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车上书题名》考证补

《公车上书题名》是研究“联省公车上书”的核心文件,它最早与康有为的上书全文一并收录在光绪二十一年刊行的《公车上书记》一书中。该书在同一年至少推出四个版本,而所附《公车上书题名》不但错漏百出,且内容互有出入。通过追溯《公车上书题名》的祖本,并结合清宫档案、硃卷、乡试题名录、地方志、传记、墓志铭、报刊、缙绅录等相关史料,本文不但澄清了参与此次上书的人员总数及各省名数,为研究“联省公车上书”提供可靠数据,也对此次上书本身提出若干新看法。

民间信仰与官方意识

民间信仰是民间思维方式的表现。官方意识在民间信仰中的渗透、统治阶级对民间信仰的改造和利用,有助于民间信仰取得合法地位,但却使民间信仰丧失了自身的一些成分——如对现实的批判精神,从而把民间信仰演变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另一种存在形式。

朱元璋对曲阜孔氏的态度及其历史背景

明朝初年朱元璋召见衍圣公孔克坚、孔希学父子,是孔氏家族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朱氏对孔氏严加训诫,并反元朝之道而行之,"不烦以政",曲阜县尹世袭制度也改为世职知县制度,孔氏仕宦为之一变。表面原因是,元惠宗(顺帝)北迁后,孔克坚首鼠两端,持观望态度,称病不奉召觐见,引起朱元璋不满。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元朝后期朝廷加大尊孔崇儒的力度,对圣裔也更加优遇,孔克坚和族人孔思立进入中朝,历官省、台,位列显宦。普通孔氏族人也凭藉朝廷的"孔氏恩例"大量进入仕途,其仕宦人数为元朝汉人家族之最。因而,曲阜孔氏认同元朝蒙古、色目、汉人地主阶级的联合统治,忠诚于元朝,敌视红巾军。

龚昇生平及学术贡献

龚昇是中国当代著名数学家、教育家,华罗庚大弟子之一,在复变函数论、典型群上调和分析、比贝尔巴赫猜想等多个领域做出了一系列开创性的成果。本文对龚异的教育经历、科研工作与贡献等方面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

“三色”析李艳妃的“打”与“跪”——展示京剧皮黄腔的表现性

京剧《二进宫》,表现明穆宗死后,太子年幼,李艳妃执意要让其父李良代理朝政,遭到开国将徐延昭与兵部侍郎杨波在金銮殿的坚决抵制。以致李妃怒到要“打”砸玉玺。李良终于得势,图谋篡位,将李妃封锁在“昭阳”。李妃悔,“跪”求徐杨,终于平息叛乱。本文依据徵羽宫三色“三音列”,剖析“打”和“跪”的两段戏,展示京剧皮黄腔特殊的表现功能。

《中原音韵》“入派三声”新论

从诸宫调的用韵、元代北方方言区作家的用韵比较、元代时人的论述、元本中的异体字、与同期韵书的不同等几个方面力证《中原音韵》“入派三声”是通语的实际反映。其中,元代笔记中的某些论述是笔者新发现的材料,可补前人论述。

非“同均三宫”论是真正的假象和错觉

同一个七律(均)与"闰、和、宫、徵、商、羽、角、变宫、变徵"(九声)结合,形成三种七声音阶形态,这就是"同均三宫"原理的基本内涵。非"同均三宫"论将律与声的绝对统一,误解为律等于声、均等于宫、音列等于音阶,以此否定"律声系统"所形成的各种"宫调学"原理。其学术思想和学术行为有悖哲理,是真正的假象和错觉。

