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环境党内法规的治理逻辑

建设面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法治化是必然要求,其中环境法治不可或缺。中国式的环境法治必然要重视党内法规的特殊法治和治理功能。可从着力发挥党内法规在环境法治中的特殊作用、统筹推进环境综合治理的规范功能、推动构建人类环境命运共同体的制度文明三方面,揭示出环境党内法规所秉持环境系统观、环境效能观、环境文明观的政理法理。环境党内法规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环境党内法规所承载上述治理逻辑的规范样态,不仅包括符合《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严格形式要件的狭义党内法规,也包括引领环境法治发展的环境政策、起到监督保障等作用的党内环境规范性文件。从环境党内法规的政治功能和规范效力来讲,将以决议、决定、意见、通知等为主要载体的环境政策视为广义的环境党内法规,符合新形势下环境党内法规体系构筑的核心要义。从目前党内法规体系的构成情况看,起到监督保障作用的党内环境规范性文件成为了主力军,但其数量庞杂又单线作战的实践困境使其亟需完善以形成治理合力。因此,应进一步探讨党的环境政策和党内环境规范性文件向狭义党内法规的有机转化,使狭义的环境党内法规成为环境党内法规体系的主体部分。广义视阈下的环境党内法规,在面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中发挥着规范、治理与重塑的制度功能。环境党内法规通过将党的不成文的环境文明提炼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制度形态,从而使其获得长远的效能力和长期的执行力。环境党内法规通过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制度赋能,从而全面发挥其环境治理的政治效能、预防效能和发展效能。环境党内法规以党的领导为本质特征的政治结构为环境文明奠基、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本理念为环境文明铸魂、以党规国法共治为保障的外部制度为环境文明塑形,使其实质上具备了打造人类环境文明新形态的重塑功能。需要注意的是,完备的环境党内法规体系对上述功能的系统发挥尤为重要,因此,面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环境党内法规,还有待进一步体系化完善。

党内法规实施后评估制度的地方实践探索与思考

党内法规实施后评估是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就目前而言,如何科学有效地开展评估工作仍处于研究探索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的推动下,部分省市以立法后评估理论和制度为参考,进行了党内法规实施后评估的实践活动,开展了党内法规实施后评估制度的实践探索,涉及评估主体、评估标准、评估成果应用等方面的具体要素,相关评估实践取得了有益成果。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鲜明主题,党内法规实施后评估需要紧紧围绕服务于高质量发展这一核心要旨,在准确把握党内法规实施后评估自身特性的基础上,从充实完善评估主体结构、优化调整评估标准体系、健全完善评估结果应用机制等方面改进与完善评估制度,提高党内法规实施后评估效能。

法治规范体系视域下党内法规保留的功能定位与规范建构

党内法规保留是将法律保留相关原理引入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中形成的有关党内事务制定权配置的制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法治背景下,党内法规保留应以法治规范体系作为制度建构的基本视角。基于与法律保留的功能比较,党内法规保留具有统制、区分、整合、保障等功能。在法治规范体系视域下,当前党内法规保留制度存在明显结构缺陷。可以从重塑党内法规保留的结构理念、重新阐释《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第四条第一款的保留对象、建立相对保留制度、单列党章保留事项、对中央党内法规绝对保留事项进行内涵解读等方面进行结构重塑与完善。此外,在党内法规保留的保留标准上,应确立面向从严治党的重要事项保留标准。

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党委职能部门:机构设置与职能配置——以《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为中心的分析

党委职能部门是党的工作机关的一种重要组织类型,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发挥独特作用。基于《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等党内法规,系统分析党委职能部门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机构定位、职能作用及其运行机制。研究发现,党委职能部门负责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重大工作,机构设置上兼具职能型组织和协调型组织双重特点。党委职能部门履行所在工作领域的宏观管理职责和具体管理职责,归口领导管理本系统本领域有职责联系的党政部门、事业单位和群团组织。当前,党委职能部门在实际运行中仍存在职责配置不尽合理,履行行政管理职责的法治化、规范化、专业化水平有待提升,归口领导管理职责边界未厘清,以及所属事业单位数量过多、效能不高等问题。以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为导向,党委职能部门要合理配置宏观管理和具体管理职能,全面完整履行被赋予的行政管理职责,提升归口领导管理制度化水平,完善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机制。

