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联美制苏”到独立自主的地区和平政策:中国与中东和平进程(1977-1982)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面对苏联的全球战略扩张态势,中国基于“联美制苏”的总体方针在中东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政策主张。中国积极支援地区国家摆脱苏联控制的努力,质疑和抵制美苏作为联席主席的日内瓦会议机制,同时反复告诫美国在推进阿以和平时必须平衡双方诉求。中国的这一系列立场与活动成为美国主导下的中东和平进程得以启动的关键因素之一。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与埃及、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等地区重点国家的关系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升。进入80年代,在中国重新思考自身与超级大国和第三世界之间关系的同时,美国政府也暴露出难以客观公允地持续推动中东和平的严重局限。作为主动“告别冷战”的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一环,中国转而坚定地走上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之路,通过加强自身与中东各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支持中东地区真正实现持久和平、普遍安全与共同繁荣。

中国冷战史研究70年及其思考

70年来我国冷战史研究经历了艰难的萌芽起步阶段(1950-1989)、快速发展阶段(1990-1999)和持续繁荣阶段(21世纪以来)3个阶段。其特点是起步艰辛、发展快速;队伍年轻、成果丰硕;国际性强、密切联系现实;站在世界史学科前沿,比肩国际学界,某些领域甚至领先。然而也存在诸多不足,如主要利用美国文献,以美国的冷战政策作为重点研究对象;主要关注高政治议题;史料来源大都集中于各国政府档案;普遍采用传统叙事史学路径。冷战国际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需要继续拓展研究领域;加强新的研究方法;挖掘珍稀档案资料;培养更多专业人才。

热战、冷战、冷和:美国全球扩张的战略反思

发展与扩张是美国国策的一条主线。“热战”、“冷战”与“冷和”则是美国基于国内经济与社会发展而对全球扩张的依序相循的三段路径。反法西斯战争是全世界人民的胜利,美国却是世界胜局的最大受益者。二次战后初期以来,美国挑起“冷战”,以“经济分流”与“民主工程”令苏联解体,使自身处于一超独大的世界之位。在“冷和”条件下,美国对发展中国家推进“改造工程”,则是其对全球扩张的新目标。三者内生互动的解读,有益于人们的深度战略反思。

冷战、美国霸权与全球化——冷战史研究新视角

冷战对全球化的影响表现在其所造成的两大对立国际集团内部的高度协调在分割世界的同时,又对世界市场的一体化具有直接的推动作用。美国的霸权则通过维护冷战期间西方集团的政治稳定,帮助确立和维持战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自由化和多边开放,从而推进了国际经济向全球经济转化,全球化由此而迅速发展。全球化对冷战的影响则表现在促使冷战期间的两极国际体系比较稳定地运行,并且导致冷战以和平的方式宣告终结。同时,全球化还对美国霸权的消长起决定性的作用。

世界格局演变逻辑与中国道路选择

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将人类带入了一个波澜壮阔的伟大时代。这并不是一个宁静愉悦、让人们沉浸于玫瑰色梦想的温馨时代,而是一个冲突迭出、风险四伏的变革时代。逆全球化的经济态势、后冷战的对峙格局、风险社会的广泛延展构成了这个伟大时代的基本挑战和宏大命题,而所有这些命题都可以在历史发展的轨迹中寻到其时空位置和相关关系。观察世界秩序的演变逻辑,国际社会可以被描述为长期经历着伦理与实力交互主导的波浪行进、理想与现实之间替代呈示的螺旋演化。就中国而言,要旨在于抓住中美关系这个纲举目张的枢纽,秉持谦和大度的交往心态,在经济、文化、政治、科技等方面稳健发展,通过自身的持续向好发展来促动世界格局的再全球化。

