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董仲舒学术继承者考述

董仲舒是名副其实的教育家,大半生都在从事教育工作,其故里及周边都有相关遗迹。胡毋生与董仲舒并无师承关系,但可能二人有相同的学术渊源。董仲舒有五大弟子:兰陵褚大、广川殷忠、温吕步舒、吾丘寿王、东平赢公。龙门司马迁并非董仲舒的入室弟子。东平赢公守师法不辍,其再传弟子严彭祖、颜安乐形成严颜学派,传承董仲舒学说。

“亡秦必楚”叙事与《史记》公羊学表达

反秦战争经过陈涉、项羽与刘邦三人的努力,最终在“怀王之约”的推动下胜利,此战争的胜利也验证了“亡秦必楚”预言的“真实性”。汉兴之后,在董仲舒、公孙弘等儒家学者的努力下,公羊学逐渐成为当时的主流学术思想。在董氏影响下,司马迁对“亡秦必楚”(“陈涉反秦”“刘项灭秦”等相关历史)的叙述,并非仅从史学角度考虑,而是在尽量尊重史实的基础上将公羊学“荣复仇”义理与“慎始审微”义理统摄于“大一统”义理之下,为西汉经学所建构的“汉得天统”这一政治哲学服务,至于《史记》体例则是这一经学内涵在其结构上的表现。

公羊“异内外”说与文明互鉴

作为公羊学的基本理论之一,“异内外”说既预设了实现王道理想的美好愿景,又展现了这一历史过程的阶段性、反复性和艰难性。其关于诸夏内涵的两个界定,即一指仅具有地理空间性的、与王畿相对应的“外土诸侯”,一指象征着文明的、与夷狄相对应的诸侯(“中国”),生动地诠释了何谓“中国”及其“中国性”。在公羊家看来,“中国”乃是王化所及(文明)的象征,故“中国”之治必表现为王道政治,“中国性”(文明性)也必以道德性为本质特征。公羊家关于“内外之辨”和“中国”的理论思考不仅寄寓着他们深切的现实关怀和丰富的王道思想,也对如何理解文明互鉴、如何以真正积极的方式参与世界文明的共存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公羊》学理念与司马迁对厉世政治的书写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以周厉王出奔次年为纪年之始,凸显了周厉王在《史记》叙事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司马迁之所以如此安排,是因为其在汉代《公羊》学“拨乱世而反诸正”及“大一统”尊王思想的影响下,希望仿照孔子修撰《春秋》的行为,在所撰史著中呈现出由乱达治的历史运动过程。司马迁在凸显周王室“天下共主”政治地位的同时,又不得不面对并忠实记录春秋以来周王室丧失上述地位的历史现实。为缓和观念与事实分离所形成的张力,司马迁又从西汉王朝承秦而来这一实际状况出发,将春秋战国时期僻居西陲的秦国列为《史记》十二本纪之一,以春秋以来秦国的纪年上接西周王年,从而在历史书写中倡导并践行了“以秦继周”的历史观。

公羊五始说钩沉

五始说形成于董仲舒之后,是公羊家对《春秋》重始观念的一个总结。该说形成之后,公羊学家又不断地进行理论建构与推衍,从“元者气之始”扩展为气、阴阳、日月星、四时、五行、六律、七宿、八风、九州,从“王者受命之始”扩展为受命改元、正朔三而改、质文再而改、作乐改元,等等,从而在五始说基础上,构建为一个庞大的体系。对五始说体系的钩沉,不仅有利于重新认识五始说,也有利于重新认识两汉今文经学的形态。

《史记》与春秋公羊学

《史记》的学术渊源来自六经异传和诸子百家之学 ,其中以春秋公羊学对《史记》的影响最为深刻。“孔子作《春秋》说”是一部《史记》的理论基石 ,“纪异而说不书说”影响到司马迁的天人观 ,《史记》的政治观也主要来自于春秋公羊学的政治学说。

《春秋公羊传》的思想特质及其价值

从传统政治文化构建的视角审视,《公羊传》是《春秋》三传中影响最深贡献最大者;从传统经学形态看,汉代经学也包含义理之学,《公羊传》"以义解经",是典型的义理之学的体现。《公羊传》维护统一,主张变革,面向未来,饱含政治合作精神而又深具批判精神,具有积极的价值取向。董仲舒从公羊家立场所阐扬的"春秋大一统"思想,成为汉代以及其后整个古代社会的基本政治价值,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之一。清代后期,公羊学重兴,倡导经世,主张进化,追求太平,为改革旧制、变法维新提供了思想资源。由此可见,《公羊传》在中国经学发展进程中,往往与社会变革社会发展相结合,是一部具有重要价值的经邦济世之书。

