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峪沟长城系底部富硅火山岩、火山碎屑岩及其中富铁钛熔体包裹体的发现

元古宙是地球演化的关键时期,对该时期岩石记录的研究为理解前寒武纪地球演化提供了重要依据。对岩石成因的正确解读是岩石大地构造研究的基础,也是基于岩石记录揭示地球环境变化的前提。华北克拉通长城系底部普遍发育一套富硅的层状岩石,被认为是一套由裂谷沉积形成的海相石英砂岩和硅质岩浅变质而成。本文以北京昌平虎峪沟出露的长城系底部常州沟组富硅层状岩石为研究对象,通过详细的野外地质观察,典型样品的岩矿相、SEM/EDS(扫描电镜/X射线能谱)分析、CL(显微阴极发光)成像分析、石英原位LA-ICP-MS(电感耦合等离子质谱)分析以及石英中熔体包裹体的岩相学、显微测温、马弗炉加温-淬火实验和包裹体成分的SEM/EDS、EPMA(电子探针)、LRM(显微激光拉曼光谱)分析等,提出了长城系底部富硅层状岩石的火山成因新认识。研究结果表明,长城系底部富硅层状岩石包括碎屑结构(前人定义的石英砂岩)和镶嵌结构(前人定义的石英岩)两类,其矿物组成主要为石英和钾长石,另外还含有少量锆石、金红石等。碎屑结构岩石中石英、钾长石碎屑可见棱角-次棱角状,且钾长石未见黏土化的边缘。两类岩石中石英的CL多显示蓝紫色的发光特征。另外,据石英钛饱和温度计估算的形成温度集中在550~650℃之间,也显示了高温石英的特征。两类岩石中的石英和钾长石中均发育有富铁钛的两相熔体包裹体。熔体包裹体显微测温结果表明,熔体包裹体在加温过程中至1000℃后,不混溶两相的成分持续变化,并在1050℃发生颜色深浅的反转,在约1350℃左右临界均一。马弗炉加温淬火实验也证实,在加温至1350℃淬火后的样品中的两相熔体包裹体发生了均一。SEM/EDS和EPMA结果表明,熔体包裹体的主要成分为铁、钛的氧化物,暗色部分相对富铁,而浅色部分相对富钛,熔体包裹体两相的Fe/Ti值变化较大。LRM分析结果表明,熔体包裹体的两相均为非晶质。综合岩石的结构特征、石英的CL发光特征、石英的形成温度估算和石英中熔体包裹体的显微测温结果等,笔者认为,长城系底部的富硅层状岩石应为富硅的火山岩和火山碎屑岩,表明古元古代华北克拉通曾存在与哥伦比亚超大陆裂解有关的大规模富硅火山活动。这一发现为华北克拉通元古宙地质演化提供了新证据。石英中富铁钛熔体包裹体的发现也为解释前寒武纪岩浆成因铁矿床、铁钛矿床的形成,特别是岩浆过程中铁、钛的富集机理提供了新的思路。

陕西“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历史论析

陕西省是“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重点省份。1949年以来,全省大力开展防风治沙、植树造林,控制水土流失取得明显成效,为“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规划提供了实践支撑。文中通过档案等相关材料的梳理,总结1949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期间陕西防沙治沙、绿化造林对全国的影响及其在“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的提出、规划和实施中的重要贡献,对于全面认识总结“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的历史价值有重要意义。

陕北长城沿线风沙区留茬固土保护性耕作技术模式研究

【目的】探索适宜于陕北长城沿线风沙区固土保水的机械化保护性耕作模式。【方法】针对陕北长城沿线风沙区的气候、生态条件和种植习惯,在分析其制约因素及借鉴国内外先进保护性耕作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以玉米留根茬固土、隔年错行免耕施肥播种的保护性耕作技术模式,并以传统耕作模式为参照,在长城沿线风沙区的横山县进行了对比试验。【结果】与传统耕作模式相比,保护性耕作模式的单位面积玉米产量增加了480 kg/hm2,增产率为6.27%,增收1 590.5元/hm2,地表风蚀量减少37%,土壤含水率总体增加,灌溉用水量减少,土壤有机质含量增加。【结论】保护性耕作模式较传统耕作模式具有显著的防风固土、蓄水保墒、培肥地力、节本增收的效果,适宜在长城沿线风沙区推广应用。

清代垦殖政策与陕北长城外的生态环境

陕北长城外地区位于蒙陕农牧交错带,属于典型的脆弱生境地带。清代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针对当地汉民承租蒙民土地从事农牧业生产这一环节,在不同时期制定了不同的垦殖政策,经历了封禁、招垦、禁垦、拓垦四个阶段,这既是清政府对陕北长城外地区逐步认识和开发的过程,同时也是该地区生态环境变化的过程。在政策—人—环境相互作用的关系过程中,制度、政策与权力的结合对区域环境变化的影响具有根本性的驱动作用。