隐没在《戏杂志》中的新剧人物考

《戏杂志》刊行于1922年至1923年间,前后共发行九期,设有"京剧""昆剧""新剧""戏剧新闻""游艺附录""时事小曲"等栏目。其中包含大量关于新剧变迁发展的重要文献和新剧人物的轶闻趣事,这些文献资料所记述的内容,与同时期的新剧文献相比,史料价值极高,多为其他文献所罕见。对《戏杂志》中任公、任天知、王钟声三人的史料梳理后,得出如下结论:任公为《戏杂志》主要编辑者之一的任退庵;进化团领导人任天知生于1870年,卒于1927年;春阳社领导人王钟声投身新剧运动之前曾积极参与上海的光复运动等。

《汉书·艺文志》研究三札

《汉书·艺文志》之《易》类等并无"蒙省"的著录方式,《易》类是以类别划分的形式进行著录的,每一个类别都以标志性的书籍或书籍体裁为类名,并围绕着这一类名著录相关的书籍;《春秋》类著录的《太史公》4篇与《太史公》130篇中的相应之篇有重复,这4篇的著录不是"别裁",而是刘向误著录于《春秋》类中的,然后再被刘歆著录于《七略》之《春秋》类中;《诗赋略》杂赋类著录的《客主赋》的题名脱一"杂"字,歌诗类著录的《河南周歌声曲折》的题名则脱一"诗"字。

武圣关公大刀文化软实力研究

本文运用文献资料法和归纳演绎分析法,深入探究武圣关公大刀文化不仅对人们增强体质、塑造精神品质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也对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进一步提高具有积极意义。

从《四季》看“同均三宫”民间遗存

《四季》是冀中笙管乐大曲尾部的一首曲牌,通过分析该曲牌的谱字关系、音乐形态与所用乐器,结合不同调门的移宫逻辑,将河北省保定市雄县韩庄“音乐会”作为突破口,剖析音乐实践中的结构框架以及与“同均三宫”理论的内在联系。

游走于虚构与史实之间:《李娃传》辨疑二则

采用文史互证的方法,发现《李娃传》有与史实不相合之处,这显示了小说艺术虚构的特性。但是又有与史实相合者,显示了唐传奇"史笔"之特色。根据传中显示的时间推测,荥阳生应直言极谏科当在747年—775年间,但考《登科记考》发现无有合者,故荥阳生不可能应直言极谏科。"荥阳公"为郑姓有很大可能性,但亦无法确定;"荥阳公"在《唐阙史》中出现三次,不专指一人,因此难以确指荥阳公其人。

叶圣陶日记所见《新华字典》第一版编纂、出版史料考述

《新华字典》由著名教育家、文学家叶圣陶先生和著名教育家、语言学家魏建功教授领导的新华辞书社编纂,人民教育出版社1953年出版。《新华字典》是中国现代辞书史上的一部著名小字典,在中国的文化教育、辞书编纂、语文现代化等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本文对叶圣陶先生日记所涉及的关于《新华字典》第一版的若干编纂、出版史料做了梳理和探讨。

《新华字典》第一版的编辑出版等史实考述

通过叶圣陶先生的日记,以及一些当事人的回忆资料等,对《新华字典》第一版的若干史实做了探讨。主要包括:语言学家魏建功先生等在20世纪40年代撰写的《编辑字典计划》是如何成为《新华字典》的编纂纲要的;魏建功先生与出版家叶圣陶先生如何共同领导编纂;《新华字典》第一版的排版、校对、审读、修订等情况。由出版家与语言学家合作编纂的《新华字典》标准高、范围广,其编纂意义已经上升到国家文化战略高度,因此《新华字典》第一版达到了较高的科学性、规范性与实用性,经过不断修订,成为现代汉语小字典的典范之作。

以与衍圣公关系为视角的孔氏族长研究

族长,中国传统社会中家族的核心领导成员,或由宗子兼任,或另为选举。因曲阜孔氏政治地位之特殊,家族权力之庞盛,曲阜孔氏族长与宗子并非一人,地位差距也远超普通宗族。以与孔氏宗子衍圣公的关系为视角研究孔氏族长,可以看出,从孔氏族长的选任到职权的行使,衍圣公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具体表现在孔氏族长由衍圣公推举或直接任命,孔氏族长辅助衍圣公处理家族事务。值得注意的是,因皇权对孔氏族长权力的庇佑,其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了掣肘衍圣公权力的关键力量。