湖湘学派《论语》诠释之公羊学倾向

清代之《论语》诠释,学派林立,异彩纷呈。湖湘学派在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文化传统影响下,接踵常州学派公羊学余绪,形成了重夷夏之辨、尚素王之说、主三世三统论等公羊学特征。湖湘学派《论语》诠释放大了公羊学的光彩,强化了经学的经世功能,在中国社会近代化进程中产生了重要影响。

《春秋》公羊学胡毋生师授谱系补证

《汉书·儒林传》所载《春秋》公羊弟子嬴公的师承问题向存争议。由于《儒林传》武帝以前部分是班固在《史记·儒林列传》的基础上改笔而成,通过对改笔部分的系统梳理以及《汉书》中"自有传"体例的考察,可知班固所增弟子嬴公应师从胡毋生。在此基础上重新检视何休《春秋公羊经传解诂》的撰作动机,可知何休感于东汉官学章句繁冗、迂曲之弊,故援据严、颜二家所承胡毋生《条例》之学以纠其失,与扬雄、桓谭、班固等"不为章句"、专究大义的治学风气以及马融、郑玄、卢植等复兴西汉传诂旧体的解经风气之间存在重要的呼应。

常州学派与公羊三世说之变异

“三世说”是汉代公羊学家为发挥《春秋》义理而形成的一套阐发政治见解的理论体系。魏晋以后 ,几代寂息。至晚清经常州学派的发挥旋又隆兴 ,但与汉儒之“三世说”已有较大变异。

据乱时代的儒家与康有为对孔子之道的不同理解

文章旨在讨论康有为对孔子之道的不同理解,以及其对儒学之现代意义的阐明。康有为作为晚清公羊学的代表人物,借助其对传统公羊学中“三世说”的阐发,提出了一套对孔子之道不同于传统儒家的理解,不仅为晚清维新运动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变法的基本方向,而且自戊戌以后,康有为基于其周游列国的见闻,更是称孔子为“大医王”,认为孔子之道不仅能消除当时中国现实中的种种弊端,甚至能提供一整套救治西方文明的良药。

公羊“《春秋》新王”说辨正

欲明公羊家政治哲学的理论品性和思想建构,不可不明其“《春秋》新王”说。“《春秋》新王”说既是公羊学的基本内容之一,又在整个理论体系中处于统摄性的地位:它不仅直接指向着作为王道新表现的“《春秋》之道”,且惟有以“《春秋》新王”说为核心,公羊学其他诸说(如“三世”说、“大一统”说、“通三统”说、“异内外”说等)才得以凝聚成为一个体系完备、结构井然的理论整体。同时,“《春秋》新王”说与“王鲁”说既内涵有别,又关系密切。惟有将此二说统合观之,并借助“王鲁”说,“《春秋》之道”才不会流于玄虚空言,从而为世人展示了一条天下如何由乱到治、王化如何泽被万物的切实之路。

论公羊意旨与昭宣政局的冲突及和解

自汉武帝晚期开始,公羊学主张的阴阳学理论及其内在的批判精神与现实政治之间的矛盾开始显现。至汉宣帝亲政之时,因儒学数十年的昌盛繁荣,影响力日著,其与现实政治的矛盾逐渐尖锐,不容忽视。对此,汉宣帝在执政理论中融入了鲜明的儒学色彩,通过恢复民力、整顿吏治等一系列举措顺应儒生的舆论呼声,二者的矛盾因此得到缓解。不过,汉宣帝时代的政治机制其实仍属汉武帝霸王政的延续,包括循吏政治在内的一系列带有浓重儒学印迹的变革,不过是霸王政缘饰之术在新时代的变种而已。汉武帝时代与昭宣中兴实皆以尚法而致富强,这两大盛世亦鲜明地表现出一脉相承、前后相继的发展特征。

