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堂通知簿》看荷印吧国公堂的社会职能

"吧国公堂",即荷属印度尼西亚的"巴达维亚华人评议会"(the Chinese Council in Batavia),俗称"公馆"。"吧国公堂",建于1742年,终于1950年代,历经荷兰东印度公司时期和荷印殖民政府时期,其社会职能也有一定的变化,并呈现出不断弱化的趋势。通过对公堂未刊档案之《公堂通知簿》进行分析,可以看出,荷印殖民政府时期的公堂,其社会职能是"一个集司法、民政,以及公益福利事业等诸多社会功能为一体的半官方的自治管理机构"。

吧国公堂华人丧葬管理研究——以《塚地簿》为中心

论文利用吧国公堂《塚地簿》档案,回顾了吧城华人塚地的发展轨迹,分析了吧国华人丧葬管理机制和吧国公堂丧葬管理的特点,以及19世纪中期以后公堂丧葬管理面临的问题、管理职能的丧失。认为19世纪中期以前,面对数量不断增长的华人,统治力量尚薄弱的荷兰殖民政府给予华人社会一定的自治权,这种自治权就体现在公堂对华人婚姻、丧葬、教育、宗教、社会福利等诸多事务的自主管理。公堂的管理为促进华人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及维护荷兰殖民统治做出重要贡献。但到19世纪中后期,随着荷兰殖民统治力量的增强,华人社会的自治权被削弱,加上华人社会新风气的兴起,公堂的管理举措难以与发展变化的社会现实相衔接,其管理职能的丧失是历史的必然。

1619-1928年间巴达维亚华人社会的民事审判程序初探

根据《公案簿》案例,分别对审前、审理和判决这三个阶段的审判程序进行了梳理。在1619-1928年间,巴达维亚华人社会的民事审判是一个典型的移民社会法律移植的历史现象。具有相当自治权力的公堂,负责华人社会的民事审判。公堂较为完整地将母国的法律移植到所在地,并保持了母国的民事法律传统。

吧国公堂对吧城华侨教育发展的贡献

吧国公堂成立于1742年,终结于20世纪50年代。它是吧城(巴达维亚)华侨处理华侨社会内部诸项事务的行政和司法机构。作为一个介于荷兰殖民政府与华侨社会之间的半自治机构,它发挥着多元化的社会功能。在长达200多年的时间里,吧国公堂通过对华侨社会的治理,对华侨教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些贡献主要体现在对华侨义学和私塾、中华学校和荷华学校及新式教育的发展等方面所起到的推动作用。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苏加诺政府陆续颁布一系列法规,以此来限制华侨教育的发展。1960年前后,印尼政府颁布总统第10号法令,以各种借口限制甚至关闭华文学校,全印尼有72%的华校停办。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吧国公堂的历史告一段落,对吧城华侨教育所起的正面作用也告结束。

林幼春家世家学考论

日据时期的著名诗人林幼春,是台湾五大家族之一雾峰林氏的子弟。目前对于其家世家学的考察颇有一些存疑之处,这给相关研究带来了较大遮蔽。其一,其祖父林文明在公堂上被正法后,家人曾经三次京控,而申诉的目的却主要是消除"谋逆"之罪名;其二,其父林朝选在日据前期为了家族之利益,与台中的日据当局过往密切,却在被任命为台中县参事后因故称病辞职;其三,其叔祖林文钦是家族风气由武转文的关键人物,其被迫转向的契机则是刘铭传与刘璈之派系斗争。林幼春一生陷入过两个极具争议的事件即"寿至公堂"事件和首倡"非孝论"事件,这两个事件中的林幼春形象看似矛盾,却都体现出家世家学对林幼春的深刻影响。

吧国公堂对华人宗教活动的管理

受原乡传统的影响,中国人在向印尼移民的过程中,也把传统的宗教信仰带到了印尼。自有华人定居吧城之时起,就"有人必有庙"。至元明时期,华人庙宇已遍布印尼各地,尤以吧城为盛。吧国公堂是荷兰殖民时期吧城华人处理华人社会内部诸项事务的具有半自治性质的行政和司法机构,对华人宗教活动的管理是其重要职能之一。吧国公堂名下有华人四大佛教庙宇,即观音亭、完劫寺、安恤神庙和玄天上帝庙,其中以观音亭建立时间最早、影响最大。为管理与维护上述四大寺庙,公堂设置有专门的"掌庙宇公勃低"一职,还定期安排官员轮值管理不同的寺庙。公堂对华人寺庙的管理,包括主持中元节及清明节祭祀等宗教活动、寺庙的重修与维护、募集善缘题捐、监管寺庙日常工作(包括向荷印殖民政府申请僧人移民来到吧城,负责各寺庙僧众的选任、离职和监管,监督寺庙所属土地及房屋的出租,管理寺庙所属器具,监管寺庙日常收支及处理寺庙与周边民众的纠纷等等)。在某种意义上,吧国公堂对华人宗教活动的管理是其半自治性质的一种体现。到19世纪中后期,随着荷兰殖民统治力量的增强,公堂的自治权逐渐被削弱。二战后印尼政府又对华人宗教活动进行诸多限制,于是公堂对华人宗教活动的管理权逐步丧失。1970年代印尼政府更下令将具有华族色彩的庙宇(Klenteng)改为佛寺(Vihara),并禁止华人再建新的庙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