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枢海马体的发现与命名

海马体是大脑存储记忆的主要位置,一直是神经科学领域研究的重点。20世纪对海马体功能的揭示得益于解剖学的早期研究。海马体解剖学研究始于文艺复兴时期,但囿于大脑结构的复杂性和解剖学技术的不完善,当时对海马体的认识存在局限性。在16世纪~18世纪初期解剖学界对海马体的命名产生了分歧,出现了公羊角、阿蒙角等一系列用于描述海马体的术语,18世纪末期海马体形态学研究的突破,结束了两个世纪海马体命名的分歧。从医学史的角度出发,构建了海马体发现及命名的历史过程,旨在从中借鉴经验,更好地推动神经科学的发展。

艾儒略的福音书译述策略

艾儒略以其“西来孔子”的理论修养与渊博学识,在《天主降生言行纪略》中对福音书进行了变通性译述。他因应文化适应之需,以替代策略易词而译,以模仿策略因势“归化”,以阐释策略疏解、补充,以淡化策略消误读。透过这些译述策略,艾儒略将天学经典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对接,有效提高了中国读者的接受程度和文化翻译的可译度,也为明末耶儒跨文化对话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没有晚明,何来晚清?--“文学”的现代性之旅

"文学"一词今义的形成乃晚明天主教和晚清基督教合力建构使然。1623年艾儒略刊刻《西学凡》和《职方外纪》二书,提出"文艺之学"一称,主要内容包含各种诗文与议论文章等等。1635年,杨廷筠身后出版的《代疑续篇》中,引用尤属《职方外纪》的艾著,改"文艺之学"为"文学"二字,而这是"文学"摆脱《论语》以来以孔门经籍或教育修身为主的古义之始。杨廷筠的用法,清中叶以后的基督教传教士如艾约瑟赓续之,而且在《六合丛谈》中指陈内含史诗、悲喜剧与史传等西方古来的文学文类,甚至含括西人观念中的修辞学在内。"文学"的今义,自此灿然大备,而且随魏源《海国图志》与维新派人士与文人如梁启超与王国维等人的援用,逐渐演为中国现代性的一环。

《职方外纪》:世界图像与海外猎奇

《职方外纪》是继利玛窦世界地图之后第一部系统介绍世界人文地理的著述,艾儒略在编纂《职方外纪》的过程中,精心编织了绘制世界图像和展示海外奇观两条线索,借助了晚明尚奇的习俗,以"奇人"、"奇地"、"奇事"的雅俗共赏的描述,给明清中国人介绍了大量闻所未闻的海外奇事奇人。这些图像在东西文化初次接触的过程中开阔了中国人的视野,形象化地为国人展示了世界的自然图景和海外的人文奇观,帮助了国人在猎奇意识的支援下能够初步认识和理解一种异域的文化,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天朝中心主义的陈旧观念,建立起最初的世界意识。

《大西利西泰子传》与张维枢考述

本文通过研究利玛窦传记《大西利西泰子传》及其作者张维枢,探讨了下列四个问题:通过张维枢《大西利西泰子传》与艾儒略《大西西泰利先生行迹》的比较,分析张维枢撰写此传的动机及完成的时间;张维枢生平考述,主要介绍了任职经过与政绩,他在晚明政坛上的影响;张维枢与天主教传教士、教徒的交游,主要介绍了他交游的来华天主教传教士和中国天主教教徒;张维枢著述情况简介,包括他的文集与零星撰述以及他编辑、刊刻的文献等。

明末艾儒略在漳州的传教活动与社会反响

明末天主教由艾儒略传入漳州以后,引起了漳州士大夫强烈的反响,出现了一批奉教人士与排斥者。艾儒略在漳州的传教活动及其传播之天主教的时代境遇,不仅体现了东西方文化冲突与融合这一经典的主题,同时也是基督宗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在福建相遇与碰撞的一个典型区域个案。

明末艾儒略在莆田的传教活动及其影响

明末艾儒略将天主教及西学传至莆田这一文化名邦,并广交莆田知名士大夫。在传教与交游过程中,艾儒略对莆田天主教信仰的兴起和发展做出开创性工作;对民间信仰的批判使得中西之间的"礼仪之争"最早在莆田呈现;其"西化"的儒学无形之中影响甚至转变了部分莆田士大夫的思想。

