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董仲舒后学严颜学派考述

董仲舒是名副其实的大教育家,其再传弟子严彭祖、颜安乐形成严颜学派,传承其学说。该学派被东汉政府立在学官,成为官方的学问。严氏学派门人弟子人数众多,分出多家学派分支;颜氏学派略逊严氏学派一筹,但影响亦不容小觑。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存世极少的汉代碑刻也保存了不少严颜学派的史料,反映了董子后学严颜学派在社会中下层也有相当大的影响。

西汉董仲舒学术继承者考述

董仲舒是名副其实的教育家,大半生都在从事教育工作,其故里及周边都有相关遗迹。胡毋生与董仲舒并无师承关系,但可能二人有相同的学术渊源。董仲舒有五大弟子:兰陵褚大、广川殷忠、温吕步舒、吾丘寿王、东平赢公。龙门司马迁并非董仲舒的入室弟子。东平赢公守师法不辍,其再传弟子严彭祖、颜安乐形成严颜学派,传承董仲舒学说。

康有为“三世说”对董子《春秋》学之阐发

康有为在戊戌政变游走海外后,对公羊学里所主张之“三世”说有了新的阐释。他不从“事与文”来解经,而从董子“《春秋》无达辞,以义为尚”去发挥《春秋》大义,对《礼记》谓《春秋》之教为“属辞比事”不以为然。康有为以孔子之仁为核心,畅论三世之变,不拘泥于“事与文”之解经方式,而落实在仁治的文明进化。在西汉董仲舒、东汉何休二人不同的解经路线上,康有为无疑倾向于董仲舒。聚焦于康有为的三世新诠与董子《春秋》学之关联,厘清康有为“三世说”的特殊见解与相关争议。

思想与政治的互动--董仲舒《春秋》公羊学对汉代意识形态的建构

董仲舒通过阐发《春秋》公羊学,积极回应巩固统治、实现长治久安的政治需求和时代要求,对汉代意识形态的建构作出了突出贡献。董仲舒的建构工作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发挥尊王思想,突出君主的权威,以顺应汉初消除王国威胁、建立统一中央集权国家的需要,对不受约束所导致的极端膨胀,提出“屈君而伸天”;二,倡导“大一统”,主张政治上权力统一于王,思想上统一于儒学,同时强调统之“正”,规范君主行为;三,主张改制更化,重视开始,端正本原,在坚持常道基础上,以《春秋》为依据变易制度,适应作新王之要求,为后世立法。董仲舒《春秋》公羊学的价值理念与现实政治的需求高度吻合,也一定程度上照顾到民众的利益需求,最终为统治集团接受,成为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内容。

董仲舒与司马迁学术传承关系考述

司马迁是否师承董仲舒学界历来观点不一,系统考察二人的人生经历,发现董仲舒、司马迁确有人生交集。司马迁虽不是董仲舒早年的入室弟子,但在壮游归家后曾向致仕在家的董仲舒求教。董仲舒不仅给司马迁讲授过《春秋》,还为司马迁撰写《史记》提供过亲闻史料。司马迁在《史记·儒林列传》中保存了董仲舒的第一份传记,成为研究董仲舒不可多得的一手资料,司马迁也因此成为董仲舒研究第一人。司马迁继承了董仲舒的历史观,在《史记》中融入董仲舒的三统说和《春秋》王鲁说。

论公羊家“从道”与“从君”的思想张力——以《公羊传》“赵盾弑君”说为中心

晋国大夫赵盾并未杀害灵公,《春秋》却加弑君之罪于其身。在其昆弟赵穿将灵公杀害后,赵盾未尽其忠而讨伐弑君者。《春秋》以“加弑”之辞归罪赵盾,是要正君臣大义,明尊卑之序,谴责赵盾只晓得君臣之“文”而漠视君臣之“质”,是对“尊尊”之义的阐释。然而在《公羊传》的叙事语境中,借着经文“复见”赵盾引申出“君君、臣臣”之义,赵盾成为仁道的代表而受到车右、甲士以及百姓的保护,灵公因乱杀膳宰、嬉戏群臣则成为受贬责的对象,敬贤人、贬恶君而从道的思想跃然纸上。由此,经、传的不同价值取向则突显出“从君”与“从道”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在汉朝皇权专制不断强化的情况下,“从君”作为行道的必要条件被确定下来。迫于政治形势,公羊学家并未认可赵穿弑君的行为,而是希望借助教育与进谏两种方式来平衡君道关系,实现其“得君行道”的政治愿景。

