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诠释与制度重建--《公羊传》“母以子贵”传文的制度渊源及其经典化意义

《公羊传》传文"母以子贵"既违背先秦礼意,同时也缺乏春秋礼例依据。它是在受到汉初"母以子贵"观念及相关现实行为的影响下被胡毋生等人写入《公羊传》之中。随着《公羊传》在汉代地位的急剧上升,以及汉代经师的礼制性诠释,"母以子贵"遂成为世所公认的《春秋》大义,不断地为庶出皇帝加极尊称号于其妾母提供经典制度的支持。这种将本不合先秦礼意的观念写入经典之中,并通过经师的合礼性阐发而为现实政治服务的经典诠释行为,既体现出公羊学诠经积极与政治互动的取向,也揭示了古代礼制变革的内在机理。

论“春秋书法”的修辞技巧——基于《公羊传》的分析

文章从修辞学角度对"春秋书法"进行解码,认为"春秋书法"是对上古社会政治伦理规范的一种修辞学阐释,体现了微婉显隐的修辞原则与丰富高超的修辞技巧:注重同义语言形式的选用;注重句子的调整,如移位、分合、省略;注重辞格的运用,如避讳、比喻、反语、借代、统称、增字、转类等。不仅具有表达准确、生动形象的一般修辞功能,更具有寄寓微旨、惩恶劝善的特殊修辞功能,体现了审美价值与社会功利价值的高度统一。

汉武帝为何重视《公羊传》

汉武帝之所以重视《公羊传》，既有总体原因，也有具体原因。从总体上看，因为在"《春秋》三位"中,《公羊传》属于政治理论性著作，而以其为主要经典的个文经学也全都注重阐发义理以通经致用，很强调为政治服务，实际也易于为帝王直接提供进行统治的理论依据，所以汉武帝便很重视今文经学，尤其重视今文经学的主要经典《公羊传》。汉武帝重视《公羊传》的具体原因有二：一是《公羊传》在解释《春秋》经义时所提出的《春秋》"大一统"思想，为汉武帝时期开始出现的全国政治的统一和皇帝专权的中央集权制提供了理论依据。二是董仲舒根据《公羊传》的《春秋》"大一统"思想所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为汉武帝时期开始出现的全国意识形态的统一和儒学的统治地位提供了理论依据。

《公羊传》的大一统思想

大一统是《公羊传》最重要的政治思想。文王之正是大一统的内核,包含三层含义,对《公羊》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也是其现实批判的根据。大一统有文王之正的理想性一面,也有尊王的现实性一面。面对春秋战国的社会现实,《公羊传》的大一统以实与文不与,实际肯定诸侯的专杀、专讨、专封,将大一统的希望寄托在齐桓公之类的人物身上,带有否定分封政治制度的历史意义。

《春秋公羊传》的思想特质及其价值

从传统政治文化构建的视角审视,《公羊传》是《春秋》三传中影响最深贡献最大者;从传统经学形态看,汉代经学也包含义理之学,《公羊传》"以义解经",是典型的义理之学的体现。《公羊传》维护统一,主张变革,面向未来,饱含政治合作精神而又深具批判精神,具有积极的价值取向。董仲舒从公羊家立场所阐扬的"春秋大一统"思想,成为汉代以及其后整个古代社会的基本政治价值,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之一。清代后期,公羊学重兴,倡导经世,主张进化,追求太平,为改革旧制、变法维新提供了思想资源。由此可见,《公羊传》在中国经学发展进程中,往往与社会变革社会发展相结合,是一部具有重要价值的经邦济世之书。

论《春秋谷梁传》的产生与成书先于《春秋公羊传》

谷梁子是《春秋谷梁传》学派的创始人,也是《春秋谷梁传》的最早的作者。《春秋谷梁传》的产生先于《春秋公羊传》,荀子对《春秋谷梁传》学术特色之形成起了决定性作用,其间当对《春秋谷梁传》多有损益。《春秋谷梁传》在先秦时代即有古文文本流传,《春秋谷梁传》的成书明显先于《春秋公羊传》。

《公羊传》“大一统”新探

"大一统"是《公羊传》、公羊学第一位的宗旨与思想,在历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现代学者虽给予特别的重视与论述,却普遍"误解"了《公羊传》"大一统"的本义与思想,把"一统"等同于"统一",把"大一统"说解释为"统一"论。这种"误解"导致对《公羊传》"大一统"思想的"主题性转换"。因此需要继续探索,以便正确把握《公羊传》"大一统"思想。

《春秋公羊传》的虚词观

汉语缺乏形态变化,虚词是表示语法关系的重要方式之一,加之经传注释过程中“实字易解,虚词难释”,所以在我国传统语法学中虚词研究历史悠久,独树一帜。《春秋公羊传》为了阐明《春秋》经的“微言大义”,对经文的虚词作了独具特色的分析,主要表现为:既按照训诂学的要求解释虚词词义,又阐明其所表示的语法意义,尤其注重分析虚词的语义和语用平面的意义。可以看出,早在《春秋公羊传》时期,在训诂学萌芽的同时,我国的学者就已经具有了初步的虚词观念。

《公羊传》的形成

《公羊传》是《春秋》齐学的经典。以《公羊》出于子夏或是曾子等说,皆非定论,《公羊传》应该出于子夏、曾子等人。《公羊传》六次出现的鲁子,非曾子之误,而是对鲁地传《春秋》齐学者的统称。将《公羊传》著于竹帛的是公羊寿与胡毋子都,但其书却是传《春秋》的齐学先师的共同成果。《公羊传》以公羊为名,其实却是《春秋》齐学,后人不知名实之异,而有关于《公羊传》传承的各种误说。

