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龚鼎孳与江南遗民诗人群的双向互动

龚鼎孳虽是降闯复降清的“双料贰臣”,却与江南遗民群体有密切的互动。龚鼎孳与遗民诗人的交游,除了诗酒唱酬,还体现在政治庇护、物质资助、提携遗民后代和维系遗民经世志向等方面。龚鼎孳的倾力付出获得了他们的宥恕,纾解了自身三朝为官的负疚感。随着清廷统治的稳固,社会上宣泄国破家亡之痛楚悲愤的情绪逐渐稀释,贰臣的调和、荐举助推了遗民群体内部的分化。贰臣与遗民相互依赖、互惠互利的需求表明,“故旧”纽带缓冲了政治立场的尖锐对立,君臣节义在传统“五伦”秩序下的权威性被消解,易代士人的交往仍带有鲜明的“友道”烙印。

龚鼎孳《定山堂集》版本考述

龚鼎孳是明末清初的著名人物,清初的文坛领袖,诗、词、文各体兼擅,著述颇丰。龚鼎孳的作品曾遭禁毁,《定山堂集》的各种版本流传线索较为模糊,兹对龚氏各种诗集、词集、文集进行全面的梳理研究。

忏悔与淡忘:明清之际的贰臣人格

钱谦益、吴梅村、龚鼎孳并称"江左三大家",是明清之际声望最高的三位文坛宗师,同时也是最著名的贰臣。历来对这三人的心理和行径都有不少议论,主要集中于忏悔态度的真实性问题。文章从考察当时的历史记载入手,参考三人的诗文,对他们在明亡之际的行为及入清后的心态作了分析,提出一些不同于流行看法的假说。

失路之悲 故国之思——龚鼎孳诗歌发微

失路之悲与故国之思是龚鼎孳诗歌创作的两大主题。龚鼎孳的诗歌以宴饮酬酢较多,这一特色曾受到学界较多的批评,但作者以为,正是在此类作品中,龚鼎孳真实而生动地表现了具有时代特点及个人特点的思想感情,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和艺术价值。

王紫稼考论

苏州知名艺人王紫稼,顺治八年(1651)到北京谋求发展,未遂心愿而落寞数年,顺治十一年回苏州,十三年秋到次年春之间因事被杀。王紫稼与钱谦益等"江左三大家"关系较为密切,成为他们对明、清王朝复杂感情的寄托者。清初,东南绅士势力仍然强大,王紫稼被杀,是清廷打击东南绅士这一战略实施的前奏。

论龚鼎孳对清初词坛的贡献

龚鼎孳是清初词坛的早期代表。他早期填词取源《花间》,创作了不少婉媚蕴藉的令词,与词坛主流之云间派保持了相当的一致。但他又能突破云间派狭隘的理论主张,大量创作长调,不为"花间妩媚"局限,导扬"稼轩风"。历来不少观点认为:龚鼎孳填词带"稼轩风"乃受阳羡宗主陈维崧的影响,实际上龚鼎孳使用长调、倾心"稼轩风"的时间远早于陈维崧。而他对陈维崧的奖掖,更为陈维崧成为一代词宗奠定了根基。龚鼎孳对清初词坛有承前启后之功,为清词中兴作出了重要贡献。

《定山堂诗余》“金陵”与“杭州”的书写异同

以明末清初著名词人龚鼎孳的《定山堂诗余》中涉及到的有关金陵和杭州的作品为研究对象,比较了这两座城市在龚鼎孳的词作中所蕴含的情感意义和象征意义。分析了龚鼎孳《定山堂诗余》关于"江南记忆"的主题,深入研究了其中的"金陵"书写与"杭州"书写,并探索两大书写中言情题材与怀古题材所呈现的异同之处。认为两大书写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情感内涵、文化定位与创作风格上。

再探《白门柳》

本文认为,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龚鼎孳的词集《白门柳》即余怀所说的传奇《白门柳》,龚鼎孳完全具有创作传奇剧本《白门柳》的可能性;词集《白门柳》不能称之为联章叙事之作,因之认为龚鼎孳词集《白门柳》具有“以词为传奇”的特色也是不能成立的。这一以事件线索聚合词作的形式,更接近于词与小说、戏曲等俗文学体式丛生的时代原貌,由此更能窥见清词中兴的原点所在。

清诗丛考——以宋琬、龚鼎孳、施闰章、程廷祚等为中心

清代诗歌研究薄弱,有待探讨的问题很多。诸如诗集内部作品的编排、整理,遗佚作品的辨认、搜集,作家生卒年、身份、轶事乃至著作权的考察、辨析之类,无不需要关注。将涉及宋琬、龚鼎孳、施闰章、程廷祚等诗人的上述问题做一些考辨。

地遥江汉 心志鹧鸪——龚鼎孳山水诗简论

清初"江左三大家"命运趋同,诗风各异,龚鼎孳作为三大家的殿军,虽人格亏缺,但诗风清丽婉转,有其独到之处。他的主要以粤赣风物为描写对象的山水诗,写景细腻,用词精准,诗风清奇峭厉、幽深奥妙,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在三大家的山水诗中,因其题材醒目、诗风矫健而独占鳌头。探讨龚鼎孳的山水诗,有助于我们从更深层面把握诗人在特殊时代背景下生成的人格特质。

