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恶”与法治——一个形而上学的视角

本文以形而上学的视角 ,探讨了对人性的不同判断可能与政治实践之间的关系 ,尤其是“人性恶”的理论前置与近代西方法治文明之间的关系 ,并且指出 ,我国的法治前景能否可瞻可欲 ,关键在于能否以历史为鉴 ,以先进为师 ,充分认识人性之恶 ,在制度安排 ,首先是政治架构的安排上以防恶为首要。

释“好”

自《说文解字》始 ,便将“美也”作为“好”字的本义 ,这实际是根据“好”字后起义所作的误释。根据分析甲骨文、金文“好”字的最初字形结构 ,并结合对相关的铜器铭文和文献的考证 ,“好”与“妃”字原本为一词二形 ,本来词义为男女匹配为偶 ,作为动词时为匹配义 ,作为名词时为配偶义。随着词义的发展和字形的演变 ,“好”与“妃”由二形一词演进为二形二词 ,匹配为偶之义由“妃”字独自承袭 ,致使“好”字本义湮没。

底层镜像的诗意呈现——解读贾樟柯的《三峡好人》

贾樟柯的《三峡好人》以冷静的镜头,演绎了底层叙事的原生态图景。同时,《三峡好人》并不停留在底层生存的还原层面,在冗长的底层叙事中,还不断地溢出诗意的细节。废墟上的婚姻故事带有"倾城之恋"的情调,旁逸斜出的"臃余"诗意增添了影片的趣味性和主题的丰富性,自然浑成的潜在意义结构使得影片的底层故事具有理性思辨的深度。《三峡好人》看似漫不经心,实则是苦心孤诣编排的一部经典影片。

焦点在品牌男装商品陈列中的表达

从品牌服装商品陈列中营造顾客视线焦点的作用入手,研究如何利用男装商品的颜色组合陈列、男装商品的款式重复陈列、序列陈列等营造顾客的视线焦点,以及灯光、人的视觉平衡等在品牌男装焦点陈列中的运用,用图示的方法分析品牌男装陈列各种焦点产生的不同形式和商品陈列特点,在此基础上强调品牌男装商品陈列设定焦点,更能锁定顾客对商品的视线,对需要推广的服装商品有促进销售作用。

论俄国文学中"多余人"形象的演化与内蕴

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内蕴丰富复杂,它完整地记录了19世纪20-50年代俄国社会因剧烈动荡而引发的人们精神上的痛苦与人格上的分裂。处在社会转型中的当代中国,人们的文化价值观念在不断调整;反观"多余人"形象,为的是不重蹈覆辙、不做"聪明的废物"。

孟子人格尊严论及其教育价值

人格何以尊严,如何赢得人格尊严,如何保持人格尊严,历来是中国哲人关注和探究的重大问题。孟子承前启后,以其独特的视角,以其高明睿智和理论勇气,首倡"天爵"、"良贵"思想,确信人皆有善端,都有尚善成圣的可能性,提供了人格平等的人性论依据;主张"穷不失义,达不离道",提倡超越权势利禄的独立人格;认为"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鄙夷自贱人格;确信"敬人者人恒敬之",倡导维护和赢得人格尊严;主张持"君子之守",养"浩然之气",努力养成"大丈夫"人格尊严。孟子以其自身崇高人格和留下的人格尊严的精辟论述,惠泽于后世,并为当代人格尊严教化提供了宝贵资源和现实借鉴。

清末民初华北乡村中的“好汉”群体——以山西忻州为例

清末到民国年间,华北乡村中的"好汉"群体成员主要包括"精英型"、好赖型与"无赖型",总体特征是凭借"强力"在乡村社会占有一席之地。他们或因有一定的文化休养,热心于公益事业,在乡民心目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赢得乡民的信赖;或因其身怀绝技,但从不欺压普通百姓,属于"红道""黑道"的两路人,被乡民称为"好赖人";或因其横行乡里,对民众利益构成严重的威胁,为民众所不齿。他们的行为对乡村社会产生着不同寻常的影响,"精英型"抑制"劣绅"不法行为的同时,还能最大限度地动员村民参与村政建设;"好赖型"既有维护乡民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的积极作用,也因其不良嗜好,对乡村社会的稳定产生负面影响;"无赖型"是乡村社会的破坏力量,一旦攫取了乡村权力,就成为一种典型的"横暴"权力。

试析学生公寓的管理育人作用

加强学生的思想教育对实现高校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目标是密不可分的,本文阐述了学校后勤学生公寓管理由生活管理变为育人管理的作用,进一步强调学校后勤学生公寓管理部门要做到管理育人,以形成育人的整体合力.

影视艺术视野中的三峡工程——影像三峡:自然、科技与人文

几千年来,三峡文明是自然奇观与人文蕴涵相结合的典范,是"美"与"善"相结合的典范。三峡工程的崛起,将科技之"真"融入其中,最终完成了三峡文明之真、善、美的合一,完成了"天人合一"。从此,古老的三峡文明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影视艺术以其得天独厚的媒介特征和审美属性,完整纪录下了三峡工程诞生的全过程,观照这一文明演变的历史轨迹,用艺术的方式对三峡文明之"真、善、美"进行了诗意的阐释。

祭象的意义世界

本文探讨《象祠记》一文在阳明心学体系中的地位,认为其反映了王阳明龙场悟道之后构建心学体系初期的思想,可视为后来"致良知"说问世的前奏。《象祠记》中"天下无不可化之人"的提出是对孟子"性善论"的发展,"化"是灵魂,且有"主体之化"与"客体之化"的不同疏解。其"爱屋及乌"说、"舜善用人"说、"舜善化人"说及"人性本善"说,基本存在于道德认知的层面。《象祠记》中所反映的祭象的精神实质,更重要的还在于它的意义世界的层面,通过对与宗教相关不同角度的分析,提示人的生命存在的意义,这其实也是祭象背后深藏着的真实意蕴。

