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法共治助推社会治理的实践经验与重构路径

社会治理,要合理磨合与协调互补德治与法治的关系,提高公众的道德素质,提升治理精度。从做实社会治理的价值导向,做好社会治理的民众关切,做优社会治理的资源整合等方面重构德法共治社会治理的路径,以增强向心力,激活内驱力,提升服务力,提高社会治理效能。

中国古代“礼法合治”思想及现代启示

中国古代“礼法合治”思想的本质是在治国理政中注重礼与法、德与刑的结合。“礼法合治”思想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法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丰富的历史内涵与特质,是治国理政的重要依据,展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中国逻辑与中国特色。该文从中国古代“礼法合治”的内涵出发,阐述其发展演进过程,探讨中国古代“礼法合治”思想的主要内容,其主要是通过发挥道德教化这一精神实质的作用,将德礼与法刑相结合,既坚持德礼为主,又以法刑为辅。该文旨在进一步挖掘中国古代“礼法合治”的精神实质,为现代法治及相关研究提供有益的启示。

法治社会建设中村规民约的定位与功用

在法治社会建设中,以村规民约为核心的特定社会规范,成为国家推动社会生活规范化的制度载体。在规范属性上,村规民约是与法律相协同的特定社会规范,具有鲜明的政策指向性。其执行力依赖自身在特定地域内的社会合法性,在实施中通过基层民主方式形成社会确认。在制度功能上,村规民约具备良好的社会适应性,有助于降低正式制度的实施成本,弥补法律、政策的不足。村规民约的实施,有利于在村民自治框架下强化法治建设,统筹德治建设,赋予自治以实质性内容;有助于在具体治理场域中促进“三治”结合,推动社会治理的法治化。法治社会建设应当克服法治工具主义立场,强化对综合治理方式的法治约束,为村规民约的发展提供更具包容性的法治空间。

论新时代法德结合共治之道

法德相互结合与法德兼治、共治,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极为重视的治国理政之道。法治与德治虽然都是国家的治理方式,但它们各自具有不同的作用与功能,二者各存其局限性。只有把法律与道德各自的功能有机结合起来,以法律调整人的外在行为,以道德教化人的内心,二者相互辅助、相辅相成,才能相得益彰,做到内外兼治,从根本上治理好国家和社会。从历史和实践维度观之,法德结合共治既是中外历史经验的总结,更是中国共产党对治国理政规律的深刻把握,对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具有重大的历史与现实价值。要真正实现法德结合共治,方法与有效路径有三:第一,发挥道德教化的功能,使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相结合;第二,以法治承载道德,以法治保障道德;第三,强化领导干部在法治与德治中的关键作用。

“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中法治的定位、功能及建设路径

自治、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三治结合”是我国乡村治理的新体系,其中法治扮演着核心角色。法治不仅具备规范、赋权、控权和保权的多重功能,还对自治和德治有积极的推动和强化作用。在“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中,法治乡村建设必须加强对乡村经济、社会权益和环境保护的法治保障;通过充分发挥乡村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作用,完善村民自治的法律制度,提升村民自治主体的法治意识,实现法治和村民自治的有机融合;加强乡村立法、执法、司法以及培育守法的道德追求,能够增强乡村法治的道德底蕴,并推动乡村治理向着更加规范、公正和有序的方向发展。

社会治理共同体与平安乡村建设——基于全国11个省(自治区)村庄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平安乡村建设是持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前提与关键,而平安乡村综合治理能力提升需要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基于平安乡村治理共同体的视角,依据全国11个省(区)农户问卷调查数据,考察了社会治理共同体对平安乡村建设的影响。研究发现,总体上,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有效改善了乡村平安状况,减少了乡村纠纷和犯罪现象。其中,乡村数字技术应用发挥着调节作用,数字技术应用程度越高,社会治理共同体对乡村平安状况的影响效应越显著。机制分析表明,社会治理共同体主要通过纠纷调解机制、协同共治机制和三治融合机制,提升群防群治能力,改善平安乡村状况。进一步研究发现,社会治理共同体对不同类型村庄的平安乡村建设存在显著差异,社会治理共同体对高社会信任度村庄、宗族型村庄和东部地区村庄的平安建设影响效应更为明显。为此,需要进一步推动村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加强数字技术与共同体的有机结合;强化纠纷调解、协同治理和三治融合机制。

