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犬”“豚”辨异——兼论勾践生育奖励政策中蕴含的性别观

传世名篇《勾践灭吴》中有关生育奖励的措施影响深远,但生男生女分别奖励犬豚的做法却广受争议,颇多分歧。从语言、历史、文化多角度辨析“犬”“豚”之异,明确先秦时期犬、豚同为重要肉食来源,但越人纵狗行猎,在越国,犬的地位高于豚;犬阳豚阴的动物阴阳观念乃汉人习气,并不适用于当时的越国;勾践分别奖励是出于犬、豚的不同文化蕴含,体现的是男尊女卑思想下男女分工的不同。勾践各尽其用的性别观对当今社会亦有借鉴启示意义。

清华简《越公其事》与句践时代的经济制度

清华简《越公其事》的公布,为我们了解吴越争霸的历史提供了许多新信息。首先,其中的"五政"隐含有计户授田的信息;其次,"征"的出现,颠覆了越国不征赋税的观念,也进一步否定了"越国原始社会说"这一传统认识。再次,"五政"也显示了句践政权的市场管控措施,这对理解越国的官营手工业与官营商业也具有一定价值。句践时代的经济制度,其本质就是对农业、手工业、商业实施全面管控,这为后来句践发动平吴战争提供了有效的保障。

勾践“长颈鸟喙”别论——兼为品观电视连续剧《越王勾践》的一种参考

东周时代兴越灭吴、称霸中原的越王勾践,长期享有"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荣乐"的恶谥。然而考察历史可以发现,吴越矛盾既不可避免,勾践之兴越灭吴并"北观兵中国,以尊周室",实有益于吴越两国人民并有利于当时整个"国际局势"的良性发展,其正义性无可置疑;在文种借故不朝之后,勾践隐忍长达一年,最终才将其赐死,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绝非所谓"长颈鸟喙"劣根性的表现。史载勾践无他不道之事,代有识见卓伟之人如韩愈、苏轼、王若虚对范蠡、文种发出诛心之论,令人警醒,足可还此一公案之本来面目。

春秋晚期越王勾践迁都琅邪平议

越国迁都琅邪的历史真相,虽经古今史家学者的不断探觅,却至今仍然成谜。综观古今之论,大致有三种倾向:坚持勾践迁都琅邪实有其事;质疑并否定迁都琅邪事实的存在;持调和折中之论。三者都有一定的根据,各有其合法存在的理由,又均有偏颇之处。文章从文献、时间、地理空间、政略、战略等不同角度进行了综合分析,认为三说之中,以迁都琅邪之说漏洞最多,其可能性微乎其微;持否定论者只破不立,没有对勾践晚年具体行踪详加考论,为迁都说留下了空间;相较而言,调和折中论似乎自相矛盾,但却留下了可以探讨和继续加以拓展的空间。

也谈越王勾践的“忍辱负重”

越王勾践"忍辱负重"的形象从先秦至两汉是不断变化的。在先秦有代表性的文献中,《左传》并没有提到勾践的"忍辱负重",《国语》反映了勾践能忍辱负重,但表现不够具体。经过《史记》和《吴越春秋》的描绘,越王勾践"忍辱负重"的形象更为鲜明,也更真实可感。勾践"忍辱负重"的形象变化与上述著作的成书有关。

《国语》和《史记》中越王勾践形象比较

越王勾践的形象在《国语》和《史记》中都非常鲜明生动,两书通过叙述勾践复国灭吴的历史大事,表现了他礼贤下士、发愤图强、忍辱负重的政治家风采。而《史记》增加了勾践卧薪尝胆、滥杀功臣等在别的史书中没有的情节,使勾践的形象更加立体、丰富。

吴越文化的分野

吴与越互为近邻，语言相通，舟楫相同；但二次南下的夏文化与会稽地区鸟图腾族文化相结合，形成越文化；东下的周文化与太湖平原的鱼族文化相结合，形成吴文化。他们由于种族血统、宗教信仰、生活习俗的差异，以及对待中原文化的态度不同，吸收华夏文化的程度不同。使吴文化和越文化各具有自己的个性和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