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创新引领乡村振兴:“组织联带”驱动共同富裕--基于P县拱市联村的个案分析

组织振兴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一号工程”,是新时代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基础和根本保障。实践中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制度优势、政治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是当前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核心要义。四川省P县拱市联村突破传统的农村基层组织架构,探索出一种创新型的、非建制性的、功能型的基层党组织跨村镇联建形式——拱市联村党委,并逐步形成了具有“组织联建”“主业联抓”“队伍联育”“学习联排”“治理联创”等地域特色的“组织联带”创新实践模式,是新时代解决农村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创新举措,也是党建引领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和制度创新。

论宋代公使库在王安石变法中的变化及影响

宋代公使库负责收贮、管理和经营地方官府的公使钱物、招待过往官员及本地方官员宴饮,是重要的地方财政机构。王安石变法中的役法、财政及禁榷制度改革给公使库的管理体制、钱物来源渠道等带来重大变化。这些变化引起地方公使库职能扩张,在北宋后期至南宋中央与地方的财政角力中,公使库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它实际成为地方财政的"小金库"。

北宋乾兴元年王蒙正图占泸州盐井史实考

北宋仁宗朝王蒙正图占泸州盐井的公案究竟发生在哪年,"泸州盐井"是传统的大口盐井还是新兴的卓筒小井,是官井还是私井,与"资本主义萌芽"有无瓜葛?笔者认为,此事出现在乾兴元年(1022)下半年或稍晚,其后20年"蜀始创筒井",该盐井既非官井淯井,亦非当时脱颖而出的卓筒井,而是盐业小商品生产者世代所有的传统大口盐井。

论明代中央治藏的“贡市羁縻”政策

“贡”和“市”是不同本质的两个范畴,贡赐体现的是西藏地方政府同中央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互市则是藏汉两地商人(包括国家专营机构)及生产者之间的商品贸易往来,“贡市羁縻”政策是明代中央治藏的财政、商贸政策的合称。明朝对西藏实行的“贡市羁縻”政策,既使西藏地方始终处于中央政权的有效统一管理之下,又有力地促进了藏汉两地经济的繁荣。

“宫室本位”还是“庙堂本位”

文章对伊东忠太提出的中国传统建筑是以合院式住宅为原型的"宫室本位"说提出批评,并通过对早期建筑遗址形态系统地梳理,认为合院式住宅是在居住建筑中采用祭祀、礼仪建筑格局的结果,做出了中国传统建筑是"庙堂本位"的结论。并指出中国传统合院式住宅的流布在空间上经历了一个由中原到边缘,由政治文化据点到广大乡野的过程;在社会使用阶级上则经历了一个由上层社会到普通百姓,由富人到穷人的过程。

匡山书院与“南宫义举”的由来与价值

泰和县地处吉泰盆地核心区,自古以来是粮食农业发达之区,为发展文化事业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朝廷科举与民办书院相互为用,促进文化教育逐步发展。南唐时期罗韬在家乡创办匡山书院,开风气之先。南宋中期泰和县人士率先实施"南宫义举",在社会上树立了一个榜样,是社会文教事业的大进步。泰和"南宫义举"的首创地位,依史有据,无可怀疑。"义举(约)"形式的赞助发展为设立"贡士庄",为扶贫而起的襄助进而对全体赴考者的资助,改自费赴考为官费赴考,是文教制度上的完善,对发展书院教育与维持科举事业有积极效益。

治生与治身:罗拱诗、罗泽南祖孙的抉择偏离

罗拱诗由商返农,为兴门户而举债相搏,以读书仕进为罗泽南唯一选择。罗泽南初始则困于转徙坐馆授徒,继而因沉潜理学修炼,逐步以“治身”为人生终极境界,甘于置身缙绅之外,视“弋取功名”为道德提升的羁绊。罗氏全家节衣缩食以供一人的超负荷投资,在罗泽南归心理学的“品德升华”中,虽未获得预设的回报,但他书生带兵,以《大学》“知止而后定”为克敌制胜之道,以“乱极时站得定,才是有用之学”为舍生成仁的临终绝笔。罗氏祖孙二人的两次抉择,折射出湖湘历史人文舍生取义的某些地域与时代特征。

