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经权说及公羊家对它的思想推进

关于经权关系的二重性问题,先秦儒家已有了初步的思考:一方面,权之运用当以从经为前提,惟有知权达变,经的普遍性价值才能得到真正的落实;另一方面,在特殊情况下,权欲通经,须以形式上反经的方式来实现。唯有在公羊家那里,关于反经之权运用的前提、目的、原则等才得到明确地提出和解决。公羊家的这一理论创见既深化了儒家关于反经之权的内涵、本质和功用的认识,也将儒家的经权思想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平。然而,公羊家“反经达道”的思想被后儒概之为“反经合道”,且因此“反”字而为后儒特别是宋明理学家所误解,招致了诸多非议。作为理学家的代表性人物,程、朱的经权说对于经权关系的思考没有从本质上推进儒家经权思想的发展,并对公羊家的经权说存在许多偏见。这些偏见之所以会发生,既因其思想“以理摄道”的思想运思特点,也因为他们不明公羊家反经之权说的本来面目和究竟意义。

《尚书·洪范》与公羊“大一统”思想——以“建用皇极”与“正五始”为中心

作为公羊学的核心内容之一,“大一统”说与《尚书·洪范》的“建用皇极”说有着深刻的思想关联。首先,二者皆以“君极”之立作为王道之行的关键因素;其次,二者皆以“王正”作为“君极”之立的基本前提,且谓基于此,“一统”之义方得成立;再次,二者皆蕴含了改元立制以厚养万民之义。无论是“一统”说还是“皇极”论,固然均表现出鲜明的尊君色彩,但二者所强调的“归元”或“君极”思想实则又内涵着抑君乃至“革命”之意。因此,“大一统”并非简单地意味着思想、观念、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绝对统一化,而“皇极”论也并非主张君主专制。在儒家看来,君王之于天下人心,本质上不过起着召唤与凝聚的作用。

释《春秋》必以周礼明之——读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注例》

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注例》中倡言“释《春秋》必以周礼明之”,使其《左传》学回到了汉代《左传》学的起点,对内找到了贾、服等汉儒旧注的源头,对外与汉代和清代的《公羊》学在经义和治经方法等方面划清了界限。在此基础上,刘文淇进一步清理了杜预《左传》注的凡例错误,其后世子孙对周礼的内涵又加阐论,并将其《疏证》的凡例拓展为三大研究领域,建构起刘氏《左传》学的经学体系。

《春秋》《左传》平议

《史记》中有四处比较集中而详细的记载孔子作《春秋》一事，结合有关资料分析这些记载，不难看出在司马迁的心目中，孔子所作之《春秋》决不是《春秋经》而是《孔子史记》即《孔春秋》。左丘明为《春秋》作《传》一事，先秦并无记载，于史无据。乃汉儒主要是公羊家儒者傅会杜撰出来的，不可信从。《春秋考论》一书的考论是经得起检验的，其学术价值和贡献应该得到尊重和肯定，一味抹煞的态度是不可取的。

司马迁心目中的孔子

孔子在司马迁心目中是一位不朽的"至圣"。司马迁在《史记》中为孔子做了"世家"。司马迁之所以如此推尊孔子,一是受春秋公羊学派的影响,二是受家学渊源影响,三是与他的遭遇相似引起情感上的共鸣有关。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既还原了被春秋公羊学派神化的孔子,打破了今文经学的学术传统,又给西汉思想界注入了理性的光辉,突现了可贵的学术良知和传统的史官精神。

刘逢禄与春秋公羊学之复兴

刘逢禄作为清代今文经学的倡导者 ,其公羊学思想不仅上承汉代董仲舒、何休之公羊理论 ,而且下启龚自珍、魏源、康有为等维新思想 ,开一代新风 ,为近代维新变法奠定了理论基础 ,春秋公羊学之所以能在清代得以复兴 ,刘逢禄颇有功焉。

晚清变局与公羊学之“新命”

晚清公羊学主力常州学派,倡言"大一统",宣扬"通三统"、"张三世",专讲"微言大义",讥讽时政、批判现实、大谈改制,一时影响尤剧。公羊学所采取是"复古"与"取今"兼融的学术路径,但"复古"的首要目的不是"守旧",而是对文化身份的认同和确保;"取今"的目的不是"全盘西化",而是采用西方先进的思想激活传统文化所蕴藏的内在价值。总的来说,晚清公羊学呈现出四个显著特点,即"以经议政"、"变法改制"、"重建道统"、"发蒙启蔽"。

从天命史观向社会进化史观的过渡——论清代学人为中国社会自我演变所做的史观准备

由“公羊学”所宣扬的天命史观,是将社会的变化视为天道运行“副本”的观念。它既宣扬“君权天授”,又承认“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认定社会在周期性的循环中发展。但在整个中世纪,“君权天授”的观念一直是维护家天下专制制度的精神武器。在从古代社会向近代转型的过程中,“前清”学者在批评天命史观时,将主宰人类命运主体的“天”置换为“社会”;到了清代中期,“常州”学人则注意到“天命”史学中所包含的变易思想;晚清之时,恰遇“千年未遇之变局”,康有为等一方面援引前清学者的社会主体观念,另一方面则直接将公羊学的变易思想与西学相对接,于是,“通三统”、“张三世”、“《春秋》当新王”便被改造成社会进化论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