曹雪芹佚著《废艺斋集稿》质疑

所谓“曹雪芹佚著和传记材料”,在材料的来源、内容文字所及人和事、时间与地点、董邦达与曹雪芹的关系、写作文风、天气与写作时间等诸多方面都存在一系列的疑问。在这些问题没有得到澄清和合理的解释之前,笔者倾向于认为,这批材料可能是艺人的传本风筝谱,有人加以篡改、伪造而嫁名雪芹、敦敏和董邦达。甚至也有可能,全部文字都是伪造的,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局。

衍圣公府孔德成婚礼仪式的教育学意义研究

婚礼作为人生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们生活中有着独特而显著的位置。婚礼仪式的内容、过程等方面都体现了人们的教育追求及生命理解。该文以衍圣公府孔德成婚礼仪式为个案,运用文献法、田野考察法,深入挖掘其婚姻仪式的文化结构及其教育学意义。解释出衍圣公府孔德成婚礼仪式作为传统婚礼文化的一部分,有其传承的必要性和价值。

从“四方城”到神功圣德碑亭——南京明孝陵神功圣德碑亭修缮设计记思

'四方城',指的是南京明孝陵神功圣德碑亭的基座遗址。从'四方城'到神功圣德碑亭,是2011—2013年这一文物建筑修缮前后的一场变化。本文记述了对南京明孝陵神功圣德碑亭修缮设计的实践与思考,以及制定的保护方案。'四方城'最终采用了加顶的保护方式,加顶形式选择了贴近明代碑亭建筑历史原貌的屋顶样式,引起了一些争论。这也促使我们深入思考,并更深刻体会到:中国文物建筑保护在保护措施的选择及适宜性判断上,应以保护文物建筑核心价值为主旨,以是否有效遏制文物衰败,排除造成病害之外力作为保护方法适宜与否的标准;以是否准确表达与保护文物建筑的真实性、完整性作为保护实践的目标。在严格遵守文物建筑保护准则的同时,对原则的解读不应僵化、片面。应审慎权衡文物保护个案的特殊性,关注遗产保护的整体性,真实呈现'历史信息的完整性与真实性',这也是中国文物建筑的保护宗旨和价值所在。

“卫生”与“公共卫生”考

“卫生”是一个自古便有的动宾词组,意指“保卫生命”.而到近代,“卫生”则演变成了只含单一语素的连绵词,有了“清洁”“消毒”“防御疾病”等多方面的含义.“公共卫生”从“卫生”一词的近代含义中独立出来,发展成为一个新名词.民国时期的学者对“Hygiene”的译名和“公共卫生”的含义进行了初步研究,其间出现过“国民卫生”“公众卫生”等.世界卫生组织对“PublicHealth”下的定义和中国学者对“公共卫生”下的定义虽不断改进,但都难以周全.

史才与将才的交融:赵翼《皇朝武功纪盛》初探

乾嘉史家赵翼史学素养深厚,兼具考据、义理、辞章,既能考史、论史,又能作史。《皇朝武功纪盛》就是体现其作史之才的典范之作。该书有颂圣和存史两大旨趣,其中颂圣居于较高地位。该书保存了较多的第一手材料,史料主要来源于官修方略、军机文书、亲历亲见、亲历者口述、邸抄、实地走访调查等多种形式。该书尊奉清朝为正朔,表现出强烈的大一统意识,采用纪事本末体展开叙述,所述史事皆有据依,文约事丰,脉络清晰,别出心裁,泽被后世,体现出卓越的史才。该书的史论表现出天命与人力并重、史才与将才兼备、知人论世等特点。该书与《檐曝杂记》《瓯北集》有相互发明之处,表明赵翼不同著作之间具有内在关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