《诗经·召南·甘棠》臆说

《诗经》中的美刺诗是其重要的抒情主题之一。然而,在与政治有关的诗歌作品里,绝大多数属于怨刺诗。除去《大雅》和《小雅》中那些用于庙堂祭祀的史诗和颂诗外,很难再找到真正意义上的颂美诗,而《召南·甘棠》就是这为数不多的政治颂美诗之一。厘定召公奭或召伯虎与《甘棠》的关系,探讨《甘棠》表现的主旨及其表达方式,是正确解读此诗的管键。

宋代公使库方位考

公使库是宋代州一级地方政府主要存储公使钱、公使物的仓库。库中的钱物承担了地方政府的部分办公经费,满足了政府的行政需要,在地方财政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作为一个重要的部门,所在方位可以看出政府对其重视的程度,体现了行政需要的便捷性与安全性,同时反映了宋代公务用品管理制度的情况,为其合理利用做出了有力保障。

新闻舆论的偏差与回归——《申报》对蔡公时及其随从死伤情况的认知

新闻舆论客观性强、时效快、传播范围广,在社会中具有强大引导力和号召力,是社会控制的重要手段,也成为各方控制利用争夺的目标。在济南惨案中,有关《申报》对蔡公时及其随从死伤情况的认知所经历的认知历程,就是新闻舆论在形成过程中显示出的现实偏差的表征,其原因既在于战争对新闻的控制,又与人为和自然因素息息相关。

苏公式墓志铭考与平阳路输送岁赐的驿站交通

1989年,临汾铁路电务段在基建施工中挖出一座元代墓葬,并出土墓志一方。碑文显示墓主苏公式为蒙古汗国时期平阳路(今临汾)的诸色人将达鲁花赤,即临汾地区管理手工业的长官。他曾三次受命前往金帐汗国(主要为今南俄草原),向拔都汗交纳赋税。本文试图通过墓志、考古学证据和历史文献来探讨作为金帐汗国封地的平阳路;上交赋税的内容以及从此地通往南俄草原的驿站道路。

鲁国“公室”考

多数学者将《左传》中鲁国"公室"之"公"理解为国君,并与《左传》称呼鲁国在位国君之"公"混同。考察"鲁侯""鲁公""公室"等词在西周、春秋时期的用法,发现"公室"之"公"与《左传》称在位国君之"公"无关,把"公"理解为过世的国君较为妥当。"公室"是鲁国历代因袭的政治、经济、军事集合体。它属于整个家族,不单独属于家族中的任何个人(包括国君)。

从《释名·释宫室》看汉代建筑文化特征

《释名》既是一部语言学辞典,也是一部百科全书。《释宫室》篇为《释名》的一章,专门训释宫室楼台方面的词汇。《释宫室》篇所释的建筑词汇按照功能的不同可以分为民居建筑、官府建筑和公共建筑。从《释宫室》篇所释的内容来看,汉代居住建筑的功能分区明确、木构建筑的结构严密。

读《东坡先生墓志铭》札记之三

文章指出了人们在读《东坡先生墓志铭》中,对"公始病"及元丰五年神宗皇帝手札量移苏轼汝州时间所产生的误解,同时以大量文献史料为依据,入情入理地阐释了对这些误解的正确认知,并较为中肯地探析了产生这些误解的原因。

宫氏脑针治疗顽固性癌痛的机制及临床研究

目的:探讨宫氏脑针治疗顽固性癌痛的机制及临床效果。方法:抽取2018年8月至2020年5月期间深圳市罗湖区中医院及中国科学院大学深圳医院(光明)收治的120例顽固性癌痛患者,采取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将患者分为两组,分别为A组(n=60,宫氏脑针联合吗啡)及B组(n=60,吗啡),比较两组患者的数字评分法(NRS)情况、吗啡日用剂量、血清前列腺素E2(PGE2)、β–内啡肽(β–EP)、内皮素–1(ET–1)及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率。结果:治疗开始两组患者的NRS评分、吗啡使用日剂量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的NRS评分、吗啡使用日剂量均有不同程度降幅,且A组降幅大于B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前两组患者的PGE2、β–EP及ET–1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的PGE2、β–EP及ET–1均得以下降,且A组下降幅度大于B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A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10.00%低于B组的31.67%,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针对顽固性癌痛患者,宫氏脑针治疗可有效缓解疼痛,减少吗啡使用剂量,降低患者血清内PGE2、β–EP、ET–1等疼痛介质水平,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得以减少。

