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诠释”与“现实投射”:杜预、范宁《春秋序》中的历史与建构

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将“《春秋》始于隐”指向周平王与鲁隐公时间上的相接,范宁《春秋穀梁传集解序》亦承其说,但二者仍存在很大的差异。杜预在强调时间相接的同时,亦将鲁隐公视为让国之贤君,从而将鲁隐公比之周公,对其有再兴东周的期待;但在《穀梁》的脉络下,范宁不能将鲁隐公视为贤君,而只能冀望于孔子的“将来法”。也就是说,在杜预、范宁笔下,周公、孔子产生了不同的位阶,“圣人制作”的主体也就随之改变,从而形成了“再造中兴”与“俟诸将来”两种不同的期待。究其实,则是西晋初“绍开中兴”与东晋末“礼崩乐坏”的历史现实在杜预、范宁文本中的投射,从而产生了二者对《春秋》与“圣人”的不同解读与诠释。但二者对《春秋》的解读并不仅仅是“知人论世”,更是要“知事用世”,期待《春秋》由经典文本进入历史世界,从而使现世走向《春秋》所昭示的“王道世界”。

潘景郑《周益文忠公集》跋考述

潘景郑喜好撰写题跋,有千数之多,其题跋后被结集成《著砚楼书跋》《著砚楼读书记》出版。《著砚楼读书记》更为齐全,但也仅仅收集了潘景郑504篇题跋。近年来,经学者不断搜集和整理,《著砚楼读书记》未收的佚跋渐为学界所知。博古斋2018年秋季艺术品拍卖会上有“潘景郑题藏《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二十四卷”,上有潘景郑题跋一则,即《周益文忠公集》跋,为潘景郑《著砚楼书跋》和《著砚楼读书记》所未收。这篇题跋对于促进3部宋刻本《周益文忠公集》的研究,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工读学生与普通学生攻击性行为外显和内隐社会认知特点的比较研究

本研究借助内隐社会认知的研究范式 ,从内隐和外显两个层面对工读学生和普通学生攻击性行为社会认知特点进行比较研究。结果表明 :(1 )与普通学生相比 ,工读生在攻击性行为外显社会认知特征上 ,缺乏对弱者的普遍同情心 ,未牢固地建立对攻击性行为作否定评价的社会道德规范意识 ;(2 )在攻击性行为内隐社会认知特征上 ,两类学生都表现出偏好攻击者 ,而工读生的偏好的程度更强烈 ;(3 )普通学生对中立人物的偏好率明显高于攻击者和被攻击者的总和 ,但工读生仍然更偏好于攻击者。

中国古代秘书学史之“公牍”二字演变

"公牍"是公文的另一重要称呼,其历代沿用情况及含义演变,学界似尚无相关整理。"公牍"二字似始于唐代,至宋代其用渐繁,其含义较广,与尺牍界线模糊,但使用范围尚狭。历元、明、清三代,"公牍"含义较为固定,使用范围渐广,不仅出现"公牍文体"之说,还有专门以"公牍"命名的文集。至民国,出现了以"公牍"为研究对象的专著,如许同莘《公牍学史》。

工读学校学生人际信任现状及其与普通学生的差异研究——基于上海市的调查

目的:了解工读学校学生人际信任的现状和特征,为工读学校和工读学生家长开展相关方面的教育提供依据,引起相关研究者对工读教育这一边缘教育领域的更多关注。方法:通过问卷、访谈、实地考察等方式对上海市7所工读学校和2所普通中学的237名工读学校学生和159名普通学生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工读学校学生人际信任的群体内部差异较大,两极分化明显;且存在显著的年级差异,随着年级的升高而降低;人际信任水平在性别、独生与否、家庭完整度、家庭所在地上不存在显著差异;工读学校学生的整体人际信任水平低于普通初中生,不信任感更高,对人性的看法更为消极。

