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零工劳动权益影响因素研究

互联网平台企业的发展催生了数字零工这一新兴工作群体,清晰识别数字零工劳动权益的核心影响因素对保护其劳动权益至关重要。运用扎根理论构建了包含国家政策法规、平台管理、工会支持能力和顾客四个维度的数字零工劳动权益影响因素模型。采用加权主成分分析法对模型赋权并进行评价,认为平台管理、国家政策法规的相关影响力较大,工会支持能力和顾客的影响力也不容忽视。要维护数字零工劳动权益,应持续规范和优化互联网平台企业管理、加快数字零工劳动权益保护的法治进程、提升数字零工工会的支持能力、强化顾客对数字零工的情感认同。

零工经济下农民工灵活就业研究进展

零工经济进入了井喷式增长的阶段,对劳动力市场和经济复苏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然而,数字技术进步和互联网平台发展对农民工灵活就业选择产生哪些影响,通过什么渠道影响,是一个亟须回答的重要问题。文章系统梳理了零工经济和灵活就业的由来和发展,总结和归纳了零工经济的前沿研究领域,包括零工经济下灵活就业选择及收入的研究,分析了学界关于零工经济对收入差距是“缩小”还是“拉大”的不同意见,从技术进步对劳动力的替代效应、生产力效应对就业的促进作用、技能互补对就业结构转型的影响、搜寻匹配机制对劳动的配置效应四方面讨论了零工经济下灵活就业的经济效果,为有序推进多渠道灵活就业和农民工市民化提供科学依据和决策参考。

劳动力市场复苏背景下企业“招工难”问题研究

2023年,中国劳动力市场处于供给积压逐步消化、新增有效需求不足,供需双方再平衡的过程之中。市场主体“招工难”等就业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并呈现出区域分化、长短工分化、产业分化以及机器操作“能手”青黄不接等不均衡形态。究其原因,除了劳动力技能结构与产业结构错位等结构性因素,数字化和平台经济催生的新业态进一步改变了劳动者的择业标准和就业理念。本文建议:一是利用数字化平台加大供需匹配效能,因地制宜加强零工市场建设;二是引导企业全面认识并主动承担职业教育综合成本,加大企业在职业教育中的参与度;三是优化就业促进政策,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四是变人工成本为人力资本,提高劳动要素在分配中的占比;五是提高政策连续性,助力劳动力市场平稳有序。

全媒体时代企业管理的理性回归与应对综论--以平台型企业对零工劳动的影响为例

在互联网平台经济发达的当下,以大数据为支撑,以算法为工具,以平台运营为基石的全媒体产业,加速了数字经济的发展,孕育出众多新兴业态。在以平台和算法为技术依托的新空间里,零工劳动作为典型案例,其中的劳动工具被重新定义,劳动步骤和流程被重新优化和组合,甚至劳动者也被重新规训。这宛如是朝着百年以前的古典管理回归,给社会带来许多影响。促进零工劳动实现良性发展,需要劳动者、企业以及政府管理者等多元主体的共同努力。

平台零工劳动中“消费者控制”的生成及其本质

数字经济时代,平台利用技术将海量消费者需求与终端劳动力相桥接,生成了全新的“数字零工—平台—消费者”的多元关系结构。为了在加强劳动管控的同时提升消费体验,增强用户黏性,平台通过赋予消费者部分控制权,以实现对数字零工的合力管控,由此生成全新的“消费者控制”模式。控制权的重新分配使处于底层的数字零工面临劳动评价扭曲、劳动压力过大、劳动关系模糊等诸多困境。在消费者控制的表象背后,实则是资本更加隐蔽而深入的剥削。基于此,亟须构建以政府为主导,平台、劳动者、消费者等共同参与的零工治理新格局,助力平台经济的健康发展。

零工群体工伤权益保障的博弈分析

近些年,零工市场虽解决了一大批进城务工人员和下岗职工的就业问题,却因较高的工伤风险和较低的工伤保险参保率使得这部分劳动者的工伤保障处于空白地带。本文利用博弈理论,分析认为零工群体工伤权益保障缺失的根本原因在于双方未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为此,政府应完善工伤保险制度及其运行机制、强化政府监管责任、规范零工市场管理,促进补充性工伤保险发展。

关于数字零工劳动关系的国内研究态势、议题及趋向

构建数字零工和谐劳动关系是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的关键问题。纵观国内关于数字零工劳动关系的研究态势,呈现出的渐进性研究特点,反映了该问题发展背后深刻的现实之问和时代之变。透过样本文献的理论争辩,学界对该问题的探讨主要聚焦在以下三个关键性议题:一是数字零工概念内涵的讨论,二是数字零工劳动权益保障不足的剖析与批判,三是数字零工劳动关系认定的多角度探讨。根据文献计量分析和关键议题梳理的结果,以下问题值得进一步探索、研究和考证:一是在概念界定层面厘清数字零工概念边界并准确分类,减少混用;二是在理论研究层面深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运用,同时借鉴多学科研究成果;三是在问题导向层面回应劳动关系认定问题,实现平台企业可持续发展和数字零工劳动权益保障不断完善的良性互动;四是在价值实现层面明确构建和谐数字零工劳动关系以新时代共同富裕为目标。