《使朝鲜录》作者龚用卿生平考

关于龚用卿的生平事迹,诸家学人的论述主要是基于《明史》《明世宗实录》的片段记载以及《国朝献征录》中的龚氏墓志。以《福州通贤龚氏支谱》《云冈选稿》等几部龚氏家传文献为新材料,可以更清晰地了解龚用卿的生平事迹,也可以确定《使朝鲜录》作者龚用卿“字鸣治,号云冈”或“别号云冈”,其生于弘治十四年辛酉五月二十四日,卒于嘉靖四十三年甲子六月十七日,即生于公元1501年、卒于公元1564年,龚用卿的生卒年应该标为“龚用卿(1501-1564)”①。

宫氏脑针对骨癌痛模型大鼠脊髓MAPKs信号通路调控作用研究

目的探讨宫氏脑针对骨癌痛大鼠的镇痛作用机制。方法将40只符合条件的SD大鼠随机分成假手术组、模型组、宫氏脑针组与吗啡组,除假手术组外其余各组构建骨癌痛模型。造模7 d后,对宫氏脑针组按宫氏脑针法进行针刺干预,吗啡组进行吗啡注射干预,以上两组干预7 d,其余两组不进行干预,所有大鼠饲养条件相同。检测并记录大鼠造模手术前及术后7、9、11、13 d机械性缩足反射阈值(PWT);通过酶联免疫吸附测定法(ELISA)检测大鼠脊髓中前列腺素E|2(PGE|2)、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白细胞介素6(IL-6)、β内啡肽(β-EP)水平;通过蛋白免疫印迹法(Western blot)检测各组大鼠脊髓中丝裂原激活的蛋白激酶(MAPKs)信号通路中细胞外调节蛋白激酶(ERK)、磷酸化细胞外调节蛋白激酶(p-ERK)相关蛋白表达情况。结果参与造模的大鼠PWT值相比假手术组明显降低(P<0.01);施加干预的宫氏脑针组与吗啡组大鼠PWT值相比模型组在术后7、9、11、13 d呈增高趋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模型组大鼠脊髓PGE|2、TNF-α、IL-6、β-EP含量较假手术组升高(P<0.05),宫氏脑针组、吗啡组大鼠脊髓PGE|2、TNF-α、IL-6含量较模型组降低(P<0.05);β-EP含量较模型组升高(P<0.05)。模型组大鼠脊髓中p-ERK蛋白的相对表达量高于假手术组,差异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1)。宫氏脑针组与吗啡组大鼠脊髓中p-ERK蛋白的相对表达量低于模型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宫氏脑针对骨癌痛大鼠有镇痛作用,其镇痛机制可能与抑制炎症因子的释放、抑制MAPK信号通路的相关蛋白表达从而抑制MAPK信号通路活性有关。

公继三原扬草圣 石镌五岳慕高贤——记胡公石先生书法艺术

胡公石是我国当代有影响力的书法家之一,在广泛继承传统书法艺术的基础上,毕生倾注于标准草书的系统研究和整理工作,不遗余力地进行完善标准草书体系及其推广应用,作出了重要贡献。文章主要论述了胡公石的人生经历和书法艺术成就。

重文政策下的北宋科举变革

宋初,唐以来的科举旧制已很难适应新的政治形势,因此,从太祖开始就着手改革科举制度。太宗朝,随着统一大业基本完成,崇文教、抑武事,建立以文人为主体的国家管理体系被提上议事日程。太宗基于文官政治的需要,不断增加科举取士人数,吸纳大批读书人经科举考试进入官僚机构,奠定了文官政治的基础。为选拔符合国家管理所需的经世之才,科举考试科目与内容的调整也逐步展开,仁宗朝说书举与明经科的创设,使唐以来重诗赋的选才理念开始向重经义的方向转变。熙宁四年,正式废罢诸科、明经科与诗赋、帖经、墨义,经义取士成为主流。徽宗朝,在王安石三舍法基础上创立三舍贡士法,将学校教育与科举取士结合起来,形成人才培养、选拔、任用一整套管理体系,这次尝试对明清科举影响深远。总之,北宋对唐以来科举旧制的改革,在根除武人专权、建立文官政治、加强中央集权统治方面有着积极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