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征管数字化抑制了企业高管在职消费吗?——来自金税三期工程的经验证据

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对企业高管超额在职消费的治理都是一个重要问题。以金税三期工程为代表的税收征管数字化,可以通过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和强化外部治理来压缩高管实施自利行为的操作空间,从而有效抑制高管在职消费。将金税三期系统分批上线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0—2021年的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检验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企业高管在职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金税三期工程的实施显著降低了企业高管在职消费水平。机制检验发现,税收征管数字化可以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抑制避税行为等路径来降低企业高管在职消费水平。异质性分析显示,税收征管数字化对高管在职消费的抑制作用在非国有企业、非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企业、股权集中度较高企业、两职合一企业中更为显著。此外,税收征管数字化还可以弱化高管在职消费对企业业绩的负向影响。因此,政府在加快推进税收征管数字化的同时,要重视并充分发挥数字化监管的溢出效应,企业则应积极利用内外部数字化转型的契机实现高质量发展。

大数据税收征管有助于抑制关联交易吗?--来自“金税三期”工程的准自然实验证据

近年来,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不断增长,严重损害了中小股东的利益。文章以“金税三期”工程作为准自然实验,探究大数据税收征管对公司关联交易的治理作用及其影响机制。基于2011—2018年我国非金融上市公司发生的商品与劳务类关联交易数据,通过构造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文章研究发现以“金税三期”工程为代表的大数据税收征管模式显著降低了企业的关联交易水平。异质性分析发现,当公司内部治理水平较低,外部市场制度不完善时,“金税三期”工程对关联交易的治理作用更为显著。关于机制的研究显示,大数据税收征管通过征税效应、治理效应和信息效应降低委托代理成本、提高会计稳健性和提升会计信息透明度,从而减少企业关联交易水平。文章的研究不仅从理论上丰富了大数据税收征管的经济效应,而且对我国在数字经济时代深化监管方式改革提供了政策启示。

电子税务发展与政府审计质量提升:来自金税三期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将国家金税三期工程作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分位数回归模型等实证探究了电子税务发展对政府审计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电子税务发展有助于提升政府审计成果转化率、加大审计查处力度、提高审计落实质量,进而实现了政府审计质量的全面提升。异质性分析发现,从区位特征来看,电子税务发展对东部地区政府审计质量的提升效果更强,对中西部地区政府审计质量的提升效果较弱;从政府财政压力来看,电子税务发展对政府财政压力较小地区政府审计成果转化率和审计查处力度的促进效果更强,而对政府财政压力较大地区政府审计落实质量的促进效果更强。

大数据税收征管与企业避税天堂直接投资——基于“金税三期”的准自然实验

基于“金税三期”工程应用的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从避税天堂直接投资视角,探究大数据税收征管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影响,可发现大数据税收征管对企业避税天堂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大数据税收征管通过增强税收征管分析能力、降低信息不对称和提高制度环境质量,有效抑制了企业避税天堂直接投资。进一步研究发现,在无政治关联和内外部治理环境较弱的企业,大数据税收征管对避税天堂直接投资的抑制作用更为显著。此外,上述抑制作用具有行业异质性,在市场竞争较激烈和科技密集型行业中更为显著。研究拓展了大数据税收征管背景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阐明了大数据技术在抑制企业国际避税中的作用,为我国政府进一步参与全球税收治理,护航和规范我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

税收征管数字化提高了企业慈善捐赠吗——基于“金税三期工程”准自然实验的研究

税收征管数字化是税收征管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的典型事件,已有文献对税收征管数字化在企业层面的治理效应进行了较为丰富的研究,但鲜有成果分析其对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本文基于2008~2020年我国A股上市企业的微观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基准回归结果显示,税收征管数字化显著提高了企业慈善捐赠规模,在进行平行趋势、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更换被解释变量、剔除部分样本、安慰剂等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究其原因,税收征管数字化提高了企业的信息透明度,促进了税收优惠政策的落实和企业享受比例,从而提高了企业慈善捐赠规模。拓展性分析显示,当企业所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企业为非国有企业,以及在2014年之后的年份,税收征管数字化促进企业慈善捐赠的效应更为显著。建议深入推进税收征管体制改革,强化税收征管对企业慈善捐赠的规范和引导,同时注重发挥税收大数据“以数治税”优势,促进各项税费优惠政策及时精准地匹配到每一户适用企业,助力企业更好实施慈善捐赠。

跨部门信息协同与小微企业社保缴费遵从

小微企业社保缴费存在参保率低、职工参保率低、缴费水平低等问题,损害了社保制度的规范性和职工的合法权益。本文使用“金税三期”工程上线作为跨部门信息协同的外生冲击,实证研究了税务部门与社保部门跨部门信息协同对小微企业社保缴费的影响。本文的主要结论为跨部门信息协同有利于提升小微企业的社保缴费遵从。异质性分析表明,信息协同会导致小微企业社保缴费遵从提升,主要表现在过去监管力度不足的企业上。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税务部门能够通过信息化建设渠道影响小微企业社保缴费遵从,从而提升社会保险覆盖率,有利于形成“强征管,低费率”的理想税费制度。

税收征管数字化、企业创新与高质量发展

税收治理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基础性、支柱性和保障性作用。以“金税三期”上线试点作为准自然实验,研究发现中国政府税收征管数字化在短期内显著抑制了企业高质量发展,但长期动态效应呈现“先抑后扬”态势。税收征管数字化产生上述影响的主要中介路径是倒逼企业加大创新投入,而创新投入的生产率溢出存在“由负转正”的时滞变化过程;企业财务杠杆和资本-劳动比并未支配显著因果流。税收征管数字化的创新投入激励和生产率冲击一致地偏向作用于工业企业、民营企业和股权分散企业。

