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体诗”的界定及其文体价值辨思——兼释“宫体诗”与“宫体文”的关系

本文辩驳了视徐为"宫体诗"创始人之说,指出徐所创"宫体"实为"宫体文",首先体现于教命之书的写作上,其后再扩大至其他文类;其特点为文体的创新。由此判断,这之后的由萧纲为主创立的"宫体诗"当与之一样,都在于文体的创新,而无关乎特定题材(包括女性题材)。在此基础上,本文以萧纲诗歌为分析对象,探究其与前人作品的语言差异,总结渗透于萧纲女性、写景等不同题材诗歌中的共同语言追求,由之观察"宫体诗"的文体价值。

论南朝社会思潮与宫体诗的产生

梁朝后期出现的宫体诗,与南朝以来的新变思潮、社会流行的重色风气和梁代的好文之风密不可分。受新变思潮的影响,宫体诗在题材上大胆描写女性,并以此寄托作者的审美理想和追求。社会上流行的重色风气则对宫体诗抒情模式的形成有潜在的影响,因此宫体诗表达了一定审美规范下的程式化感情。同时梁朝兴起的好文之风,与现实政治形势息息相关,有利于文学集团的形成。此外受萧梁君主审美趣味的影响,文坛上以俗为胜,使得宫体诗具有世俗化的一面。

论宫体诗派的艺术贡献

如果把宫体诗派置于中国古典诗歌发展衍变的历史长河中 ,给以历时性的扫描与意象建构的剖析 ,就会发现她的艺术贡献与历代批评家对她的蔑视之间存在着相当悬隔的落差。宫体诗派作家所创作的大量诗章并非一堆毫无价值的垃圾文件 ,它们“吟咏情性” ,传承了诗歌的永恒主题 ;变革求新 ,推进了古诗的律化进程 ;体物寓情 。

论宫体诗的审美价值

浸透着南朝宫体诗派独特审美情趣的宫体诗,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流行的必然性,为后人展示了特定历史阶段的女性美,构造了诗歌结构的形式美,强化了诗歌诉诸听觉的音乐美和诉诸视觉的色彩美。

李世民与宫体诗

部分论者认为李世民延续梁陈余风,大量制作宫体诗,是唐初诗坛宫体诗的提倡者。解析时下对宫体诗的两个具体界定,无论是以"宫体诗即艳诗"还是以宫体即新变体的界定来剖析李世民的诗美,都不能得出这一结论——李世民的诗歌是宫体诗。李世民走出了梁陈宫体,"有唐三百年风雅之盛,帝实有以启之焉"。其诗"欲崇重今朝冠冕",已经具有了唐代的诗美风格特征。

中印古代宫廷诗人的对唱——迦梨陀娑抒情诗与南朝宫体诗的跨文化比较

笈多时期的古典梵语诗人迦梨陀娑创作的抒情诗代表了梵语诗歌艺术的最高成就,他在“诗化”的男性意识叙写中表现出对女性世界的浓厚兴趣。而稍晚于这个时代的中国南朝梁代,宫廷内外也悄然兴起了一股香艳轻绮的宫体诗风。从题材、风格和艺术表现手法诸方面来看,南朝宫体诗与迦梨陀娑抒情诗都有着诸多相似之处。通过爬梳剔抉现有文献和考古资料可知,这种特殊文化现象不仅是中印宫廷诗人群体相似文学生态环境下的产物,也应该是古印度艺术,尤其是笈多佛教艺术和世俗艳情艺术对宫体诗发生直接影响的结果。

欧阳修帖子词写作及其影响

欧阳修的帖子词因保存完整,对今人研究宋代帖子词的写作时间、作者身份、应制特征、作品形态等具有重要的文本价值。其帖子词内容上融入讽谏,表现手法上化实为虚、多议论的特色,对之后帖子词的写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以微小帖子进行讽谏也使欧阳修成为忠君爱国的侍从之臣的典型,为后人所敬慕和效法。

女性:宫体与花间

宫体诗与花间词都以女性形象为其表现中心，但两者在形象塑造上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前者较后者表现为更大程度上人的“物象化”，后者较前者则体现出鲜明的世俗化与放荡化特征。通过对这两组文本的系统考察，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特定的时代诗学范型、宗教文化、艺术审美观以及文体特质对意象塑造的决定性影响。

玄言诗与宫体诗物象特征之比较

玄言诗与宫体诗中的物象是从山水到美人的演变,是从追求本质真实到执着现象真实的转换,这充分表明了东晋到南朝物象地位变迁的轨迹。玄言诗中的自然山水以象征化、简约化的形态彰显自身,宫体诗中的物象具有鲜明的感官化、唯美化的新变特征。主体的不同心态促成了二者各异的审美追求。

庾信前期赋再评价

历代学者因对"宫体"持有偏见和深受传统儒家观念的影响,形成对庾信赋贬前褒后的评价传统。这种评价传统忽略了庾信前期赋的过人之处,即在内容层面注重现实、在技巧层面注重对偶、在体制层面将诗赋交融发展到顶峰。庾信后期赋乃至后世中国文学对其前期赋多有继承、借鉴和拟作,因而需要对庾信前期赋重新认知与评价。

试论《玉台新咏》的成书

《玉台新咏》是宫体文学兴盛时期的产物,其成书也有着较为复杂的政治背景。以萧纲为中心的文学集团的形成,对宫体诗的产生和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随着萧纲的被继立,他们的诗体被冠之以"宫体"之名并遭到攻讦。编写《玉台新咏》是萧纲高明的政治策略,通过编一本收集自古以来有关女性的诗歌总集,将宫体置于文学长河中,证明其合理存在,是对自己因"宫体事件"陷于政治困境的一种解说。