构建新发展格局视域下的营商环境治理研究

营商环境治理作为中国国家治理的重要部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在经济领域的突出表现,彰显着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因此,要牢牢把握营商环境发展方向,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导、以中国式现代化为目标、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性成果和经验为基础,将营商环境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文章以中国式现代化作为营商环境治理的方向引领,以大国经济发展理论、新新贸易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支撑,剖析了构建新发展格局视域下营商环境治理的内在机制,即大国经济理论从“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出发,从人口规模多样性和市场多样性的现实角度,揭示了构建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意义;共同富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目标,与新新贸易理论中基于企业异质性、挖掘企业潜力、关注企业参与度与社会责任感、最终实现产业整体效益的逻辑相符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追求的国民经济良性循环目标,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角度,诠释了“和平发展道路”的政治经济学内涵。其次,文章基于三大理论基础,解析新发展格局视域下营商环境治理促进经济发展的多维动态逻辑,即基于大国经济发展理论的要素市场化配置逻辑、基于新新贸易理论的产业链供应链升级逻辑与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现代流通体系建设逻辑。最后,文章将营商环境治理的多维动态逻辑融入中国当前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目标取向和战略选择中,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视域下营商环境治理的市场化改革路径、创新驱动路径和“放管服”改革路径,三条作用路径相辅相成、协同发力,以制度创新为新发展格局经济体系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为什么要认真对待党内法规?--从党政关系的宪制功能视角切入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政关系是中国宪制的关键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党政关系的实践演进,体现了党对其认识的不断深化。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中,党政关系的完善与党政机构的统筹设置,彰显了党在组织形态上呈现一定科层制特征的宪制意义。其构成了党内法规体系建设的基础,推动了党内法规的形式理性化。党作为先锋队的政治定位,要求党内法规加强政治领导,强化实质性的价值判断,这有利于促进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差异并相协调格局的形成。党内法规的形式理性与实质正当相结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制的实现提供了保障。

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制度规范的历史追溯与实践路向

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标志性成果。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党不断深化对制度治党的规律性认识和实践性探索,将自我革命话语转变为有生命力的制度规范体系。回溯党推进自我革命制度规范探索的历史,大体上可分为四个历史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着眼于自我法纪规约和巡视制度、请示报告制度、监察制度的建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注重领导干部行为规约,建立健全党内监督制度,依靠制度反腐;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革新机制体制,强化制度机制建设;进入新时代,注重“关键少数”,党内外制度协同联动,权力制约机制更加健全,制度规范日臻完善。在深入推进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新征程中,须不断夯实党的自我革命制度保障,在健全监督体系上久久为功,强化对“关键少数”的政治监督,切实推进对“一把手”的有效监督,坚持常态化政治巡视,一体推进反腐败斗争。

自我革命赋能依规治党的理论逻辑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战略思想指导下,我们党注重运用党内法规制度从严管党治党,走出了主要以坚持依规治党实现“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的政党发展之路。作为党推进自我革命的长远之策、根本之策,依规治党以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为核心目标,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践主题,在时代发展进程中形塑出独特的“大党建”内容格局、“两个重大作用”功能格局、“大法治”治理格局,并且遵循“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方法论指导,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开创了目前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实践,为新时代全面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战略,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提供了充分有力的制度保障。

中国共产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制度的规范阐释

为了更好地理解高校治理和高校党建的制度逻辑,需要从形式与实质两个维度,去厘清高校基层组织工作制度的规范基础与制度要素,处理好有关高校基层组织工作的国家法律、党内法规、政策文件、自治规则等四类规范体系的协调衔接问题。中央可以党内法规的形式,合理配置高校党委、院(系)党总支、党支部等三个层级组织的主要职责,科学安排纪律检查工作、党员队伍建设、干部和人才工作、思想政治工作、对群团组织的领导等五类核心任务内容。高等教育管理部门与相应层级党委组织,还需要从其具体实施和保障体系层面,畅通其知规、守规、执规和督规的全过程,通过强有力保障体系确保该制度及其体系的良性运转。