《谷梁传》不喜“让国”的原因探析——基于原始儒家与春秋学的对比

“崇让”是《春秋》的重要义理,但在此问题上,“三传”和《论语》《孟子》《荀子》看法各有不同。《公羊传》共提到七位“让国者”并热情赞扬他们,而《谷梁传》对其中六位进行抹杀,并贬低事迹仅存的隐公。《公羊传》近乎无条件地支持“让国”“让天下”,和《论语》思路最为接近。《孟子》支持“让国”“让天下”,但附加了考察条件。《荀子》允许“让国”而反对“让天下”。《谷梁传》则一概否定。其原因应在于“让国”挑战了《谷梁传》所重视的“尊卑”制度,因而消极处理“让国”是《谷梁传》的必然选择。通过对比,《谷梁传》解经主旨远离原始儒家的结论也越来越清晰。

董仲舒公羊学的大一统王权合法性叙事

董仲舒通过对《春秋公羊传》历史叙事的创造性诠释,在“圣王一体”的价值语境下,建构起大一统王权的合法性理论体系。在对《春秋》记载的历史事件的叙述中,董仲舒一方面把这些事件与时代问题结合起来,会通天人,使儒家的伦理价值观念上升到天道的高度,指出了“由王而圣”的可能性,为大一统王权政治的合法性进行了论证;另一方面,在“圣王一体”的政治理想和价值理念影响下,董仲舒又采取“由圣而王”的路径,对孔子为“素王”而为后世制宪立法进行了深入诠释,实现了“圣”与“王”的逻辑统一。这使《春秋》成为汉代纲纪天下的法典性文本,也奠定了儒学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

《春秋繁露·灭国》的存亡思想

《春秋繁露·灭国》考察春秋亡国阐发的存亡思想,是董仲舒春秋公羊学政治学说的重要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表明‚群‛能凝聚力量、对抗风险,主张君主对内不失其群,对外要与诸侯为群。二,强调君臣推心、托付得当的重要性,并以之为治国者不可不知的存亡之端。三,推崇霸主兴灭国、继绝世的华夏互助,视之为各国存亡的重要保证。《灭国》论及的所有灭国,或因三点不居一而致灭,或因有始无终而遽亡。《灭国》蕴含之存亡思想与治理原则,不仅可为汉鉴,还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董仲舒与公孙弘的人格和事业

董仲舒、公孙弘是西汉武帝时期的两位著名儒者。董仲舒是公羊学大师,是大思想家,“为群儒首”;《天人三策》是西汉政治更化和文化建设的经典文献,直接影响了武帝政治和文化政策的制定和实行。董仲舒继承儒家的中心观念,如任德而不任刑、仁义礼智信等,且把它们置于通俗的阴阳五行的天道构架中。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平津侯,是西汉第一位封侯拜相的儒者。元光元年,公孙弘对策,天子擢弘对为第一。他秉承武帝之命,著《功令》,具体制订了汉廷置博士弟子员的措施。这表明他精通文法吏事,与陈义高远而疏阔于事的儒生不同。董仲舒提出兴太学的重要建议,公孙弘是兴太学之议的具体践行者。汉廷兴太学,为儒者打开了仕途的通路,儒家“学而优则仕”“得君行道”的理想得以实现。这一方面使专制政治受到儒家之道的影响,且增加了官僚机构中的文化因素;另一方面又把《五经》与儒者置于政治权势下,以达到控制儒者且歪曲《五经》而使之成为专制政治缘饰品之目的。他们二人是同时代人,皆习《公羊春秋》,在仕途上颇有交集,在儒学和功业上相互映衬。董仲舒是一位醇儒,方正严肃,克己复礼,且以仁义之道修身,知行合一。公孙弘的人格复杂矛盾,恢奇多闻,辩论有余,生活节俭,阳善阴恶,曲学阿世。

海昏侯墓所見《公羊傳》文句補論

海昏侯墓出土孔子衣鏡和《春秋》簡上有不少内容與《公羊傳》有關。通過文字辨析和文獻對讀,文章對目前存疑的一些文句作討論,包括“臣詑君子□必四面起矣”“立於門北”“五月壬□會□侯□子玄子明于□□□□”“師也曷附子曰”等。這些文句可以與《公羊傳》等傳世文獻互相證明。