工读男生与普通男生人格特征及父母教养方式差异比较

目的调查工读男生与普通男生人格特征及其父母教养方式的差异,并探究二者的关系。方法用艾森克人格问卷(EPQ)考查工读男生与普通男生人格特征的差异,用父母教养方式评价量表(EMBU)考查工读男生与普通男生父母教养方式的差异。结果1工读男生在P、E、N和L4种人格特征上,与普通男生之间均存在显著差异。2工读男生在FF1、MF1、FF3、FF5和FF65种父母教养方式上,与普通男生之间存在显著差异。3工读男生人格特征的N分与父母教养方式中的FF2、FF3、FF5正相关显著,L分与MF3负相关显著;普通男生人格特征的P分与父母教养方式中的FF2、MF2、MF4正相关显著,N分与FF2、FF5、FF6正相关显著。结论工读生的人格发展具有显著不良倾向;这与其所受不良的父母教养方式有关。

汉代庙制问题探讨

西汉采用了每帝各专一庙的“独宫庙制” ,并因时立制广设郡国庙 ,空前强化了宗庙的政权象征作用。从汉元帝时开始 ,依照儒家经典变革庙制 ,废置了郡国庙 ,并初步确立了按昭穆迭毁宗庙的庙制原则。东汉前期 ,创立了“同堂异室”的庙制形式 ,西汉诸帝和东汉诸帝分祭于高祖庙和世祖庙。献帝初平年间 ,虽然采纳蔡邕建议 ,实行了以“天子七庙”为核心的复古改革 ,但却没有改变“同堂异室”的庙制形式。

论“绪”的诗学生成及其现代意义——以方拱乾手批《杜诗论文》为例

本文以方拱乾手批《杜诗论文》为例,阐释了"绪"作为诗文评术语的产生、衍化和发展历程,并结合方拱乾手批《杜诗论文》的具体操作,揭橥出"绪"这一术语的基本特征和现代意义,弥补了传统诗学对"绪"这一诗评术语研究的不足。

晚清徽州的绅商冲突——以《陶甓公牍》中记载的屯溪水灾救助纠纷为例

《陶甓公牍》中记载的光绪三十四年屯溪水灾救助纠纷案件,折射出了晚清徽州社会的各种矛盾。在这场"官为主导、绅为辅助"的新政改革中,商人阶层成为官府各项捐税征缴的主要来源,这必然激发他们与官绅之间的对立与冲突。通过全面解析这起灾后救助纠纷,我们得以管窥晚清徽州社会秩序及其内在的矛盾。

释《春秋》必以周礼明之——读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注例》

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注例》中倡言“释《春秋》必以周礼明之”,使其《左传》学回到了汉代《左传》学的起点,对内找到了贾、服等汉儒旧注的源头,对外与汉代和清代的《公羊》学在经义和治经方法等方面划清了界限。在此基础上,刘文淇进一步清理了杜预《左传》注的凡例错误,其后世子孙对周礼的内涵又加阐论,并将其《疏证》的凡例拓展为三大研究领域,建构起刘氏《左传》学的经学体系。

樊晃、戎昱:杜甫接受史上的桥梁——浅论杜甫在大历至贞元前期的接受

学术界论及杜甫的接受与影响,很少人论及大历至贞元这一段接受情况。但其实这段时期杜诗仍在传播,其中樊晃与戎昱表现最为突出,樊晃对杜诗进行了收集,戎昱则仿效杜诗进行了创作,受到了杜诗忧国忧民之心的深刻影响,能关注现实。两人构成了杜甫及杜诗传播及接受史上的桥梁。

杜甫与大云寺及赞公

杜集中涉及佛教题材诗作达数十首,与禅理契合者亦复不少,诚然与杜甫的人生经历和宗教信仰有较大关系,但赞公对杜甫思想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