中国红十字会华北救护委员会与抗战救护

1933年1月,热河之战爆发,东北危急,中国红十字会组织东北救护队开赴前线。救护队抵达天津后,经与各救护团体商定,联合开展救护行动。2月14日,中国红十字会华北救护委员会成立,设立北平办事处,指挥救护行动开展。在华北救护委员会统筹之下,十三支救护队分别于前、后方开展救护工作,于前方设立伤兵医院,于后方设立救护院、重伤医院等,且将卫生防疫工作首次引入战地救护。各救护机构协同工作,比较圆满地完成此次救护任务,为全面抗战救护积累了宝贵经验。

清代陕北长城外伙盘地的渐次扩展

通过对有关陕北长城外伙盘地的清代、民国方志资料以及其他文献的整理和分析,得出在客观的自然条件和主观的人为条件的影响下,陕北长城外伙盘地的地域范围在清代的不同时期出现了错综复杂的变化,并且每次变动的幅度,无论是在力度上,还是在广度上,都较前次为大,从而引发三次较大规模的伙盘地地域范围的勘定。而汉族移民的不断北迁,伙盘地范围的不断扩展,成为民国时期陕西和绥远行政区划纠纷的潜在原因,甚至很有可能成为建国后陕西省界勘定的主要驱动力因素之一。

1644至1911年陕北长城外伙盘地垦殖时空特征分析——以榆林金鸡滩乡为例

根据历史文献资料,分析总结清代陕北长城外伙盘地土地垦殖过程及时空表现特征。结果显示,由当地居民土地垦殖方式及力度变化所引发的生态环境变化在整个清代呈现出较为平缓的发展态势。清代陕北长城外伙盘地土地垦殖可分为4个阶段:明末清初的封禁期,康熙三十六年至乾隆六年的招垦期,乾隆七年至光绪二十八年的禁垦期和光绪二十八年至宣统三年的拓垦期。大致从康熙中后期开始,陕北长城外出现一定规模的汉族移民聚居点,道光至光绪年间为土地垦殖的高峰期。进一步深入分析不同地域土地垦殖的差异性,认为陕北长城外伙盘地在清前期以下湿草滩地、干滩地为主,中期以下湿草滩地、干滩地、沙地居多,晚期拓垦期与其他时期相比,则以沙地为主。

如何深化中国北方的区域社会史研究——《长城内外:社会史视野下的制度、族群与区域开发》绪论

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事华北地区的研究,《长城内外:社会史视野下的制度、族群与区域开发》就是华北区域社会史研究起步阶段的一项成果。该书从生活在长城两侧的人群出发,观察历史上与长城有关的制度、事件如何影响到这些人群的生活,注意这些人群的生活如何与上述制度、事件共同构成了地方社会的结构。书中诸文多以明代为讨论的中心,关注自明代开始长城沿线两侧出现的新变化,虽然讨论的是长城沿线的不同区域,侧重的问题也不尽相同,但均揭示了这一横向地带的某些共同特点。

关于东北古代史研究的几个问题——答刘子敏先生

古代东胡族的势力未曾到达辽西滨海地区,主要分布在辽东、辽西和朝鲜半岛北部的短茎式青铜短剑,是古代东夷诸部族共有的一种短兵器,与东胡族无关。战国时期燕国北部的长城分内、外两线,其外线长城就是后来的秦长城。将《诗经.韩奕》中的“追”字释为“(氵嵗)”,并无充分的依据,不能由此得出东北曾存在韩侯国的结论。古肃慎在今牡丹江流域,将“貊国”比定在“二江”流域,位于今张广才岭以西,从方位上说,与“肃慎在白民北”的记载并不矛盾。

西汉辽西郡的防务与交通

辽西郡承担"北边"重要防卫区段。其守备条件和军事地位的特殊性,与同时联系沿海地方的交通形势有关。在战国环渤海地区文化发展的基础上,因大一统政治格局的形成,西汉辽西交通获得了更好的发展条件。秦二世巡行辽东与秦二世时代"治直道、驰道"的关系,不宜忽视。辽西地方实现"北边道"和"并海道"的交接,在军事地理和交通地理位置上均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并海交通道路的规划和建设,利用了辽西走廊"地势平衍"的自然地理条件。

陕北长城沿线风沙区土地资源人口承载力分析

对陕北长城沿线风沙区土地人口承载力用组合预测方法进行了系统分析,结果表明单纯以追求农产品数量增长或以解决温饱为目标的农业生产持续性角度来讲,陕北长城沿线风沙区土地资源生产潜力完全可以满足当地人口增长的需要,并有足够的食物来满足工业化进程加快所带来的人口增长。