龚鼎孳的才气、性情与学识——从钱谦益、吴伟业等人的《定山堂诗集》序文说起

文章依据钱谦益、吴伟业等人的《定山堂诗集》序文,评述了合肥诗人龚鼎孳的地负海涵、天鸿藻的才气,体恤穷交、弘奖英俊的性情和笼挫今古、博物洽闻的学识。龚鼎孳在明清易代之际因迎降和仕清而被称为"贰臣",其文学成就也一直为评论者所贬抑。文章通过分析论述龚鼎孳的生平、仕宦经历与复杂矛盾的心路历程,认为应对才华横溢并在明清皇朝政坛和文坛均有所贡献的龚鼎孳予以客观而公正的评价。

浅析龚鼎孳诗中的归隐意向

作为明末清初著名的才子诗人,龚鼎孳的诗作深刻反映了贰臣文人具有的独特心态。鼎革之际的进退失据,让其一生都背负着贰臣的尴尬身份。仕清后,龚鼎孳在诗中频频表露归隐之意,字里行间真切地传达出内心深处的愧疚和辛酸。

论龚鼎孳之送别诗

康熙六年(1667),吴江顾有孝、赵沄辑刻龚鼎孳、钱谦益和吴伟业的诗歌合称《江左三大家诗钞》。钱谦益、吴伟业由于诗歌艺术较高,可谓人人皆知,而龚鼎孳及其诗歌创作鲜为人知。龚鼎孳的送别诗至少有838首,占全书四分之一还要多的比例,研究他的送别诗对进一步了解他本人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龚鼎孳的送别诗继承了《文选》中所录取的七题八首祖饯诗,又有所不同:内容丰富,人物众多,朝野之士皆有涉及;往往用和别人诗韵的形式;喜欢运用组诗;抒发了诗人出仕清朝的悔辱、失路,怀念故国之情。

龚鼎孳与顺康朝之政治风云

龚鼎孳是由明入清的贰臣,他在清初因维护汉人利益,受到以冯铨为首的北党打击,被时人看作南党成员,却在陈名夏等人失势后不降反升,受到顺治帝的重用。但是作为一名身事两朝的文人,他的仕途沉浮与当时特定的政治环境息息相关。文章试图通过梳理龚鼎孳在清初党争中的表现,考察他身为贰臣的复杂心态,从中窥见由明入清贰臣痛苦改变和适应的心路历程。

试论龚鼎孳对陶渊明的接受

龚鼎孳是明清之际的诗人,身为明朝官吏,他曾先后投降李自成和满清政权,成为有人格污点的"双料贰臣"。龚鼎孳的诗歌中多次出现与陶渊明有关的典故意象,其著作《定山堂集》中有八组和陶诗。这些对陶渊明诗文接受的诗歌不仅在龚鼎孳与遗民群体的交游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也反映出他以陶渊明归隐固穷的精神品格来对自身进行精神净化和自我救赎的心路历程。此外,陶渊明诗文精神的魅力和包容性也展现在龚鼎孳与陶渊明诗文精神的矛盾与统一中。

曹溶岭南交游考——以朱彝尊、龚鼎孳为中心

曹溶是清初名宦,为官遍及南北,门人幕客众多,交游极为广泛。在清初士人交游圈之中,曹溶处于一个较为中心的位置,其交游经历,对于完善清初士林交游的图景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岭南任职时期是曹溶交游的高峰期,以朱彝尊为代表的前明遗民和以龚鼎孳为核心的广东官员,都在此期间与其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此段经历,亦是曹溶人生中一个重大的转折期,在此之后,曹溶为官的意图进一步消退,最后选择了归隐不仕的道路。研究岭南时期曹溶的交游,是构建其生平脉络和交游网络的基本组成部分,也是探寻其心态转变和最终道路选择的重要依据。

《合肥词钞》的词史价值

《合肥词钞》是一部重点作家突出、一般作家全面、词作质量上乘的地域性词选。所选重点作家作品,如龚鼎孶、赵对澂、王尚辰等人的词作,鲜明地体现出清代不同历史阶段词作的一般风貌,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折射出清词发展的历史轨迹,因而具有一定的词史价值。

龚鼎孳词集版本考辨——兼及《全清词》龚词部分补正

传世的龚鼎孳词集共有三个版本:《香严斋词》、《定山堂诗余》和《香严词》,前一种为龚鼎孳生前刊行,后两种皆龚氏殁后编纂;前两种皆为编年本同出一源,后一种为分体本。学界关于龚氏词集版本分别存在各样的错误。《全清词》中汇集的龚鼎孳词存在着补订、重收之误,以及龚鼎孳中进士年之误。

杜诗典范与清初诗风的递嬗

清初诗坛的学杜现象是诗学发展合乎逻辑的结果,亦与明清之际的社会现实相关。清初诗人继承杜甫的“诗史”精神并发扬光大,并对如何学杜进行了探索,为继承学习古代优秀诗歌传统提供了有益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