党内法规权威性的生成逻辑、内在本质与价值功能

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是管党治党的重要依据,是党开展领导工作和执政活动的主要遵循。权威性作为党内法规重要特征,主要表现为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以党内法规为行为准则和根本遵循,普遍认同党内法规的制定宗旨,自觉服从党内法规的相关规定,坚定不移做党内法规的忠实信仰者、积极拥护者和模范践行者;同时,基于相关规定,严肃查处、严厉追责违规违纪行为,并作出公正合理的处分决定,使被追责者认可惩处结果。而权威性的形成依赖于一定的物质基础、政治形态、社会形势和文化环境,党的领导核心地位赋予党内法规以权威性,以党的性质宗旨为核心的理性力量通过形成价值认同维护党内法规的权威性,党内法规的制度优势和有力执行保障自身的权威性。从本质上来说,党内法规的权威性体现在政治上的坚决拥护、思想上的高度认同、组织上的自觉服从和行动上的贯彻执行。增强党内法规权威性,对于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强化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党内法规程序性条款文本质量提升研究——基于法规文本的统计分析

党内法规的程序性条款是确保党内各项实体性规范得以严格执行和全面落实的重要内容,是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的具体遵循。通过对党中央制定的党内法规文本进行统计分析,发现目前存在程序性条款占比较少、层级较低、执行力较差、重点领域配套程序性条款内容亟待完善、违反程序性条款的制裁制度缺失等问题,应当在现行法规基础上清理冗余条款,构建科学多层次的程序性条款体系,完善配套程序性条款的具体流程,细化权利救济性条款,增强重点领域法规实效,加大对违反程序性条款的制裁力度,全面提升程序性条款的文本质量。

论党内法规的基本原则

党内法规基本原则是指直接和集中反映党规本质内容和基本精神的党内法规活动的指导原理和准则。确立党内法规基本原则具有将党内法规的本质和基本价值制度化、指导立规实践、引领党内法规执行的重要意义。党内法规基本原则有四个方面,即全面领导原则、思想建党原则、制度治党原则、政治建设统领原则。党内法规基本原则之间是有机统一的关系,全面领导原则是党内法规基本原则的根本方面,思想建党原则、制度治党原则和政治建设统领原则是为全面领导原则服务的。思想建党原则和制度治党原则是管党治党的两种基本方式,政治建设统领原则是对党的各项建设的统领,在服务于党的全面领导原则下,统领思想建党原则和制度治党原则。

依规治党进程中加强党内法规执行监督的逻辑与路径

阐述了党内法规执行监督的学理概念,分析了监督主体、监督对象、监督内容、监督依据及监督程序等党内法规执行监督的构成要素。立足于党内法规执行监督和依规治党二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指明了党内法规执行监督的价值指向。从出台专门的制度依据、强化法治思维和监督能力的转化运用、建立健全党内法规执行监督体系及加强党内法规执行监督精神认同等方面提出了加强党内法规执行监督、推动依规治党向纵深发展的现实路径。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时代动因和现实启示

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式提出并持续推进依规治党。依规治党有深厚的理论蕴涵,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党建的思想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的“法治”“廉政”文化智慧,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指导。当前,世情、国情、党情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中国共产党要想解决好“执政党之问”就必须要持续不断推进依规治党,必须坚守依规治党的政治立场,始终确保党对依规治党的绝对领导;完善依规治党的制度体系,充分发挥党内法规制度的严密保障作用;落实依规治党的责任保障,多措并举保证法规执行和加强巡视监督。