“燕南赵北”与白洋淀

古燕南赵北地处由于太行山东麓诸水东注冀中凹陷形成的一系列淀泊洼地,它是以白洋淀-文安洼为核心的自然地理分界,进而对战国时期诸侯国势力范围的划分产生了深刻影响,燕南长城及此后长城堤的修筑印证这一事实;随着白洋淀区域气候等自然环境的变迁,战国时期燕南赵北划分的地理意义渐趋式微,燕南赵北间人为的在政权疆域上的划分失去意义,燕南长城实现了由堤防—长城—堤防的功能转化;燕赵文化的融合和逐渐成熟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

论清代走西口对内蒙古西部社会发展的贡献

走西口是一种大规模的社会实践活动,推动了清代内蒙古西部地区农业的发展,减少了蒙古族人民对单一的游牧经济的依赖性;加快了蒙古草原与内地经济的一体化,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和重要城镇的形成;也沟通了草原文化与内地文化的联系,丰富和发展了内蒙古西部文化艺术。

北京——中原与北方民族文化融合的中心

北京由于地处与华北平原、东北平原和内蒙古高原三大地区相通的特殊地带 ,历史上一直是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狩猎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一个枢纽地区。新石器时代 ,中原与北方民族文化就在这里有了初步交汇。随着历史的演进 ,中原与北方民族文化不断在这里进行交流与融合。从战国时起 ,就有多民族在这里进行贸易。魏晋以后 ,大量少数民族在这里定居 ,与汉族杂处。北京上升为全国政治中心之后 ,更加成为多民族文化交融和全国及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兼容并蓄、博大精深、堪为中华民族文化之典范的文化资源和人才汇集的智力资源 ,是北京最为珍贵的资源优势 ,是完成其全国文化中心、政治中心、国际交往中心以及知识经济中心等职能的重要基础和保证。

清廷塞外木植采办

明代,皇家建筑用木基本上是南方的楠木和杉木。清代,开始大量使用塞外木植,主要是松木。本文通过整理相关历史资料,对清代塞外木植采办作了梳理。清代塞外采木始于顺治,盛于乾隆、嘉庆,并延续至清末。从乾隆开始,木兰围场成为采办的主要地区。采木的方式主要有招商和内务府派员采办。采木对塞外森林生态造成了一定影响。

卢见曾被谴戍台与吴敬梓《奉题雅雨大公祖出塞图》诗

清乾隆五年夏五月,两淮盐运使卢见曾负谤获谴戍守军台。时友人高凤翰特绘赠《雅雨山人出塞图》,并有相送者题诗20余首。本文深入探析吴敬梓所题诗《奉题雅雨大公祖出塞图》的结构、内容、思想和艺术特色,且针对学术界关于其诗写作时间的不同意见进行考辨,对题诗后事作了必要交代和思考。

吴融塞北游历考述

本文对唐末文人吴融塞北游历之事作出考述,认为他在唐僖宗广明元年(880)以后曾有去河东节度使郑从谠的幕府谋职、不久还乡的的经历。

郭从道生平事迹与文学交游考

郭执中是北宋党人碑成员之一,因元祐党人斗争而避居徽县,郭氏一门是徽县当之无愧的名门望族。郭从道是郭执中八世孙,历任大名府通判、山西应州知州、潞安府同知、顺德府同知、贵州按察(司)兵备佥事。其修长城、建北禅院、修徽郡志以及文学交游等事迹散见于各种地方志中,郭从道以忠孝传家,普化文教,为巩固边关、教化乡党以及振兴郭氏家族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明长城对北京北部山区聚落空间格局的影响研究

北京明长城在近300年的军事防御与持续修筑过程中形成了大量具有军事防御功能的城堡和堡寨,大多作为自然村落延续至今。基于GIS数据分析,结合明代“九边”军镇设置及相关史料,就明长城对北京北部山区聚落空间格局的影响及其程度进行分析,归纳其在聚落选址、聚落密度和聚落性质3个方面的突出特征,并对其成因展开初步探讨。

鄂尔多斯汉代城址浅析

鄂尔多斯地区在旧石器时代就有人类生存繁衍，进入秦代，秦始皇派大将蒙恬北逐匈奴，修长城、通直道。到了汉代，卫青大败匈奴的“河南战役”、“昭君出塞”等历史事件都发生在此，伴随着西汉王朝的移民农垦政策，大举在鄂尔多斯地区建城设县，形成了中原王朝对鄂尔多斯的第一次大开发浪潮。本文通过考古资料与文献的相互印证，分析汉代城址的分布、城址与长城、城址与秦直道、城址与昭君出塞的关系，进而透视汉代鄂尔多斯地区的大开发与大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