从冷战国际史到冷战全球史:国内冷战史研究范式的多样化趋势

近十年来,国内冷战史研究受全球史研究兴盛的影响,其研究范式出现了以史料多元化与视角多样化为主要特征和动力的多样化趋势。国内冷战史学界在积极使用和拓展一手材料的基础上,重视引入其他史学领域的研究视角与材料运用方法,将研究对象从国家行为体扩大到社会、文化、技术等领域,在学科交叉基础上形成了有新意的冷战叙事,开启了一个由冷战国际史到冷战全球史的学术进程。国内冷战全球史研究取得进展的同时,也面临来自学科内部与外部的挑战。这些挑战既反映国内冷战史发展的问题和局限,也构成了新的学术增长点。随着当代研究者与冷战史在时间距离上的不断拉大,史家需要将冷战放入现代化与全球化的长程历史中加以审视。

超越地缘?全球卫星网络的创造与失败

本研究聚焦冷战时代的卫星通信技术,通过史料梳理对比美苏两国在冷战高峰期不同的卫星通信发展路径。在此基础上,本研究追溯美国所积极倡导“国际共治”的全球卫星网络从创制到失败的历史,勾勒出西方主导下“超越地缘”的独特全球传播网络构想,并探寻这种理想化愿景背后资本逐利与帝国霸权的实质,指出对新空间体系的开发与颠覆性创新是如何与单一系统的垄断和封闭性霸权相伴而生的,试为洞悉今日全球赛博空间的争夺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略论一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全球化的曲折发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是全球化的曲折发展时期。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受到严重挑战。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及长期的东西方冷战不仅严重阻断了全球化的进程,而且使全球化发生某种倒退。但是,全球化作为一种世界潮流是无法阻挡的,因此这一时期的全球化仍然取得一定程度的发展,其突出表现在一些世界政治、经济组织的建立和跨国公司在国际舞台上的日益活跃。

论“后冷战”时代经济全球化的异化与中国的对策

经济全球化是商品经济规律发展的结果。“后冷战”时代国际政治经济格局重新构建的核心问题是“单极化”与“多极化”之争。在“后冷战”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经济全球化已从多个方面异化成为了美国化。此种国际政治经济现实,决定了中国应该采取“把握大势,找准位置”;“立足周边,广交朋友”;“韬光养晦,潜心发展”的应对策略。

国际形势演进中的当代资本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在时代主题转换、冷战格局存续、多极化趋势发展、经济全球化深入等方面的国际形势演进中,当代资本主义既扮演了重要角色,又受到这些方面国际形势的重要影响。考察国际形势演进中的当代资本主义,不仅有利于深入认识国际形势演变与当代资本主义的关系,而且有利于深入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国际环境。

2020数字冷战元年: 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两种路线之争

网络空间正在走向数字共同体,还是走向数字冷战?2020年美国推出清洁网络计划,中国提出《全球数据安全倡议》,欧洲进一步推动落实一系列数据立法,这些动作将数字议题进一步纳入到大国博弈的范围。支持数字共同体路线的行为主体从全球视角出发寻求全球解决方案,但有许多行为主体正在推动这个领域走向数字冷战,这两条路线的互动将决定互联网在下一个十年是否走向分裂。2020年是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分水岭和转折点,构成了数字冷战元年。

冷战后美国全球战略新构想评析

冷战结束至今 ,美国不断对其全球战略进行调整。布什政府的“世界新秩序”和克林顿政府的“参与和扩展”战略提出的基本战略目标是一致的 ,即美国必须领导冷战后的世界 ,按照美国的理想来重塑世界 ,建立美国治理下的世界和平。小布什新政府的全球战略尚在酝酿之中 ,但就其基本战略目标而言不会发生什么变化。

东北亚国际关系新视角瞭望

在经济全球化的新时代背景下,东北亚国际关系的调整呈现新的特点。务实外交奠定了新时期区域间国家关系的基础。但是,国际关系中的冷战思维仍然存在。区域合作的新机制起步艰难却又势在必行。未来的趋势是建立面向世界的区域合作机制。

略论21世纪的世界大趋势

本世纪最后 1 0年发生了苏联解体、海湾战争、科索沃危机、南斯拉夫分裂、东南亚金融危机、欧洲统一、北约东扩、美日安全同盟再定义等全球性事件 ,这些事件标志着冷战时代的结束。 2 1世纪 ,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将呈现全球化趋势加强、世界经济欣欣向荣的局面 。