康有为对董子之学的诠释和发展——以《春秋董氏学》为中心

康有为是近代史上阐扬董子之学用力甚巨、影响甚大的思想家。他从今文经学的立场出发,将董仲舒看作是“自孔子之后一人”,极大地提升了董仲舒在儒学道统中的地位。在儒学普遍主义的重构中,一方面,康有为发展了董仲舒的历史哲学,将“三统”和“三世”说进行现代阐释,创造了具有近代意义的历史进化主义;另一方面,他继承和阐发了董仲舒的元本论,将“元”作为其哲学体系的最高概念。康有为的创造性诠释提示我们,董子之学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可能,仍然有待于深入发掘。

《史记》与春秋公羊学

《史记》的学术渊源来自六经异传和诸子百家之学 ,其中以春秋公羊学对《史记》的影响最为深刻。“孔子作《春秋》说”是一部《史记》的理论基石 ,“纪异而说不书说”影响到司马迁的天人观 ,《史记》的政治观也主要来自于春秋公羊学的政治学说。

论何休《春秋》王鲁说

《孟子》认为孔子作《春秋》欲当王之法,于是便产生《春秋》新王说。《春秋》以鲁为主,继而又产生《春秋》王鲁说。《春秋》新王说重在说明孔子作《春秋》的目的,而《春秋》王鲁说则突出了孔子作《春秋》的具体手段。董仲舒对《春秋》王鲁的观点作了较详尽的阐述,认为《春秋》是周之后的一新正统,鲁尚黑,绌夏,亲周,故宋。何休在《公羊解诂》中对《春秋》王鲁义理作了具体的阐释:褒贬诸侯,赞颂王化;褒内贬外,尊鲁拥王;王者当自正,恩信天下等。何休阐释《春秋》王鲁义理时有的是直承经传本意加以补充和发展,有的则曲解了经传本意而随意发挥。

论龚自珍的《春秋》学

龚自珍长于诗文、政论,然其学术根柢则在《春秋》,实属晚清今文经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其著述多不存于世,今据其所见文字而论其《春秋》学,或可见其思想之大概,并重点考察了其"《春秋》决狱"的思想。由此可见,其学术不仅上承汉以来公羊学者的经世传统,而且,对于晚清今文学的转向,实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吕氏春秋》以儒补道的音乐美学思想

《吕氏春秋》的思想体系属于以道为主的杂家,"杂"中包汇有儒家思想,这种以道纳儒的汇合,造成了《吕氏春秋》在道家乐生于"道"、适性、适心、自然和比的观点上,吸收了儒家的乐以风德、移风易俗、心感成乐的思想,达到了音乐美学思想上发生论、功能论和创作论中的道与德的统一。

论公羊学在俞樾经学思想中的地位

俞樾向以朴学家驰名,而公羊学思想可以说是他治经治学的指导思想。在儒家经典中,《春秋》一经被他推崇为“圣经”;他对《春秋》经传的训释遵从公羊家的立场和门径;他还将公羊思想及其家法运用于所有儒家经传的文字校勘与训诂中。俞樾是一位以朴学驰名的公羊思想家。

何休“三世说”浅议

"三世说"是公羊学重要思想之一。董仲舒将鲁十二公按照时间远近分为所传闻世、所闻世和所见世。在董说的基础上,何休将三世发展成为社会进化的三个阶段:衰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社会由衰乱世向太平世发展的过程便是王化由鲁扩散到诸夏,再扩散至夷狄的过程。在《公羊解诂》中,何休将《春秋》众多书法纳入其三世说,如大夫卒日、大小国之别、夷夏之辨等。何休"三世说"深化了《春秋》王鲁、夷夏之辨等义理,促进了公羊学说的发展。

杜预“三体五例”说及其文论意义

杜预藉《左传》总结的"三体五例"说包括"发凡正例"、"新意变例"、"归趣非例"三体和"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五例。其中"三体"是《春秋》的书写体制,"五例"是《春秋》的书写法则,书写体制制约、规范书写法则,书写法则遵循、表现书写体制,其特定的话语言说方式和话语解读方式对中国文论的表现形态、"引经据典"之风、文论家的双重身份、儒家经典文论的形成等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德主刑辅:董仲舒的治国理政之道

董仲舒在西汉王朝统治思想从尊道向尊儒转型中起到了关键性历史作用。董仲舒的王道论包括了"改制更化"的政治改革思想,"德主刑辅"的治国理政战略,"人性三分"的人性论和"民性待教而为善"的道德教化论。董仲舒的"德主刑辅"王道论,是一种以"春秋公羊学"形态出现的"政治经学",它不仅决定着汉魏今文经学的发展方向,而且给予古文经学的政治伦理哲学以重要影响,这便是董氏政治经学的历史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