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话“给”字句扩展为被动句的语义动因

汉语诸多方言中给予动词是通过语法化而获得相当于普通话“被”字的被动介词功能的。北京话中也有类似的现象。以往的研究认为给予动词的被动介词功能是由该动词在容许使动句中所充任的<被使动者(causee)>标识功能扩展而来。这种观点,对于给予动词既能作被动介词又能作被使动者标记的粤语等方言来讲,确实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是,对于像北京话这类给予动词并没有获得被使动者标识功能的方言来说,便缺乏足够的说服力。我们认为除了使动义和被动义之外,受益义和被动义之间也有可能形成一道语义连锁。本文将对这种语义连锁提出一种新的解释:北京话中给予动词“给”字的被动介词功能不是由<被使动者>标识功能扩展而来,而是由<受益者>标识功能扩展而来。

论藏汉语同源持续体标记

三个"给"字并存是汉语西北方言里的特有现象。根据西北方言里"给"字时间层次的差异,分析了动词"给_2"的位移,由此确定了原始汉语的"主-宾-谓"语序,证明持续体标记"给_3"和藏语bsdad_2、bzhag_2具有同源关系。

重论“我唱给你听”

论文针对部分学者把"我唱给你听"看作使役句的观点,指出此观点的立论基于两点:一是汉语中没有"Vd+N3+给+N2"句式;二是"给"在"Vd+N3+给+N2+V2"句式中作使役动词"让(叫)"用。本文结合清代官话语料及相关方言事实,对上述两点进行质疑,提出"我唱给你听"是模拟给予句加挂动词,仍属复杂给予句,其中"给"是标记接受者的弱化动词,不是使役动词。

青海甘沟话由“给”标记的增宾结构及其扩展结构

青海民和甘沟话处在汉语与阿尔泰语系语言深度接触的环境中,动词形态较普通话更为复杂。甘沟话可以通过在动词后添加形态标记“给”进行增价派生,派生后的结构增引一个语义上的外围论元作宾语,属于双系结构(applicative construction)的次类,即增宾结构。甘沟话的增宾结构可以增引接受者、受益者、目标三类语义上的外围论元。受三类典型增宾结构影响,标记“给”类推扩展进入其他一些语义相关、表层形式相近的结构中,增宾结构及其扩展结构的语义限制为[+给予]。甘沟话增宾结构的形成是接触导致的SOV语序与汉语语法系统内部协调的结果。与甘沟话有明确接触关系的土族语民和方言受甘沟话增宾结构影响,致使后缀-gha发生了功能扩展,这显示了接触对语法系统影响的双向性。

太原话的“给”字句

本文介绍了太原话的“给”作为动词、介词和助词的用法,比较详尽地描写了太原话“给”字句的三种类型,并比较了三种类型之间的不同。

西华方言多功能词“给”的语义演变

河南西华方言的"给"是个多功能词,其语法化过程中主要的语义演变路径是:给予→受益者→有生方向→伴随对象→并列→顺承/因果。

从多功能词“给”的不同表现看汉语官话语法类型

西南官话文献及河南中原官话的"给"可以做给予动词、通表与事范畴三种关系的介词及并列连词。这与北京官话文献和当今普通话的"给",还有琉球官话课本和典型的南方诸方言给予动词的多功能模式都不相同,而与古代汉语中的多功能词"与"相平行,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具有类型学意义的问题。此外,部分河南中原官话的"给"还发展出处置介词的功能。

巴赫金的符号学理论与幼儿语言习得研究——以幼儿“给”核句的习得为例

本文认为幼儿所使用的语言符号正是巴赫金符号学理论中所说的最纯粹和最典型的符号,幼儿语言的习得,是在对话交际中的习得,体现了巴赫金的符号学理论对符号的理解和掌握的过程,即感知→认知(概念意义)→认知(语境意义)→能动的对话的过程。

明清北京官话文献中表给予义的“给[kei]”的读音

本文考察"给与"义[kei](给)音由来问题。首先通过明清时期北京音文献及满汉、汉朝对音资料,确认了[kei]最早出现在十七世纪初(1606年),指出[kei]音的演变路径为kip→ki→kei,即由于先发生了双元音化而丧失了腭化机会,成为特殊音变。最后从语用角度解释这一音变例外产生的原因。

显性施加义给予构式“给X来(一)个Y”探析

文章主要讨论了现代汉语里表显性施加义的给予构式"给X来个Y"。这一构式的构式义可概括为:与事X被动获得某种事物、或遭受某种处置、或被施加某种行为。文章分析了可变项X、Y的构成情况和两者之间的语义关联,指出X与Y之间存在获得、感受、遭受三种语义关系。固定构件中,介词"给"和泛义动词"来"是赋予构式显性施加义的主要因素。介词"给"是个介引标记,主要作用是引出与事成分X,动词"来"的语义泛化,主要表示[+施加]义,一般不能用动作义动词替换。构件"(一)个"的主要作用是对可变项Y进行有界化和指称化,使Y具有可让渡性。文章指出:核心构件的语义泛化对构式的语义形成与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构式研究必须重视构件(尤其是固定构件)的语义表达以及构件之间的语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