税收征管与企业投资效率——基于金税工程三期的经验证据

文章以2010-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选取税收征管改革的“金税工程三期”准自然实验,引入多时点差分(DID)模型,实证检验金税三期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税收征管有助于提高企业投资效率,对于信息不对称程度较低的企业提升效果更显著。进一步分析表明,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企业投资效率的促进作用在国有企业不明显,在非国有企业中的作用效果显著;东部地区政策溢出效应效果更明显,西部中部地区政策溢出效应不显著。文章从大数据税收征管角度拓展了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为进一步实现大数据税收征管的政策溢出效果,提供了重要的数据支持。

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与企业费用粘性——基于“金税三期”工程的准自然实验

在数字化赋能企业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下,以“金税三期”工程试点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双重差分模型考察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对企业费用粘性的政策效应、作用机制及其在不同情景因素下的差异。研究表明,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的实施显著抑制了企业费用粘性,且这一结论在排除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以及其他相关政策影响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结果表明,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能通过“改善信息环境”和“优化公司治理”路径实现对企业费用粘性的抑制作用。此外,从政府调控、市场环境和企业行为三个维度,分别选取税收征管强度、行业竞争程度和内部控制质量对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的政策效应进行拓展性分析。异质性研究发现,税收征管强度和行业竞争程度强化了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对企业费用粘性的抑制作用,而内部控制质量弱化了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对企业费用粘性的抑制作用,反映了两者作为内外部治理机制之间的替代关系。

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对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影响

利用中国“金税三期”工程分批实施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检验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对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显著提升了企业劳动投资效率,且对劳动投资不足和投资过度均有显著缓解作用。进一步检验发现,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对劳动投资效率的作用机制在于缓解代理问题和降低避税行为;该影响在民营、外部融资依赖度高、分析师关注度低、税收优惠地区的企业中更为显著。

税收征管技术进步与企业避税的异质化分析——基于“金税三期”的政策效应评估

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对我国税收征管模式产生了重要影响。基于对税收征管技术进步对企业避税行为的影响思考,以传统“A-S”逃税模型、信息不对称理论以及委托代理理论为基础,以2009—2021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以“金税三期”实施时间为冲击点,并以此作为准自然实验进行回归分析。回归数据表明,从总体上看,税收征管技术进步显著抑制了企业避税行为;异质性结果显示,税收征管技术进步显著减少了非国有企业、制造业企业和内控质量较差企业的避税行为。从机制分析来看,税收征管技术进步既能通过提高会计信息透明度和会计信息质量减少信息不对称性,又能通过增加企业代理成本,提高企业纳税遵从度。基于研究,提出应建立健全税收征管相关配套措施,进一步加强税收征管技术实力,促进税收征管人才队伍建设,优化税收征管体制,提高企业纳税遵从度等政策建议。

数字化税收征管能抑制公司业绩预告违规吗?

文章依据“金税三期”工程,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1—2021年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数字化税收征管对公司业绩预告违规的政策效应。研究发现:数字化税收征管能够显著抑制公司业绩预告违规;治理效应和信息效应在数字化税收征管影响公司业绩预告违规中发挥了中介作用;数字化税收征管对公司业绩预告违规的抑制作用在地区外部监管力度大、地区财政增收压力小、内部治理水平低的企业中更加显著。今后,应进一步加大大数据技术与税收征管体系的深度融合,完善上市公司内外部治理机制和资本市场信息披露制度。

互联网+中小科技创新型企业纳税筹划研究

中小科技创新型企业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组织形式,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影响巨大。随着互联网智慧税务严征管时代的到来,我国中小科技创新型企业开展纳税筹划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界定了中小科技创新型企业和纳税筹划的概念,纳税筹划时应遵循的原则,分析当前中小科技创新型企业纳税筹划所面临的问题,并针对这些遇到的问题提出应对措施,建议企业从享受国家税收优惠政策、日常业务处理的税务管理、生产经营活动与财务融合、投融资活动及企业战略管理几个层面实施纳税筹划。

“金税三期”税收征管对上市公司审计费用的影响

税收征管作为公司外部治理手段,能够作用于公司经营环节,进而影响审计师面临的业务风险和审计风险,由此影响到公司的审计费用。但目前鲜有文献研究税收征管对公司审计费用的影响。本文借助"金税三期"工程这一"准自然实验",以2010—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并使用双重差分法,研究发现"金税三期"工程提高了上市公司的审计费用。机制分析表明,"金税三期"工程推高了上市公司实际税率,降低了上市公司的盈利水平,提高了审计师的业务风险,进而提高了审计费用。同时,"金税三期"工程强化涉税信息监管,提高了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降低了审计师的审计风险,从而降低了审计费用。综合来看前者对审计费用的影响大于后者,导致了上市公司审计费用的提高。进一步分析发现,"金税三期"工程对审计费用的这一影响,在非国有上市公司和由非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上市公司中更为显著。

税收征管与企业社会责任——基于“金税三期”的证据

企业与政府之间“以捐避税”的隐性契约,使企业社会责任的公益性蒙上了阴影。本文以“金税三期”的实施为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检验税收征管效率的改善如何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结果发现,“金税三期”的实施限制了企业避税行为,打破了企业与政府之间“以捐避税”的隐性契约,从而降低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21.6%);并且,在征税能力弱的地区、避税动机强的企业中,该结果尤为明显;在进一步分析中,我们发现“金税三期”的实施主要减少了企业非市场化的社会责任,而不是挤出了企业的正常性社会责任,并且企业社会责任的减少也并非出于现金流能力的下降。这说明“金税三期”通过征税效率的提高,抑制了企业“以捐避税”的寻租行为,规范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本研究丰富了税收征管和企业社会责任的相关研究,为“金税三期”的实施提供了支持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