马歇尔计划和欧洲统一

历史上，欧洲曾是一个有统一思想和“欧洲精神”的地区，但由于两次大战的浩劫和苏联的出现，欧洲经济濒临崩溃、统一困难重重。为了振兴西欧和美国的利益，1947年初，马歇尔提出“遏制”苏联及共产主义的“马歇尔计划”；计划的实施，使西欧经济得到恢复，实现了美国全面控制西欧的目的，同时也拉开了冷战的序幕。

全球一体人经与冷战之间的关系初探

作为历史的坐标,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标志着世界历史进入了离我们最近的当今时代。战后世界呈现出两大特点,一是美苏冷战,激烈异常,二是全球一体化浪潮方兴未艾。在世界整体化日益发展的世界,冷战是对全球一体化总趋势的反动,迟滞了全球一体化的步伐,同时全球一体化浪潮又以不可阻挡之势融蚀了冷战的基础并导致了冷战的终结。

后冷战时代美国文化霸权探源

冷战结束以后,伴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美国霸权战略逐渐改变了其最初的形式。即美国霸权不仅仅体现在经济和军事上的优势地位,更体现在美国文化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对世界的影响,文化逐渐成为美国谋求世界霸权的一种重要手段。因此要深入研究后冷战时代的美国文化霸权,首先必须对其文化霸权形成的原因进行详尽的分析。

从怀疑到正视:本-古里安的中国观变迁与冷战时期的中以关系

以色列是第一个宣布承认新中国的中东地区国家,但中以两国在冷战中却经历了积极接触、激烈对抗再到最终和解的复杂历程。作为现代以色列“国父”的大卫·本-古里安,从以色列建国至其去世前,对中国的态度与认知也经历了巨大转变,并可大致以20世纪50年代末至20世纪60年代初为界划分为两个阶段。在前一阶段,作为政府首脑的本-古里安虽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性,但其对新中国简单化和符号化的理解导致他在处理对华关系上抱有相当怀疑的态度,其与西方阵营结盟的战略规划最终也加速了中以两国的分道扬镳。在后一阶段,本-古里安倾向于用更加长远的角度正视中华文明的特质与新中国的崛起,并呼吁以色列社会以及西方世界以积极的眼光看待中国在国际舞台中的地位。本-古里安对中国的分析研判从多个方面影响了冷战时期以色列的对华政策,为理解曲折的中以关系以及复杂的全球冷战提供了新的可能。同时,本-古里安后期的中国观兼具哲学历史高度和现实政治维度,也为世界对中国的观察增添了一种独特的犹太—以色列视角。

中国特色全球治理观视域下的“一带一路”倡议及其特点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特色全球治理观演化进入最新阶段所提出的新构想,也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开辟新路径的新举措。中国特色全球治理观演化的路径即"被规范(学习)→借鉴规范(内化)→修订与创新规范(反馈与创立)→践行新规范(示范)"经历了几个阶段:较被动的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适应阶段,由被动向主动转变的反馈式修订与创新规范的调整阶段,示范性地倡导与践行新规范的主动作为阶段。在第三个阶段,中国根据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总体态势,将中国利益与全球价值(人类共同价值)相融合,提出并实践"一带一路"倡议,反映了中国特色全球治理观的现状与要求,折射出当今全球治理格局的变动趋势,其实践中也潜藏着风险、面临着挑战。

冷战为什么会终结:西方学界的四种解读路径与争论

历经40多年的东西方冷战为什么在1991年终结,西方学者对此有比较深入的研究。关于冷战终结的原因,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解释,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种叙事路径:关注物质因素的作用,主要考察苏联力量的衰退、世界科技进步对这一历史进程的影响;关注思想观念的变化,主要考察其对苏联领导集团和苏联东欧国家的影响;关注历史人物,主要考察其在冷战终结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从另类全球化的视角来观察,认为东欧国家是相互连接的世界的塑造者,是全球供应链中的重要一环,1989年东欧剧变是当地精英对全球化形式的一次选择。研究冷战终结以及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体系的变化,既要重视历史人物的作用,也要兼顾较长时段的经济、社会、观念的变化对这一历史进程的影响。冷战终结不是某项政策或某个人所能单独主宰和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