国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市场结构及其产业组织演进的特征,为推动我国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现实的借鉴。

快速城镇化时期中国城市体系构成及动态演进

文章基于第五次、第六次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运用统计分析和实证检验方法对快速城镇化时期我国城市体系构成及动态演进特征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2000—2020年,我国超大城市数量由3个增加至10个,人口占比由6.7%上升至16.3%;特大城市数量由7个增加至28个,人口占比由8.6%上升至20.6%;中等规模城市、Ⅰ型和Ⅱ型小城市存在不同程度的人口外流现象,其中Ⅱ型小城市的人口外流问题最为严重。(2)2010—2020年,超大城市中,成都和西安人口增长最快,年均增长率分别为7.9%和7.6%;上海和北京人口增速出现明显放缓趋势,年均增长率分别为0.8%和1.4%。(3)2010—2020年人口净流入量排前十位的城市全部位于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城市群,深圳、上海和北京是三大城市群人口净流入量最大的城市,珠三角城市群中东莞和深圳城区流动人口占比最高。(4)我国城市体系规模分布总体呈现对数正态分布特征;“位序-规模”分布指数值由2000年的0.867下降至2020年的0.748,与Zipf定律下的帕累托最优分布存在偏离且具有加剧趋势;不同规模城市与城市增长之间不存在趋势性比例关系,城市体系演化遵循Gibrat定律。

融资约束与中国制造业企业成长动态

以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考察融资约束程度对企业成长动态的影响作用。在量化测量企业所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方面,为了避免传统测量方法的局限,采用随机前沿方法,对2005年至2013年共计1968家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融资约束程度进行了测量。随后,借助测量结果考察具有时变属性的融资约束指标对企业成长动态的影响作用。研究表明:对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这类获利能力强、极具市场活力的企业群体而言,它们依然面临着突出的融资约束问题。而且,企业融资约束程度在统计学意义上显著影响着我国制造业上市企业的成长动态,这为针对Gibrat定律验证提供了基于中国企业视角的经验证据。最后,给出了具有内在政策含意的相关建议和启示。

中国城市规模偏差研究

有别于探讨单个城市最优(绝对)规模的研究,本文从城市体系角度,运用Gibrat对数正态分布定律,以2011年为例,检验中国287个地级以上城市的实际规模与理论规模偏差,并划分出偏大、合理和偏小三种类型:偏大城市集中在300万以上人口规模的特大城市,偏小城市集中在人口规模100万左右的中等城市,而通常以绝对规模衡量的人口50万以下的小城市却相对合理。进一步地,构造居民效用最大化目标函数,分析市场机制下的集聚效应和政府引导下的公共服务对城市规模偏差的影响。多元Logistic回归结果表明:偏大城市由显著的集聚效应和优越的公共服务共同引致,其中,集聚效应通过提高生产效率、促进多样化就业和提升工资水平等途径推进城市规模过度增长,然而拥挤效应开始显现;相对偏小的中等城市尽管有一定的集聚效应,但滞后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却制约了城市规模的合理增长。该结果间接表明,绝对规模小的城市因具有的公共服务功能超越了经济发展功能而相对合理。因此,中国城市体系优化的重点是加快发展具有一定集聚效应而公共服务相对滞后的中等城市。

中国小企业的增长陷阱:典型事实及成因探究

企业规模维度的增长特征分析是诊断经济发展问题的重要视角。本文通过匹配2004年和2008年的中国经济普查数据,获得全谱系企业增长信息,分析中国不同规模企业的增长特征及其形成机制。研究发现:从表面上看,中国小企业增长速度比大企业高3.5%,似乎增长更快。但实际上,由于小企业的进入率远高于退出率,企业进入退出与企业年龄高度相关,未控制企业年龄会为小企业带来虚假的增长溢出。在控制企业年龄后,小企业的增长陷阱现象非常严重,实际增长速度比大企业低43.2%,增速差异远高于美国的16.9%,中国企业成长不符合Gibrat定律。分解结果表明,小企业增长陷阱的出现主要源于纯粹对大企业规模的偏好,可以解释不同规模企业增速差异的14.2%左右;其次源于对小企业的歧视,可以解释增速差异的11.5%左右。行业进入壁垒、所有制歧视和地区经济差异并不是小企业增长陷阱形成的主要原因。本文为中国何种企业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提供实证证据,对就业政策的制定具有借鉴意义。

城市规模增长与城镇体系协调发展

我国大城市和小城市都具有较高的人口增长率,而中等规模城市(100万左右)增长相对缓慢;中等规模城市"塌陷"导致我国城镇体系不够协调。不同规模城市增长差异的理论解释为:大城市超常增长是由于交通通信技术进步、政府撤县(市)设区的政策支持和自身的集聚效应;中等规模城市"塌陷"是由于市场区位优势弱化、产业关联性不强和公共服务相对不足;小城市快速崛起是由于"借用"(分享)大城市的规模优势及产业转移中的区位集聚。未来我国城镇化战略重点是推进一批中等城市崛起,"承上启下"地促进城镇体系协调发展。

城市实体地域识别及城市规模分布再检验——基于LandScan人口数据的跨国研究

精准识别城市空间范围及其人口规模一直是城市与区域研究中面临的一大挑战,也是跨国城市研究中解决分析结论不可比的关键。基于LandScan人口数据和欧空局的土地覆盖分类数据,通过不透水面提取、潜在人类聚居地识别、人类聚居地合并、城市实体地域筛选等步骤,识别了2000—2018年全球范围内所有具有统一定义的城市实体地域,在此基础上,采用Shapiro-Wilk检验和普通最小二乘法重新对各国城市规模分布模式进行了验证。结果显示,2000—2018年间,绝大部分国家城市规模分布近似符合帕累托定律而非Gibrat定律,这意味着帕累托定律在全球城市规模分布中更具普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