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略》之“略”再释——兼论《公羊传》之“甚恶”

《七略》一书在中国思想史与学术史上有着不朽的地位。但是《七略》一名的释义却有章太炎与姚名达二说歧出。如对二说寻根溯源,可知章说有理有据,姚说则出于误解《公羊传》及古代礼制。《七略》之“略”的意义当为边界,引申为部类。

《春秋公羊传》君臣观念探析

君臣观念是《春秋公羊传》中重要的政治思想内容,其认为君主制度之本在于君尊臣卑,君王居于政治架构之首,臣下必须保持对君王的尊崇与顺从,不可任意僭越;君臣在治国过程中要各行其是,各尽其责,方能保证国家长治久安。同时认为,君臣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牢不可破,而是需要以道义作为基础来维系。另外,《春秋公羊传》从现实出发,认为臣下可以采取变通的手段,在特殊情况下权宜行事,以达到安国家、利社稷的良好目的,体现了公羊学派特有的“任其权变”的思想特征。

论《春秋谷梁传》的产生与成书先于《春秋公羊传》

谷梁子是《春秋谷梁传》学派的创始人,也是《春秋谷梁传》的最早的作者。《春秋谷梁传》的产生先于《春秋公羊传》,荀子对《春秋谷梁传》学术特色之形成起了决定性作用,其间当对《春秋谷梁传》多有损益。《春秋谷梁传》在先秦时代即有古文文本流传,《春秋谷梁传》的成书明显先于《春秋公羊传》。

刘逢禄论《左氏》之得失与晚清今古学之争

中国古代学术有经学与道学之不同。自西汉末年以降,经学内部乃有今古之争,其争论的焦点主要体现为《公羊》与《左氏》之争。至清代晚期,此种争论愈演愈烈,直接影响到晚清学术发展的基本脉络,以及传统学术到现代学术的转型。刘逢禄作为今文经学的代表人物,其对《左氏》的研究,以及当时学者对刘逢禄的综述与批评涉及社会、政治的各个方面,影响到晚清社会思潮的转向。

论何休《春秋》王鲁说

《孟子》认为孔子作《春秋》欲当王之法,于是便产生《春秋》新王说。《春秋》以鲁为主,继而又产生《春秋》王鲁说。《春秋》新王说重在说明孔子作《春秋》的目的,而《春秋》王鲁说则突出了孔子作《春秋》的具体手段。董仲舒对《春秋》王鲁的观点作了较详尽的阐述,认为《春秋》是周之后的一新正统,鲁尚黑,绌夏,亲周,故宋。何休在《公羊解诂》中对《春秋》王鲁义理作了具体的阐释:褒贬诸侯,赞颂王化;褒内贬外,尊鲁拥王;王者当自正,恩信天下等。何休阐释《春秋》王鲁义理时有的是直承经传本意加以补充和发展,有的则曲解了经传本意而随意发挥。

董仲舒与秦汉初期体系化思想的建构

在中国哲学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往往是体系化的思想。秦王朝统一中国前夕编撰的《吕氏春秋》,以"法天地"为原则,综合道家、阴阳家等建构起了一个天道论体系。秦汉初期,儒家学派虽然遭到"焚书坑儒"的打击而退居民间,但以《春秋公羊传》为代表的经典注解之作,崇奉孔子"作新王"为万世立法,建构起了一个以儒为本兼融各家的王道论体系。董仲舒在吸收前人思想的基础上,将天道论、王道论体系合而为一,建构了一个天人合一的大一统的思想体系,在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深广的影响。

何休“三世说”浅议

"三世说"是公羊学重要思想之一。董仲舒将鲁十二公按照时间远近分为所传闻世、所闻世和所见世。在董说的基础上,何休将三世发展成为社会进化的三个阶段:衰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社会由衰乱世向太平世发展的过程便是王化由鲁扩散到诸夏,再扩散至夷狄的过程。在《公羊解诂》中,何休将《春秋》众多书法纳入其三世说,如大夫卒日、大小国之别、夷夏之辨等。何休"三世说"深化了《春秋》王鲁、夷夏之辨等义理,促进了公羊学说的发展。