中国古代的“四海”意识与艾儒略《四海总说》

中西交流是以地理知识的沟通揭启序幕的,但来华传教士所带来的西方地理新知识,往往难以一时被中国古代士人所接纳。其中诸多细节,体现了两种不同文化间的差异与冲突,例如中西关于"四海"的诠定。中国古代文献记载中的"四海"从传统的经史体系而来,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意识。而在利玛窦、艾儒略等传教士的地图和著述中,"四海"从西方的航海大发现而来,用来唤醒中国古代士人的世界意识。两者之间的冲突与矛盾,反映了中西交流的曲折历程。

利玛窦与西方哲学的中传及对中国哲学的发现

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来华传教时,正是亚里士多德在西方如日中天的时代。耶稣会士所传来的“西学”,主要是文艺复兴之后在西方盛行的希腊哲学,而非西方近代哲学。利玛窦是第一个以西方哲学为标准发现中国有哲学的欧洲人,也是第一个明确提出了“中国哲学”这一概念的人。利玛窦所指称的“真正的哲学”不可能脱离经院哲学的底本“。真正的哲学”在17世纪之后的欧洲产生了分化,即形而上学与数学和自然科学分化、哲学与神学分化、逻辑学与形而上学分化,等等。利玛窦等耶稣会士为中国人了解西方的学校教育和学科设置打开了一个窗口,引发了中国知识精英对“西学”的兴趣和向西方学习继而赶超西方(“会通与超胜”)的意愿。尽管从明末直至鸦片战争长达二百多年的历史中,中国并没有认真参照西方来改革自己的教育体制和学科建设,但它却为弥补中国学术不足、设立近代西式大学提供了最初的范例。

诗社、宗族与忤珰——耶稣会士艾儒略与明末莆田诗人的结交

明末耶稣会士艾儒略在福建莆田传教,与当地多位士绅文人交游来往,诗咏唱和。文章从传世的诗文、史书入手,梳理了有关诗人士大夫的诗社活动,叙述莆田诸公以赠诗与艾儒略的交往历史,追寻其与艾儒略的交往之道及其在东西方文化发生交流碰撞时的心路历程,剖析族亲对族人与族外人交流所起的作用,阐发了有关士人参与明末对抗魏珰擅权的斗争给他们带来的政治失意和与艾儒略相遇对他们人生观和历史观产生的影响,揭示出莆田诸公与艾儒略的交游是明末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所使然,信仰并不是主要的原因。

《职方外纪》与17世纪中国人心目中的拉美印象

中国古人长期信奉"天圆地方"的宇宙论和以"九州说"为主要内容的世界观。到17世纪前后,中国古人通过《职方外纪》等西方地理学著作了解到了美洲以及南美诸国的名称及概况。在传统宇宙观和世界观等先入之见的影响下,中国古人对美洲的许多人文、地理知识在很长时间内疑信参半,不乏误解之处。通过这种充满矛盾和怪异的理解方式,中国古人对美洲乃至更大范围内世界的认知由混沌趋于清晰,从抵制转为接受,从猎奇走向求真。这一过程,生动反映了不同文明在接触之后发生的碰撞和融合的复杂关系。

晚明传教士“点金”谣言的传播与辩驳

晚明社会流传传教士擅长"点金术"的谣言,这与中国炼丹传统与晚明求仙社会风气密切相关。针对谣言和资金来源不明的传闻,传教士和教徒们纷纷著述驳斥,同时表达对当时社会风气、儒学道德沦丧和时世混乱的痛心。护教人士对传教士和天主教的维护,从本质来说,是出于维护传统儒家的纯正性的需要和回归上古社会道德秩序的期望。

会通与坚守之间——艾儒略对“性理”之说的跨文化阐释

明末来华耶稣会士艾儒略以其“西来孔子”的理论修养,从天主教基础立场出发,就彼时极盛的理学的相关命题与概念做出了深入的对接性的阐释。艾儒略重视耶儒两种不同的文化在本体上的差异和二者作为自足自洽的信念系统,颇富新意地提出“性即魂”“气自气”等命题和“内神大体”“元质”等概念与宋明理学“性”“理”“太极”等概念进行会通,体现出其试图调和天学创世论和儒学固有思想的努力,其跨文化阐释为耶儒对话提供了丰富启示。同时,他过于倚重逻辑论证方式致使其确未形成更多互惠性理解。