常州公羊学派兴起原因浅探——兼与艾尔曼教授商榷

清代常州公羊学派是晚清康有为、梁启超等晚清公羊学巨擘的先驱。它既是清代考据学的反动,也是清代考据学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的兴起是常州庄、刘两族的汉族士大夫意识对汉学复兴、"文化"满族等思想趋势回应的结果。庄、刘两族的长期兴盛则为常州公羊学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宗族保障。

汉宣帝时代的经学走向及其调整

汉宣帝亲政适值公羊学理论与现实政治矛盾凸显之际,极端化的公羊学思想借助灾异现象对汉武帝创设的“霸王政”大加批判,隐然有动摇汉室基业之势。汉宣帝审时度势,卒以宏大的视野、过人的智慧解决这一问题:他基于官方层面对阴阳学理论予以认可,通过祯瑞祥兆来化解灾异带来的惊惧心理,并且把阴阳学理论改造为施行帝国政治的有力武器。不过,此举并没有彻底解决前述危机,未求得理论与政治的最终和解。有鉴于此,汉宣帝有意识地通过扶持穀梁学来修正公羊学对大一统政权的潜在威胁,为孝宣中兴格局的开创提供了强大助力。

春秋公羊学的“大一统”民族观

"大一统"民族观的内涵涉及华夷结构、华夷尊卑观念、以华变夷观念和华夷一统观念,在客观上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功不可没。通过强调"大一统"的理念,把维护中央权威,强化封建集权统治机制作为"一统"的首要任务,使公羊学派的"大一统"理论产生很大作用。

从经学诠释学看汉代公羊学的“预表”特征

无论是在西方的神学诠释学还是在中国的经学诠释学中,都蕴藏着极其丰富的、可以相互汇通的诠释学思想和方法论体系。本文即是在这一理论前提之下,着重探讨汉代公羊学的"预表"特征。从某种意义上说,预表解经法是早期教会为了统一《新约》和《旧约》以及调和"马西昂主义"和"诺斯替主义"而采用的诠释学策略。同样,汉代公羊学也是汉王朝为了实现政治上的"大一统"而在经学诠释学上的某种体现。预表法和公羊学虽在具体的诠释方法上有所不同,但却都表现出"转喻性诠释学"的共同倾向,并且都以对"经"这一概念的独断论应用为其诠释学前提。

试论公羊学“经权”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经权说是公羊学思想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它指的是既守经志道,又要根据具体情况变通行权。即在常态下守经,在变态下行权。这种灵活的变通思想对我国古代思想、政治、文化等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实,这种原则性与灵活性的辨证思维,对于我们今天解决台湾问题、更好地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处理纷繁复杂的国内外大事,也有着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行权:儒家执经的最高境界——公羊学视野中“权”的字源考辨与意义阐发

对“权”字的研究,以往学者只注意到称、锤、变、反经等涵义,而其黄华木或黄英木本意很少引起重视。以字源考辨与义理诠释为基础更能澄清权与其引申义之间的内在关系,揭示“权”字如何从木属植物引申出称锤、反经之意,进而扩大“权”之义界。公羊学语境中的权并非无底线地变,而是儒家坚守“衡量”本分的道德主张。权虽反经,但却不离善、道、仁、义,甚至本质上就没有背叛过经。行权比执经困难、复杂、危险得多,需辅以高度的理性考量和事态审视,非常人所能为之。

《太平经》史源考

《太平经》文本俚俗杂陈,似道门呓语,然其某些篇章实有史据:其对“恶子少年”的处置方式与西汉酷吏尹赏打击“恶少年”的政策有着惊人相似之处,对“恶子少年”等群体危害的描述亦源自两汉史籍关于“少年”“恶少年”的记载。事实上,《太平经》的作者是在遵循“本以霸王道杂之”的政治路线基础上,在《春秋》公羊学“内其国而外诸夏”的观念指导下,“取过事以效今事”,把尹赏在京师所推行的酷政予以模式化、宗教化,“移植”到《兴善止恶法》和《善恶闾图诀》等相关篇章,以构建其地方治理主张。该模式既有对原有乡里秩序的继承和发展,也有对地方治理经验的借鉴,是儒生思想主导下形成的“轨德立化”观念在社会治理中的反映。两汉硕儒文翁、龚遂、尹翁归、杜密之“故事”,亦在《太平经》撰著中共同占据主导地位。进一步说,《太平经》170卷应是东汉儒生以春秋公羊学说为价值依据,带着忧苦之心,观察阴阳不和之世,以史入经,欲为天下“致太平”的宗教化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