钱学森论产业革命

怎样认识当前这场产业革命 ?如何认识产业革命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 ?在钱老论产业革命中有哪些理论创新 ?文章对此作了详细的论述。

试论韩愈的“天人相乖”思想

韩愈的“天人相乖”思想和“祸善福淫”的天人感应观,既与主流的“福善祸淫”的天人感应观不同,又与传统的“天人相分”唯物主义哲学思想不同,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独树一帜,并且具有独特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刘备的迷信心理与三峡三国地名传奇

三峡地区有许多"三国地名"。这些三国地名中,一部分本属旧地名,因三国人物或三国历史事件而闻名于世;另一部分直接源于三国人物的更名或取名,属于典型的三国地名,其中,以刘备更名的三国地名为最多,也最富于历史传奇色彩,而刘备乐于更改地名,又多半源于其浓烈的迷信谶语的心理。

诗性的展现——评贾樟柯电影《三峡好人》的文化解读

贾樟柯以三峡大坝建设和移民为创作背景,以寻妻和寻夫为故事线索,以独特的角度展现三峡的美丽风光,以及库区人移民搬迁的矛盾心里与复杂的感情,反映出人的多面性。总之,《三峡好人》以真诚质朴的视觉画面传递出深厚的文化关怀。

“一个最严肃的道德主义者”的自我追寻——从小说《国王的人马》谈沃伦的善恶观

通过分析罗伯特·佩恩·沃伦的小说《国王的人马》的主题,运用原型分析的方法,试图找到作者意欲表现的善恶观。分析发现,沃伦的作品中表现的善恶观,源于《圣经》对作者的浸染,带有原罪与救赎的内涵。

重庆市部分地区男性精液质量现状分析

目的:了解三峡库区重庆段男性精液质量现状及其地域分布特点,评估三峡库区重庆段男性生殖健康现状。方法:选择重庆市境内长江流经的6个区县(南岸区、沙坪坝区、忠县、万州区、云阳县、巫山)的1 976例男性,按照WHO第四版精液分析标准采取精液,现场进行精液质量分析,利用精液质量来评估男性生殖健康现状。结果:重庆市6区县的男性的精液参数(精液量、精子密度、精子总数、精子活动率、精子形态正常率)均值都在正常范围;精子活力(a+b)%正常仅见于沙坪坝区、云阳县和忠县男性,其他3个区的男性精子活力(a+b)%异常。6区县男性精液参数比较,差异具有显著性(P<0.05);各区县健康男性精液参数[酸碱度、液化时间、精液体积、精子密度、前向运动精子(a%)、活力(a+b)%、活动率]均正常的不足50%,正常率最高的是云阳县,为47%;而万州区,仅仅16%的男性上述精液参数完全正常。利用G IS软件将精液参数作空间分布图,6区县男性精液质量分布呈现地域性差异,云阳县男性精液质量最好,万州区和巫山县最差。结论:三峡库区重庆段男性精液质量水平较低,并随长江流向呈现地域性差异。

卡维地洛对正常青年男性P波间期最大值的影响

目的探讨健康男性青年服用卡维地洛后不同血药浓度下静息心电图P波间期最大值(Pmax)与用药前比较有无显著性变化,以对卡维地洛的抗心律失常作用机制提供依据。方法对20例健康男青年在服用卡维地洛20 mg前及服药后0.5、1、2、3、4、6、8、10、24 h分别测血药浓度,并做静息心电图,于12导联心电图测量P波间期最大值。结果 Pmax变化与血药浓度的变化没有明显相关性,且与用药前结果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卡维地洛对正常健康男性的Pmax可能无影响,从反面证实,它主要对有病理情况下的心脏病患者有抗心律失常作用。

孟子性善论解议

孟子“性善说”主张人性本善,先天赋之而有四德”。客观上,环境影响人性后天发展,主观因素是造成后天善恶悬殊的内在原因。需努力将四善根扩充推广而为“四德”。孟子的性善论具有科学性和正确性。

三峡危险货物过闸运输现状分析及通过量预测

从过闸危险货物分类、管理流程及运输特征等3个方面分析2015—2020年三峡危险货物过闸运输现状,在此基础上运用灰色均值GM(1,1)模型(EGM)对“十四五”期过闸危险货物通过量进行预测。结果表明,过闸危险货物绝大部分为散装运输和易燃易爆危险货物,其主要流向为上行;过闸危险货物货种数呈逐年减少趋势,2020年过闸危险货物货种数减少至32种;预计“十四五”期间散装危险货物和易燃易爆危险货物通过量仍将呈较缓增长态势,到“十四五”末其通过量分别将达1120.6万和854.4万t。危险货物过闸管理中也暴露出易燃易爆危险货物界定依据不足、船闸耐火抗爆性有待深入评估等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还须在后续工作中予以解决。

古代史家责任意识探析

中国古代史家的治史责任主要有二:一是记载历史,二是惩劝世人。史家要对海内天下、千载万世负责。古代史家的责任意识主要表现在留存历史的主动担当、撰写信史的自觉追求两个方面。其产生原因有三:一是帝王的需求与支持,二是史家对历史重要性的认知,三是传统士人忧患意识的转化。古代史家的责任意识保障了历史记载的连续性,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历史记载的真实性和历史评判的公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