规则主导与制度耦合:自治、法治与德治的辩证关系分析

从村民自治到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转变,不仅仅是乡村治理体制形式上的变化,还是我国统筹推进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基层治理的新举措。理解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首选要分析和认识自治、法治、德治三者之间的关系,从整体上把握三者之间的内在逻辑。作为治理的一种方式,自治、法治、德治都需要以规则为根据,由此在乡村治理实践中形成制度耦合关系。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要求我们必须坚持村民自治的基础地位不变,同时强化法治的保障功能和道德的教化功能,建立规则主导型的乡村社会。

魏晋礼法合治与伦理共同体的形成

礼法合治作为国家治理的基本策略,在早期中国经过学理阐释和司法实践,成为建构公共秩序的基本手段。礼借助道德认同形成行为自觉,法依靠外在强制确立行为规范,两汉已经将贯穿于经典中的伦理认同作为司法实践的内在要求。魏晋建构伦理秩序时,借助礼制稳固了早期中国形成的伦理认同,将之作为衡量社会秩序的基准。魏律与泰始律已经体现出礼法共同维护伦理秩序的走向,如以礼法合治的方式维持孝道,将之从伦理观念强化为公共秩序。唐代以引经疏律的方式确认了礼法合治的实践,将经书所维护的道德伦理作为法律制定与司法实践的内在要求,以社会教化强化伦理认同,以司法实践维护伦理秩序,促成了中华民族伦理共同体的形成。

中国古代引礼入法的得与失

中国古代的成文法起自军法。其长处是公平、公开和确定不移,其短处是过于苛暴。优缺点出自一源,即战争环境的需要。儒家引礼入法的目的在于矫秦之失,但由于设置双重标准,最终必然会走上以礼代法和以礼坏法的道路,从而使中国古代始终处在有法律而无法治的人治阶段。要建设法治社会,必须以开放的心态学习世界各国的成功经验。过分夸大引礼入法的作用和意义,曲折表达了对法律等级性的肯定。人人都承认法治优于人治,但人人都不愿自觉接受法律的约束,并对司法特权充满依恋,是中国法治建设所面临的最大难题。

论现代民商合一体例下民法典对商事规范的统摄

民商合一是现代市场法律体系对私法统一的要求,在中国有着深刻的历史经济背景和法律文化传统,契合中国的国情。民商合一道路宜采民法典加独立的商法总则和商事单行法协调并存的模式。民商合一是对商法法理的统一,而不是对具体商事规范的统一。民法典编纂只能对商法宏观、抽象、共通性规则驾驭,而不能染指商法的特殊性,民法典编纂要回归人本、生态文明和民族特色,而民法典之外的商法要坚守营利、效率和国际化。民法典对商法具体统摄的方式是把各商事单行法中所有可抽象出的共通性公因式,凡是能融入民法典总则和分则的内容就放到民法典中,不能融入的内容就放到单独制定的商法总则中。

依法监管,防治结合——美国学术不端治理体系的结构与特点

随着学术生态系统发生深刻变化,学术不端现象开始凸显,构建学术不端治理体系已成为各国政府的普遍做法。美国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关注学术不端治理问题,经过三十多年建设,已经形成结构清晰、职责分明、依法监管、防治结合的学术不端治理体系。本文力图从美国战后学术系统变化的角度切入,深入剖析其学术不端现象产生的客观原因和背景以及政府为治理这一问题所进行的制度建设,并通过对其制度体系结构和特点的分析,为我国学术不端治理体系建设提供借鉴和启示。

传统中国国家治理的逻辑及其元制度

传统中国在数千年的发展中形成了有关国家治理的基本经验,也形成了自己的治理逻辑、元制度和礼法制度框架。现有史料表明,从商末周初开始,以周公为代表的一些思想家和政治家就围绕着国家治理问题进行思考,至春秋战国,思想家们逐渐形成了以治道为核心的国家治理思路。与此同时,政治家也在实践中积极摸索,至汉代中叶最终确定了礼法合治的治理制度。礼法合治是传统中国国家治理的元制度,在此基础上根据时代的变化发展出一整套有关国家治理的具体制度样态。在传统中国,礼法合治不是一套空泛的说辞,包含着丰富的法制内容。