浅论“宫体词”

"宫体词"是宫体诗在词体中的延续。与宫体诗一样,它在题材上于清富的环境中写女性娇柔美丽,进而引出男女之情;手法上使用第三人称、物象堆积和结尾点题;风格上以带"合法"性的香艳为主,是宫体诗在词体中的折射。

略论南北朝人王褒的诗

弥漫于齐梁诗坛的是轻浮绮靡的宫体诗风。作为这个时代的重要作家,王褒的诗歌创作却表现出与时代风潮不同步的趋势。具体而论,其乐府诗颇存汉魏余风,其余诗作则继承了永明“清新”一派。为此,一代有一代的诗风固然不错,但对每位诗人还是要以其作品作为评价的依据,“时代风格”难一概而论。

萧绎宫体诗研究

关于萧绎宫体诗研究主要观点有两种:一是认为其诗歌追求辞藻华丽、语言洗练、音节婉转流畅、感情细腻丰富,肯定他在诗歌格律化进程中的积极作用;二是认为其诗歌缺乏深刻的思想内涵,是吟风弄月、缺少审美价值的艳诗。本文汲取并扬弃今人研究成果,在对其宫体诗题材分类的基础上,从文本解读入手,分别论述了其宫体诗“流连哀思”的情感特征、“纤绮丽”的语言以及内敛中和的风格,并从主体审美观念与时代审美风尚等方面具体地分析其成因。

初唐史家批判宫体诗缘由解析

为避免重蹈前朝覆亡的道路,唐王朝统治者加强了思想统治,初唐史家对宫体诗的批判就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其批判的缘由:一是蔽于方域之见;二是"声音之道与政通"的儒家古训,认为宫体诗是淫靡之音,有害政治,进而警示君王要以勤于国政为本,不可沉溺于文章著述;三是调整文学发展方向的需要;四是转变士风的手段。探讨他们批判宫体诗的动机,对于客观、公正的评价宫体诗以及全方位的揭示文学发展过程是有益的。

论《宫体诗的自赎》

闻一多先生的《宫体诗的自赎》一文颇具个性和时代特色,对当时的学术界有重要的贡献。在研究方法上,运用了进化论的理论方法;在表述研究成果时,运用生动的比喻、形象的描述、诙谐的笔调,形成了精彩的论证和独特而灵活的风格。但囿于学术研究的时代局限性,闻先生对于宫体诗的界定、评价等方面存在不够严密之处。

新世纪宫体诗研究述评

宫体诗是南朝梁陈时期流行的一种诗歌类型,其研究历史已有近一千五百年了。相对于20世纪及以前的研究来说,新世纪宫体诗研究迈入了一个新的高速发展阶段。这期间,研究成果的数量有了巨大增长,宫体诗名家和《玉台新咏》成为关注的焦点,对诗人群体的研究也渐趋火热,在宫体诗之外又开辟出宫体文这个新领域。

南朝宫体诗表演文本的特征及其形成

《玉台新咏》收录南朝宫体诗表演文本约两百多首,主要属于杂曲歌、相和歌、清商曲等音乐类型。通常借助悲苦凄清的音乐曲调、丝竹管弦等乐器演奏、轻柔婉转的舞蹈动作,以表现曲辞中女性的相思离情,体现了宫体诗表演文本音乐、舞蹈与曲辞相统一的文体形态。这些表演文本形成于帝王、宫廷文人与妃嫔、宫廷女伎的互动之中,呈现出“表演-接受-改制-表演”的创作特征。它们一般表演于宫廷宴飨场合,在艺术功能上与民间对歌表演以及仪式场合的雅乐表演有较明显的区别。

论“宫体”在南朝各体文字的蔓延——“宫体之文”考述

"宫体"是一个集合概念,含有不少文体;或者说,除了宫体诗,南朝还有不少文体具有"宫体"意味。如赋的叙写女性,其宫体味自是有目共睹;又如连珠,就有题目上标明"艳体连珠"之类;还有表、书、启、序、铭等文体,其中叙写女性的文字,香艳绮丽,很像宫体诗的散文表述。这些文字可统称为"宫体之文"。这种"宫体"风气的形成,是人们对"文生于情"、"情生于文"的片面理解所致。这种"宫体"风气对各种文体的影响在于增加、强化其描摹功能;但是,由于文体的规定性,各种文体的"宫体之文"写法是不一样的。这些情况说明,一种风气是会从一种文体蔓延到其他文体的;或者说,一种风气的形成,是各种文体合力的结果。进而,这种"宫体"风气还会影响至音乐、美术、刺绣等艺术领域。

佛教与宫体诗关系新探

佛教对宫体诗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但对这个影响不宜估计太高。宫体诗的形成主要取决于内因。相对于社会环境而言,人性的需求是宫体诗产生的内因;相对于异质文化而言,中古诗歌自身发展的逻辑才是内因。宫体诗是南朝体物诗潮的体现,是赋体入诗的结果,它对女性所取的观照方法渊源有自。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和众多意识形态之一,对于宫体诗的形成,还只是外因。宫体诗所表现的思想倾向不是佛教精神,常被学者作为例证的宫体诗作,流露的也不是佛教意识。相反却是对现世的留恋、执著,是士族文人内心深处声色欲望的曲折流露。宫体诗以佛法化俗的说法颇牵强,缺乏依据。宫体诗人秉持的是玩赏、唯美的文学观,从中不可能引导出以佛化俗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