晚明基督论的传播——艾儒略的对话与翻译策略

一、导言:艾儒略的对话录耶稣会士艾儒略( Giulio Aleni,1582 -1649) 于明朝最后几年在中国传教,清初在福建去世。他出版了三本对话录,其中大量段落记录了有关基督与中国的讨论。当时,传讲基督在中国文人和士绅中引起了激烈辩论。对那些试图从神学和文化角度来考察研究这一辩论的人们来说,这些基督论主题无疑会引起他们的兴趣。

异迹与明末天主教传播

端州有乡人夜遇荒冢地,为魔所凭,忽发颠狂,其父母延僧、道、巫觋之流,祈禳百端俱无效,时有告其父曰:大西有利先生者,崇奉天主正教,能驱魔,立应盍往诚求之,其父恳祈利子,利子至其家,见诸魔像、符箓,谕之曰:是皆邪魔之招也,悉取毁之,因代诵经吁祈天主,取自佩之圣椟。

“翁加里亚”再考释——《职方外纪》校释献疑一例

1623年,耶稣会传教士艾儒略写成《职方外纪》,这是传教士向中国介绍世界人文地理的代表著作。谢方在校释该书时,将欧罗巴卷中的"翁加里亚"释为乌克兰。本文就"翁加里亚"这一名称,从对音、起源、历史沿革、地理位置、书中记述的角度进行了再次考释,提出其应指以"匈牙利"为名的欧洲部分地区。

利玛窦、艾儒略世界地图所记几则传说考辨

利玛窦世界地图、艾儒略《职方外纪》及附图中的高加索及北欧的两个"女人国"、北欧的"矮人国"、南美洲的"长人国"三则传说,分别源自西方古典时代至地理大发现时期所记的亚马逊人(Amazones)、矮人族(Pygmaei)及麦哲伦命名的巨人巴塔哥尼人(Patagones),一些国内学者却认为其源自中文材料,甚至将其视作来华传教士对《山海经》的解读。本文考订中西方有关传说源流,以辨明利玛窦、艾儒略记述来源。

耶稣会士艾儒略入闽与福建天主教会创建时间考

作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艾儒略是明末首位进驻福建的天主教传教士,他将福音的种子撒播于八闽大地,奠定了福建天主教会的基石。他到达福建的日期无疑是他传教生涯中的一个里程碑,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本文立足于罗马耶稣会历史档案馆的第一手史料,认为艾儒略是应福建本土基督徒以及叶向高的邀请在1625年5月16日来到福建的。因此,福建教会的创建也归功于福建本土基督徒的主动性。

以图为证:艾儒略与耶路撒冷地图

1637年,艾儒略出版了一部图解教义的木刻版画《天主降生出像经解》。为了适应中国传教的新语境,他添加了一幅底本《福音历史图集》所没有的耶路撒冷地图。这幅地图虽然不是艾儒略的全新创作,但它是中国明清天主教史中少见的"圣地"图,体现了艾儒略在中国语境下的特殊用意。由于自利玛窦以来的传教士,经常要面对来自中国人对西方地理及天主教本身的怀疑,促使传教士及中国信徒努力寻找更有力的证据来予以回应。艾儒略添加的这幅耶路撒冷地图,也正是应对此种怀疑的一种努力。

《职方外纪》中的西人航海纪事

艾儒略是17世纪中西交流史上的重要人物。他撰写的《职方外纪》是第一部向中国人介绍世界地理的中文著作。书中出现了对西人航海探险的叙述,包括阁龙(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亚墨利加(亚美利加)航行美洲、墨瓦兰(麦哲伦)全球航行等。这是西人最早向中国人介绍大航海时代西人航海的记录,对于晚近中国人认识世界具有启蒙作用,延续至清代,成为魏源、徐继畬等开眼看世界先进人士的知识来源之一。在叙述方式与编辑策略上,《职方外纪》中的西人航海纪事,也为19世纪以后西方航海人物及其历史在中国的译介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