《左传》、《公羊传》逢丑父事迹异同发微

《左传》、《公羊传》是解释《春秋》的传记中较具代表性的二部,二者记事多有不同。对于齐晋鞌之战中逢丑父事迹的记载,二传即存在许多差异之处。特别是丑父在《左传》中得到郤克的赦免,而在《公羊传》中却被晋军处死,这一相反的结局,蕴含了《左传》重视臣子保卫国君的岗位职责,而《公羊传》强调道义高于生命的取义之道的差异。《左传》、《公羊传》本是经书而不是史籍,应当注意通过文字细节挖掘思想价值,不盲目调和或判定不同记载,对《左传》记事详尽、《公羊传》义理优长的特点均予以肯定。

《公羊传》解经方法初探

:《春秋》本是鲁国史官原始记录的档案汇编 ,是纯粹史书。专门解说《春秋》的《公羊传》 ,却基本上不解其所载史事 ,而是用望文生义、断章取义、节外生枝、无中生有、任意曲解等方法 ,阐释出种种所谓《春秋》之义。《公羊传》所说《春秋》之义 ,在政治理论建设方面的贡献功不可没 ,但就其解说《春秋》本文的学术意义而言 ,则几乎一无可取。

《春秋公羊传》“周狗”考

《公羊传》中"周狗"一语,何休《公羊解诂》释作"可以比周之狗",通过研究发现所谓"周狗"其实为"害狗",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何休古隶"害"字误作"周"字,害狗之"害"又是""的假借字,""为齐地方言,有"大"义。所谓"害狗"其实就是体型较大之狗即《传》文中所说的獒。

特殊的夷狄论——试析《春秋公羊传》中的华夷观

作为公羊学的奠基之作《公羊传》,其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夷夏之辨。《公羊传》中的夷夏之辨凸显了文化礼仪的标准。而且在继承了先秦儒家夷夏观的同时,也表现出一种更为开放的精神。它不但肯定以夏化夷、变夷为夏,而且还将违背礼仪的华夏之国贬为夷狄,予以斥责。《公羊传》中的对夷狄国家的接受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公羊传》疑问代词的特点

《公羊传》虽然只用了何、曷、谁、孰、恶、焉六个疑问代词,但它们在全书中总共出现了1 525次,出现率非常高。尽可能穷尽性地分类研究这些词的用法,既能见出《公羊传》的训诂体式和语体特点,又能为汉语语法史研究提供丰富的语料。

《春秋公羊传》复仇论浅议

《春秋公羊传》复仇论有三个方面的特点:一是强调了复父母之仇与尽君臣之义的联系,将臣子讨伐弑君者与"血亲复仇"相互等同。二是明显地表达了齐人的政治立场和历史观点,从而凸显《公羊传》"齐学"的本质特色。三提出臣子可以向无道的君主复仇,对比孔、孟、荀的观点,这种复仇奇论与孟子的思想颇有相通之处。

皮锡瑞对《春秋公羊传注疏》的批评——稿本《师伏堂经说·公羊传》例说

皮锡瑞的未刊稿《师伏堂经说》,是他始治经学时的笔记,其中《公羊传》题下的93条札记,有61条针对《春秋公羊传注疏》的各种缺失而发。细检皮锡瑞对何注、徐疏的批评,可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纠补其文字训释之误,二是指陈其违离传义之弊,三是揭举其前后乖异之失。清代公羊学家重义例而轻文辞,对《春秋公羊传注疏》作训诂、考释的不多,皮锡瑞本着朴学精神,指陈其瑕疵,纠补其缺失,因此十分值得今人重视。

试论《春秋公羊传》的思想倾向

本文认为《春秋公羊传》的思想倾向表现为：一是宣扬“天下一统”的思想，这一点在书中占有纲领性的地位。其出发点首先是尊王攘夷，核心是尊王；其次是华尊夷卑，区别华夷的标准是礼义文化。二是揭示《春秋》的王道文化大义，推崇王道德治精神。王道文化的内容是爱民、教民、富民以及修文德来远和尊祖祭祀等，其基本精神则是实行德治。作者尖锐地批判那些违背德治精神的昏君暴政，同时对仁君和爱民事件给予表彰。二是强调嫡庶等级制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维护宗法制度。

何休对《公羊传》书法义例的改造与发展

何休所阐发的以三科九旨为代表的条例法则,使《公羊传》的书法成为一个有意义的不断变化、进步的发展进程;他对《公羊传》书法的扩充,使《公羊》书法更为繁富、系统,并使其褒贬惩劝功能得到加强;他运用"属辞比事"这种方法探求《春秋》书法,并把书法的探求看成是一种符合逻辑的推衍,从而使书法不断条例化。

《春秋公羊传》训诂方法浅探

传统训诂学以解释词义为首任,训诂方法多种多样,《春秋公羊传》正文训诂主要采用了据境索义和因声求义两种方法。据此认为,传统训诂学在先秦已经萌芽,在《春秋公羊传》时期已经基本成熟。穷尽性地整理与研究古籍中的训诂资料对于新时期训诂学的建设必将产生积极而又深远的影响。

胡安国《春秋传》的复仇说——兼与《公羊传》比较

胡安国《春秋传》作于宋室南渡之后,其中极力宣扬《春秋》复仇大义,强调"臣子于君父有讨贼复仇之义"、"仇者无时焉可通"、"能与仇战虽败亦荣",许多三传都没有解释成复仇的史事,在胡安国的笔下都有了复仇之义。《胡传》复仇说是在《公羊传》复仇说的基础上加以发挥的,但又反对《公羊传》九世复仇及臣可向君复仇等主张。胡安国推崇《春秋》复仇之义,从现实角度讲,固是为向金复仇张目;从根本上讲,则是为维护儒家伦理做出的价值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