何休《春秋公羊经传解诂》训释讹误两例——兼论清代学者纠改之失

何休《春秋公羊经传解诂》对《公羊传》字词的训释时有讹误,清代学者曾力加纠匡,但仍有纠而未安或正而不是者。本文以僖二年“吾马之齿亦已长矣,盖戏之也”与襄二十六年“剽之立于是未有说也”为例,辨析何休训解中的讹误所在,同时指陈孔广森、何若瑶、俞樾、陈立、王闿运、皮锡瑞相关纠改的是非得失,最后提出新的解说,以求合乎经传本义。

《春秋》《左传》经传关系析论

关于《春秋》与《左传》经传关系主要有两种对立的观点,即《左传》是否《春秋》之传。虽然《左传》解经不同于《公羊传》和《谷梁传》,但《春秋》和《左传》不是两本独立的书,《左传》也不是一本伪书,更不单纯是一本史书。参照《春秋》《公羊传》《谷梁传》,可知《左传》不仅"以义解经"、"以事解经",还"以礼解经"。

以《公》解《穀》之谬——近代经学史上一个被忽略的片段

随着晚清经学研究的发展,许多学术标签被用来形容和归类过去某些历史文本。其中一者是所谓的"今文"和"古文",当时不少经师咸以为今古文之别,是把经籍有效地划分范围,而被归入某一类范围的东西往往被视为有较相似的成分。《穀梁传》和《公羊传》明显被划归"今文"的范畴,因此它们在这一标签下也被当作具有某些相同属性的文本。一些经师在诠释《穀梁传》的文本时,往往倾向于采用《公羊传》的观点,而无视二传的差别。因为各种历史原因,以《公》解《穀》的做法不曾得到认真批判,而且持续存在。

廖平《公羊三十论》的《春秋公羊》学

廖平的《公羊》学有早晚之别,早年的学说见于《公羊三十论》,主要有孔子改制说与对何休《解诂》的批评两大内容,而对后来廖平《公羊》学影响最大的是孔子改制说。较之《公羊补正》,廖平早年的《公羊》学虽然讲孔子改制,但并没有神化孔子,其说较为平实。

大义《春秋》与微言《春秋》——康有为《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析论

《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是康有为春秋学的重要著作,其以考据的形式注解《春秋》,试图还原“未修《春秋》”的面貌,探寻孔子笔削之迹,分别探求孔子口说的大义和微言。该书将《春秋》分为鲁史原文、孔子笔削、《春秋》义、《春秋》微言四本,提出以经文为代数符号及“一字代一式”的解经方法。该书将“大义”归于《公羊传》《穀梁传》,“微言”归于董仲舒、何休,并与“三世”说相嵌套,不仅在《春秋》的研究方法上进行了开拓,更以“三世”说为核心融会公羊诸说和各家异说,通合古今中外,为春秋学思想的发展打开了一片新天地。

《谷梁传》叙事比论(转载)

通过《谷梁传》十五则叙事文字与《左传》《公羊传》同题故事逐一比较可以发现,有谷梁氏优于左氏、公羊氏者,有三家各有千秋者,有谷梁氏不如二氏者。谷梁氏多数故事不如左氏,少数互有短长。谷梁氏叙事与公羊氏相差无几。出现上述差异的原因在于,谷梁氏、公羊氏是经学家,重在解释《春秋》经义,故事只是为释义的补充而已,因而忽视叙事的完整性和生动性。左氏是史学家兼史传文学家,长于叙事,重视细节的真实性和情节的完整性,解释《春秋》经义只是偶尔为之。

董仲舒与汉代的《春秋》学

董仲舒从公羊学中继承了褒贬之法。通过对董仲舒的各种言论和行为的研究,可以看出:在汉代儒生操持了批评、论断现世世界的权力,而儒家的经典成为评断事物是非长短的依据。儒家思想为汉室的政治提供了合法性,可是也相对地把知识分子提升到与政权抗衡的地位。由此以后,汉代的知识分子脱离了役属的成分,建立了对政权进行褒贬和评判的信念和自觉性。