党政联合发文“属性论”之争刍议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政联合发文作为一种既成的制度规范,其数量激增,但在实践运行中涉及备案审查、信息公开时的“归属”问题却饱受争议。为此,国内学界从其发展历程、党政关系、党规与国法、规范适用等维度剖析党政联合发文的性质属性,基本形成了“单一属性论”“双重属性论”“复合属性论”和“回避论”四种分析态势。但任何一种分析态势都难免具有局限性,亟需不断结合理论和实践对其进行反思和完善。基于此,该文将党政联合发文置于特定语境之下,明确其理论前提,结合动态的实践,探讨“属性论”可分析范式的突破。

充分发挥党内法规制度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中的保障作用

用制度保障党的各方面建设有机衔接、联动集成、协同协调,促进全面从严治党各要素的贯通联动,是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必由之路。党内法规制度在管党治党实践中以其特有的政治引领机制、激励驱动机制、网络整合机制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未来应持续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促进党内法规制度治理效能转化提升,坚定不移把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

新时代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研究述评

党的二十大首次提出了“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这一重大命题,构建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是一项具有全局性、开创性的工作,这一命题迅速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学界围绕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内涵外延、重要价值、体系框架、重大意义以及实践路径等多方面开展了探讨和研究,对于推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协同构建提供了一定理论支撑和实践启迪。然而,总体来看,学界对该问题的研究尚处于初步阶段,仍存在不足之处:对于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基本概念与理论内涵界定比较模糊,学理阐释与学术构建比较薄弱,突出问题与建构对策的研究仍然比较欠缺。今后的研究中,要进一步强化基本概念与基本范畴的科学界定、深化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构建的对策路径研究、着力提高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学理性阐释和学术化建构水平。

党内监督与问责程序的衔接机制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全面从严治党的深入推进,党内监督与问责制度得到了持续完善与发展。尽管如此,监督与问责在程序协同方面仍面临着诸多挑战,如程序分散、职责混淆等问题阻碍了监督与问责工作的精确执行和协同效率。党内监督和问责程序建设不仅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内容,也是推动党内法规执行和党的纪律严明的关键机制。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对于确保党组织的纪律性和战斗力,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推动党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在制度设计层面,二者相辅相成、互为一体,体现在制度目标、制度对象、制度内容的一致方面。在法律程序层面,党内监督程序是党内问责程序的先决条件和规范保障,党内问责程序是党内监督程序的延伸和深化。研究发现,监督与问责程序的主要问题包括信息共享不充分、角色定位模糊和程序保障不全面。针对这些问题,应建立信息共享平台、平衡监督与问责关系并完善程序保障机制等,提高制度的协同性和效能。

党内法规制度性嵌入乡村治理的原理与实践改进

党内法规是乡村治理中的一类基本规范,制度性嵌入则是党内法规作用于乡村治理实践的方式之一。党内法规以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三重一大”决策制度和党务公开制度等相关制度为媒介,具体作用于乡村治理实践中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相关工作。党内法规制度性嵌入乡村治理,在发挥党内法规的规范效力的同时,亦能推动相关制度目标的实现。为更好推进乡村治理中党内法规治理效能的转化,需要为党内法规制度性嵌入提供更为充分的动力,增强制度性嵌入的有效性,以及融入现代法治理念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下的公务员录用“政审”制度:架构补充与标准完善

“政审”是党领导下的特定主体审查被审查者政治素质、政治思想、政治历史表现等事项的活动。“政审”作为公务员录用的必备环节,已被纳入国家法律法规和党内法规之中,但其制度架构仍不完整,实体标准也需进一步明确。作为一项中国特色的制度,政审制度架构和实体标准的完善不能仅仅满足传统的、建立在“政治—行政”二分基础上的行政法治要求,还必须秉持一种考虑了政党要素在内的政治法治相互融通的思维,在“变与不变”中综合考量。依此,可将“政治素质”从众多考察事项中独立,明确政审主体,完善政审程序,适度补充救济途径,使政审的制度架构更加完整。同时,要细化政审的对象范围和事项范围,进而通过对象事项交叉的方式确定政审的实体标准。作为一项制度代表,政审为一系列有党政融合色彩的制度的完善提供了借鉴,也为法治理论的本土化指明了部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