零工经济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零工经济作为一种新兴的劳动模式,在全球范围内对传统的劳动力市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提高了工作的灵活性和自主性,改变了劳动者和雇主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对就业稳定性、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劳动者权益保护等方面提出了新的挑战。文章对零工经济的特点和现行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完善建议,为推动劳动力市场发展提供借鉴。

数字经济、灵活就业与公共服务变革

数字技术的进步,通过改变生产服务和组织的形式以及劳动者的技能,从劳动需求和劳动供给两端导致了就业的转变,引发了灵活择业、线上提供服务、多元就业、创业式就业、新职业的产生等多方面变革,对标准雇佣关系产生了冲击。“以就业单位为基础”的公共服务提供体系遇到了“不以单位为基础”的各种新就业形态带来的挑战,许多灵活就业劳动者不能被现有的劳动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所及时和充分覆盖。应调整现有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制度,探索新的服务模式,适应技术进步带来的就业转变和雇佣关系的变化,破除因是否有固定就业单位的不同而带来的接受公共服务的差别,构建就业优先、福利直达个人的公共服务体系。

政府参与视角下的平台零工权益保障策略研究——以合作用工模式为例

平台零工权益保障事关共同富裕大计,是政府治理平台经济的重要内容。“强监管”政策下,以合作用工模式为例,借助动态博弈模型对比三种政府参与模式(包容式平台自治、审慎式直接治理与合作式协同共治)对平台及其合作商保障零工权益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包容式平台自治模式往往导致平台监管动力不足,需要引入政府审慎式直接治理,但存在一个零工权益责任标准的最高阈值,该值取决于劳动市场供给、网络订单收益率、平台规模等;在阈值内,政府可以引入连带问责机制提高平台自治的积极性,此时政府合作式协同治理模式成为最有效的保障策略。一方面尝试回答现阶段平台治理中政府角色转型争议,另一方面也为政府规制模式的选择提供参考。

零工经济劳动力市场内部劳动关系差异性分析

零工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就业方式的改变,使劳动关系被重新界定。但以“灵活性”和“自主性”吸引众多劳动者参与的零工劳动在实际中未必能够实现完全的灵活自由,而是根据零工工作的不同类型表现出了不同的特性。从零工经济劳动力市场内部入手,可将其归纳为劳动密集型零工、技能型零工及知识型零工三种类型,再从灵活性、保障性、劳动过程控制等要素方面对其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劳动密集型零工呈现出低灵活性—低保障性—高控制性的特征,技能型零工次之,知识型零工则表现为高灵活性—高保障性—弱控制性的特征。因此,应从规范平台运营、完善法律法规、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提升零工经济劳动者技能和抗风险能力等方面来促进零工经济劳动力市场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家庭总动员:数字劳动的家庭化和劳动的家庭分工重构——基于抖音的数字民族志研究

在数字世界,家庭被重新动员起来,以集体的方式参与数字的社会劳动生产,在劳动分工、劳动过程和劳动关系中展现出家庭化特征。家庭化的数字劳动是数字社会个体应对劳动异化、劳动不稳定性和情感劳动下的劳动控制等劳动风险的积极策略。家庭化的数字劳动不仅重组了劳动的家庭分工,还依托家庭性别与代际的重新分工,重塑了家庭集体生活和家庭伦理道德。数字劳动的家庭分工为全面理解数字社会劳动的多样化及劳动的主体性提供了一种可能,也为重构数字劳动尊严与团结提供了新的机会。

基于数字平台的零工经济研究:多学科多视角的文献评述

当前,基于数字平台的零工经济带来了诸多机遇和挑战,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不同学科的研究者也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出发对零工经济进行了多样化的研究。采用系统性文献回顾法(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对零工经济研究进行文献综述:首先,在CNKI和WOS数据中以CSSCI、CSCD期刊和SSCI/SCI/JCR的Q2以上分区期刊为范围进行检索得到2009—2022年关于零工经济研究的中英文文献740篇,对其进行学术史梳理发现,国内关于零工经济的研究大致经历了起步、缓慢增长和快速增长3个阶段,但明显滞后于国外研究;然后,基于零工经济的核心要素(数字平台、零工劳动者、用工企业)从行为主体角度提炼出政府、企业和劳动者3个研究视角,同时通过文献编码归纳出劳动法学、宏观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人力资源管理、战略管理和劳动经济学6个研究范畴,由此构建多学科多视角的零工经济文献分析框架。最后,利用该框架对零工经济研究文献进行评述和展望。应进一步拓展零工经济的研究视角和研究范畴,注重跨学科研究,融合多视角研究,改进和创新研究方法,加强实证研究,通过协同开展多学科、多视角、多路径的系统化研究促进零工经济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完善,并为零工经济实践提供更具针对性的理论指导。

