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四海”意识与艾儒略《四海总说》

中西交流是以地理知识的沟通揭启序幕的,但来华传教士所带来的西方地理新知识,往往难以一时被中国古代士人所接纳。其中诸多细节,体现了两种不同文化间的差异与冲突,例如中西关于"四海"的诠定。中国古代文献记载中的"四海"从传统的经史体系而来,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意识。而在利玛窦、艾儒略等传教士的地图和著述中,"四海"从西方的航海大发现而来,用来唤醒中国古代士人的世界意识。两者之间的冲突与矛盾,反映了中西交流的曲折历程。

利玛窦与西方哲学的中传及对中国哲学的发现

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来华传教时,正是亚里士多德在西方如日中天的时代。耶稣会士所传来的“西学”,主要是文艺复兴之后在西方盛行的希腊哲学,而非西方近代哲学。利玛窦是第一个以西方哲学为标准发现中国有哲学的欧洲人,也是第一个明确提出了“中国哲学”这一概念的人。利玛窦所指称的“真正的哲学”不可能脱离经院哲学的底本“。真正的哲学”在17世纪之后的欧洲产生了分化,即形而上学与数学和自然科学分化、哲学与神学分化、逻辑学与形而上学分化,等等。利玛窦等耶稣会士为中国人了解西方的学校教育和学科设置打开了一个窗口,引发了中国知识精英对“西学”的兴趣和向西方学习继而赶超西方(“会通与超胜”)的意愿。尽管从明末直至鸦片战争长达二百多年的历史中,中国并没有认真参照西方来改革自己的教育体制和学科建设,但它却为弥补中国学术不足、设立近代西式大学提供了最初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