近二十年来《公羊传》与《谷梁传》研究综述

在《春秋》三传中,《左传》以阐述《春秋》的历史事实为主,《公羊传》与《谷梁传》则是以解释《春秋》经文为主。纵观近二十年来有关《春秋》三传的研究成果,《左传》明显盛于《公羊传》和《谷梁传》,但二传作为解释《春秋》经义的经典著作却有着不容忽视的地位和作用,同时也对封建时代的政治、思想、宗法、礼制等产生了重大影响。兹此,笔者将对近二十年来有关《公羊传》与《谷梁传》的研究成果作以总结阐述,以期学界给予二传研究以更多的关注和重视。

董仲舒对士人命运的关注及对君权的限制

董仲舒对于灾异的解释,有变即有常。所谓"常",也就是一种儒家的理想和信念。有了这种理想和信念,就能对于不完美的现实世界提出批评和指责。董仲舒则从公羊学中继承了褒贬之法。通过董仲舒的各种言论和行为的研究,可以看出在汉代,儒生操持了批评;论断现世世界的权力,而儒家的经典成为评断事物是非长短的依据。儒家为汉室的政治提供了合法性,可是也相对地把知识分子提升到与政权抗衡的地位。由此以后,汉代的知识分子脱离了役属的成分,建立了对政权进行褒贬和评判的信念和自觉。

论《春秋》经传中的南北燕

《春秋》经记载的燕国三传相同的有六次,前两次为南燕,后四次为北燕,《左传》多一次记载北燕;传文记载的燕国,《左传》有三种情况,《榖梁》全为北燕。考察和北燕相关的在周王室世代为王卿士的召氏家族,可知召氏子孙代代承袭职位不绝,是周王室有重要影响力的家族之一,其存在默认了北燕和周王室的关系。从南燕反衬出,北燕是西周分封的重要诸侯国,为周宗室国家,始封君召公功勋卓著,虽地处偏远为山戎所隔,仍为诸夏世界所认可。

从“合多为一”到“化多为一”——先秦儒家“大一统”的逻辑进程

先秦儒家"大一统"思想的核心是以"一"为代表的王道秩序,经历了从"合多为一"到"化多为一"的演变。孔子面对春秋时期王室衰微和诸侯争霸的形势,希望通过重建西周礼乐文明以匡正天下秩序,是"合多为一"。但到了战国时期,经孟子天下"定于一"和荀子"一天下"的诠释,儒家在政治秩序方面对于"一"的认知,已经由"合多为一"转变为"化多为一"。而《公羊传》的"大一统"虽然在表现形式上给人一种"合多为一"的感觉,但其实质内核却是"化多为一",强调作为"一"的王道秩序。这是在汉初郡县制逐步取代封建制的情况下,以"公羊学"为代表的儒学能够走向兴盛的重要原因。

神圣时间与社会秩序——论《春秋公羊传》的时间体例与社会秩序构建

《公羊传》对《春秋》经的阐发是一种政治理论体系构建。政治理论体系的构建本质上是建立一种社会政治秩序,在其构建过程中,时间秩序起着基础性作用。在早期中国,时间并非仅仅是物理时间,同时还是一种神圣时间。掌握了时间秩序,不仅可以宣示政权的合法性,同时也掌握了控制社会政治秩序的神圣武器。《公羊传》在解经时极度重视对时间书写的阐发,通过确立一种时间体例,将神圣时间与世俗权力时间相关联,进而以时间秩序规范社会政治秩序,由此建立一套理想的社会秩序体系。

《公羊传》的少数民族思想

《公羊传》在"大一统"的思想框架内,发展出比较成熟的少数民族思想,认识到民族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性,崇尚民族之间的平等、和平与正义,反对民族之间为追逐利益而进行的战争,认为不论少数民族是否落后,在华夏民族的影响下,都有改善文明程度、接受先进礼仪的可能。《公羊传》具有包容性、开放性的民族观。夷狄的称呼虽有歧视性,却并不限定于地域,各邦国不论属于少数民族或华夏民族,其行为是否符合礼仪、是否有益于他人成为判断华夷的动态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