自我决定理论视角下零工工作者自我领导对情绪劳动的作用机制研究

依据自我决定理论,通过分析收集自422名零工工作者两个时点的问卷数据,探讨了零工工作者自我领导对其情绪劳动策略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发现:零工工作者自我领导会通过心理需求满足对其表层扮演具有负面影响、对其深层扮演产生正向影响;感知算法透明度正向调节自我领导与心理需求满足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正向调节心理需求满足在自我领导和两种情绪劳动策略间的中介作用。

“液态监控”下数字游牧民的“灵工”研究——以手游公会劳动监控模式为例

随着手游市场逐渐繁荣,“玩工”这一群体逐渐进入了学界视野,有别于组织化的代练、陪玩等劳动群体,作为“灵工”的普通玩家的情感劳动看似是自由的、非异化的主体性劳动。采用网络民族志的研究方法,聚焦于个体的游戏实践、个体玩家与结构性的经济模式的互动过程。研究发现,游戏公司与网络平台通过“公会”对作为数字游牧民的玩家进行“液态监控”,“公会”这一普遍的游戏内组织形式跨越了虚拟与现实的界线,在玩家社群中形成了金字塔式的数字牧领结构,使游戏公司与平台能够直接征用玩家情感劳动的成果并将之商品化,也使玩家迈向了“准职业化”,受“又肝又氪”的社群文化支配。

数字劳动异化的四重规定及其当代治理

马克思天才性地洞见了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与劳动的矛盾关系,创立了“劳动异化”理论。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劳动异化现象并没有弱化或消失,反而由于数字劳动的隐秘性等特点而加剧。基于马克思劳动异化理论的分析框架发现:数字劳动者与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数字劳动者与数字劳动活动本身相异化、数字劳动者与人的类本质相异化及数字劳动者与数字资本家相异化是当代数字劳动异化的四重规定。为此,需要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努力调节数字劳动过程中产生的劳资矛盾,着力减轻数字劳动对广大数字劳动者的异化程度,为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作出阶段性贡献。

零工经济下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困境与完善路径

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一大批新就业形态和灵活就业岗位应运而生。灵活就业作为一种重要的新就业形态,在稳增长、促就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新型用工模式对传统劳动法律和制度提出了一连串挑战,零工劳动者的权益保障困境也日益凸显。以典型的零工劳动者——外卖骑手为例,反思我国零工经济发展实际中维护零工劳动者权益存在的不足,我国应当灵活并恰当认定零工劳动者的法律身份,明确认定劳动关系,逐步更新并完善相关劳动法律和制度体系,监督企业合理构建算法技术治理机制,通过多方主体协同努力,以期走出零工劳动者权益保障困境,促进零工经济健康持续发展。

零工经济就业群体劳动权益保障探析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移动通信设备的快速普及,以互联网平台为基础的零工经济迅速崛起。平台经济创造了一种新型就业形式,为我国新增了大量的灵活就业岗位。与传统就业形式的劳动关系相比,零工经济工作时间更为弹性自由,但平台方往往不承认与其就业群体存在劳动关系,致使该群体的劳动权益受到严重损害。认定平台与其就业群体的法律关系是当前的一个热点和难题。现行的劳动法律范畴规定不够明确,需要修改、完善和细化,以更好地保护零工经济就业群体的合法权益。

零工群体劳动权益保护研究:域外实践及我国的应对

随着互联网及移动互联终端设备的普及,以数字技术平台为媒介的新形态--零工经济--不断发展,与其深度关联的零工劳动群体不断扩大。数字经济最为发达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于2019年9月率先颁布了适用于互联网平台与劳动者法律关系认定问题的零工经济法案,该法案就判断劳动关系是否成立明确提出了ABC检验标准。加州零工经济法案是平台企业与零工劳动群体利益博弈的结果,势必对零工经济的发展以及对传统就业形态产生重大影响。随着数字技术、人工智能及平台企业在我国的不断兴起和发展,零工经济及灵活就业群体也在不断扩大,如何借鉴加州零工经济法案助推我国新就业形态的发展,对于我国零工职业群体广泛的城市自由职业者及农民工群体,保护零工劳动群体利益对扩大就业、增加其收入意义重大,深值研究。

平台模式下零工劳动的政治经济学解读

数字经济的发展使得以平台为链接的零工劳动成为数字时代特殊的劳动方式。零工劳动的出现使得传统的劳动价值生成方式和劳动者的组织方式遭到挑战。由于网络平台的外部性,零工劳动过程实现了从“工厂”向“社会”的蔓延,带来了资本对社会的总体吸纳;数字平台模式下的算法技术通过对相关性的分析,实现了借助于“算法最优时间”对劳动过程的控制和劳动价值的衡量。数字平台模式下的零工劳动将平台的中介化发展到主体化,带来了劳资权力的不对称,同时造成了数字平台的负外部性问题。平台经济所形成的嵌套层级构架需要新型的社会关系结构,因此平台模式下零工劳动的发展所形成的嵌套层级构架呼唤着对社会关系的重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