论周公度的“童心”写作及其意义——以小说集《从八岁来》为中心

周公度的小说集《从八岁来》,以一个生在乡村、名叫小宽的七八岁孩童的眼光和口吻贯穿始终,讲述了他童年生活的点滴,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儿童小说,而首先是一部优秀而独特的小说集。主人公的个人经历,他的孩童式的感受,令人读来,或忍俊不禁,或叹为惊奇,或若有所思。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作者书写的"真"(真诚、真实、真心)。可以说,周公度的如此写法,是双重意义上的"童心"写作:既写出了一个孩童的"童心"——真实内心及其生活经验;也是一个成年人满怀绝假纯真的本心和体贴理解的真心,去书写和创造这些篇章的。这部小说集对于当代小说创作具有启示意义,它丰富了中国当代小说的写作实践。

论黄公度谪居肇庆之因及其文学创作

南宋迁岭文人黄公度以状元之才谪居岭南肇庆而久负盛名,其被贬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与秦桧的政敌、当时名臣赵鼎往来酬酢时相过从,交往甚密;二是写诗讥讽时政,并欲通过野史著述来贬斥权奸秦桧而遭报复。在分析黄公度贬谪肇庆原因的基础上,对其文化性格、人生思考及其在贬所肇庆的政事治绩、干谒活动与文学创作详加辨析,力图对其在肇庆所作诗词的思想内涵、审美风貌进行客观、公允的评价。

黄公度生平订补

《黄公度行年考》对南宋词人黄公度的生平、仕履、创作进行了集中考订,然仍有未尽之处,如黄公度的家世、逸事等资料遗漏失收,其父黄静及其从兄黄庚、黄童的生平事迹及其诗的创作均有可补之处。

古代陇南金石中的诗作(一)

古代陇南金石中有一百三十多首诗词作品,这些作品从内容上看,以题咏风景名胜和历史遗迹为主;从体式上看,包括古体诗、近体诗(五绝、五律、七绝、七律)和词,又以近体诗为主;从作者身份来看,包括陇南地方官员、乡贤及来访的外地诗人,其中又以陇南地方官员为主。历代诗人们题留在飞龙峡、杜公祠、祁山武侯祠、万象洞、鸑鷟山、登真洞等处的这些诗篇,既写出了名胜古迹的风景之美,又显示出其历史文化价值,对陇南的文化建设很有意义。

论罗瘿公古体诗的“以文为诗”

罗瘿公的古体诗具有"以文为诗"的特点,具体表现为:有机结合叙事、议论、写景、抒情手法;注重谋篇布局,层次分明、条理清晰、委曲尽致。"以文为诗"是罗瘿公诗歌推尊杜甫、瓣香苏轼的一种表现,是他被归入"同光体"诗人的明确依据。

《戒指戴在手指上》的声乐艺术形象分析

《妇女的爱情与生活》是舒曼最著名的声乐套曲之一,《戒指戴在手指上》是整部套曲中的第四首,常作为音乐会的独唱曲目。它的旋律象民歌那样亲切感人,极其细致地描绘了一个陶醉在爱情幸福之中的少女形象,人物形象生动而丰满。

试论公孙大娘剑器舞的道具、套路及其在舞蹈史上的地位

利用历史文献资料,结合体育舞蹈教学的专业技术,对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诗中所谓"公孙大娘剑器舞"的道具、套路及其在中国舞蹈史上的地位作初步探讨。认为公孙大娘剑器舞是一种女子戎装持剑表演的健舞,公孙大娘表演的剑器舞至少有四个套路,即剑器浑脱、西河剑器、邻里曲与裴将军满堂势,并从她成就了"草圣"张旭的书法艺术及其在中国舞蹈历史上的崇高地位来肯定公孙大娘剑器舞的深远影响。

杜牧宫怨诗与王建宫词的比较与探析

杜牧与王建均是唐代文学史上颇有影响力的诗人,虽然二者都创作了有关宫廷妇女题材的诗歌,即宫怨诗与宫词,且对后世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他们的关注重点却截然不同:前者突出刻画宫女之"怨",在寄托自己身世之感的同时对宫女们的不幸遭遇寄予了深厚的同情;后者却着力表现宫女之"乐",以铺陈直叙法对宫女们的种种赏心乐事做了多方面全方位的展示。本文试图从对他们诗歌题材来源和创作手法等方面探析造成此种差异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