虚实结合与协同共治:政府治理网络暴力的路径选择

在"全民发声"的新时代,日益频发的网络暴力乱象作为一种社会软风险,已经成为转型时期典型的社会问题。如何提升政府治理网络暴力的能力与效能,是当前政府面临的治理挑战与难题。世界上的发达国家主要从技术、法规、组织及社会动员四方面治理网络暴力:利用科学技术,加强监控与过滤;健全专项法律法规,依法治网;成立专门的组织机构,加强行政管制;动员社会力量,实行多元治理。近年来,我国在科学技术、法律规章、政府组织和社会动员四个层面进行了大量尝试,取得了某种程度上的进展,但也存在着一定的不足,同时,政府治理还面临着如何处理好与保障公民权利、与促进经济发展、与推进政府建设之间的关系的多难选择,政府因此处于一种"有为"与"有限"的"难为"境地。网络治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政府和各种力量长久不懈的努力,为实现网络安全有序,我国政府治理网络暴力的可行路径在于虚实结合、协同多元主体,构建"主动规管—带动共治"的综合治理体系。具体来说,政府一要增进福利与绩效,稀释社会矛盾,缓和现实愤怒;二要在网络平台积极回应,参与虚拟互动,构建政府话语权威;三要规范与适度监管网络运行,保障网民权益;四要传递道德价值,促进网民自律与责任;五要协同媒体与互联网行业,动员社会组织。

中国乡村治理制度变迁及“三治结合”机制构建

乡村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关乎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建立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如何构建和完善“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机制成为现实而又迫切的任务。全面梳理七十年来我国乡村治理制度变迁历程表明,“三治结合”是政府主导的乡村治理制度变迁的逻辑必然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但是,构建“三治结合”乡村治理机制面临着自治、法治和德治等方面的诸多问题和制约因素。因此,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夯实党建工作的政治基础,全面推进自治的主导地位、法治的保障地位和德治的基础地位建设,形成自治、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相互补充的治理机制。

论唐代道教的管理措施

唐代是道教发展的重要时期。唐政府对道教实行了有效的控制与管理 ,制定了各种各样的管理制度和措施 ,除了实行度牒制度和道籍制度外 ,还以世俗礼法来约束道教 ,体现了道俗结合、世俗礼法高于并统摄教内法规的管理特征。

论我国古代“礼法合治”对当代法治建设的启示

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法治资源,深入挖掘并正确解读古代法治思想,有利于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目标。本文试图通过对古代"礼法合治"思想的剖析,在梳理传统治国方式的过程中,探究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蕴含的借鉴意义。

浅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礼”

中国古代社会是个礼法社会。礼法是中国古代法的基本形态。其基本特征就是将礼作为国家立法、执法和司法的基本原则和指导方针,以礼率法、以礼摄法、"礼"与"法"既糅合又并存,相互补充、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用于规范社会、管理民众、治理国家。简单的介绍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礼的历史、含义、特征以及与法律的相互关系。

农村礼治秩序和法治秩序的冲突与整合

随着社会转型,现代法治秩序逐步向农村社会推进,礼治秩序逐渐弱化,但礼治传统由于其顽强的韧性和历史穿透性并没有消失,而与法治秩序在农村社会呈现出一种二元冲突、融合的矛盾状态。因而,礼治秩序与法治秩序二元整合必须承认法治秩序在农村社会的主导地位,也尊重农村社会传统秩序实际情况,以上下互动方式来实现农村社会秩序法治化。

打造我国乡村治理体系的三维审视

乡村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格局的基础与重要组成部分,决定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水平与程度,是我国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基础与根基。当前乡村治理体系构建,不是零敲碎打的碎片化构建,而是在中央顶层设计下环环相扣的构建,结合乡村的特殊性,采用自治、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不同治理形态,具有浓厚的现实性、可行性与操作性。

乡村振兴背景下“三治”合一的困境与对策——基于民间法的视角

“三治”合一是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基石,当前“三治”合一面临自治不力、规范式微、运行不畅等困境,实现民间法的现代转型,强化民间法的政治功能、规范功能、价值导向功能是有效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