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事会断裂带、内部控制与审计质量——基于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

断裂带的存在极容易使董事会形成不同的子群体,而子群体间的相互作用又会反向牵制和干扰董事会的监督能力,进而影响审计质量。以2013—2021年中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董事会断裂带对审计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首先,董事会断裂带与审计质量呈倒U形关系,断裂带异常会干扰公司董事会监督职能的正常发挥,从而影响审计质量;其次,董事会断裂带与审计质量的倒U形关系主要源于任务导向断裂带的作用,在企业成熟期更为显著;最后,内部控制能够削弱董事会断裂带对审计质量的影响,而良好的内部控制有助于缓解股东与管理层的代理成本,弥补董事会子群体间冲突带来的负面影响,在合理范围内有效地提升审计质量。

财政分权、地方政府创新偏好与区域创新能力

本文基于2007-2021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建立系统GMM模型实证分析财政分权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表明:财政分权显著促进区域创新能力,以地方政府创新偏好为中介变量,财政分权能通过促进地方政府创新偏好,进而正向影响区域创新能力。分地区考察发现,财政分权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性。在东中部地区,财政分权会显著促进区域创新能力;在西部地区,财政分权与区域创新能力的关系并不显著。

尽责式治理:党建引领乡村精细化治理的实践机制——以陕西省镇安县为例

是否尽责是善治的重要衡量标准。充分发挥党建势能要注重以治理责任为纽带,根据乡村治理责任属性和治理条件推进尽责式治理,更好地创新组织载体、整合要素资源和优化治理责任,从而推动乡村精细化治理。基于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镇安探索的研究发现,为克服条块关系不优和治理悬浮化困境,需要以融合共生的理念和方式推动治理责任落实和治理范式革新;通过强化人民至上的责任观,优化“人人有责”的治理结构,达成“人人尽责”的预期治理行为。从“大治理观”和高效能治理视野审视党建引领乡村精细化治理的实现路径,要更加重视治理责任重构和优化、治理方式更新和完善以及治理机制改进和创新,进而推动基层党领共治型的尽责式治理,提升乡村基层治理善治能力。

基于体育全球治理的我国体育统筹协调能力:内涵、问题与策略

体育统筹协调能力是体育全球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进一步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需要对体育统筹协调能力有清晰认识。在体育全球治理视域下对体育统筹协调能力的内涵进行分析,对我国体育统筹协调能力的现状进行审视。研究认为,体育统筹协调能力包含体育统筹规划能力和体育协调合作能力。我国体育统筹规划能力存在体育全球治理目标表达不清晰、体育全球治理资源配置不合理、体育全球治理目标执行能力不足等问题;体育协调合作能力存在与国际共同利益群体凝聚力不足、在国际体育组织影响力较低以及国内多元治理主体与资源协调不畅等问题。据此,提出我国体育统筹协调能力的具体提升策略:明确参与全球体育治理的目标,倡导文化多元共享理念;借助“一带一路”积累国际体育资源,优化国内资源配置;积极参与体育全球治理规则制定,完善监督机制;搭建多边平台加强沟通合作;培养和输送国际体育组织人才,增强国际影响力;设立专职体育协调部门或机制。

强镇改革绩效差异的类型学分析——基于多案例的比较研究

强镇改革实践已逾二十年,其总体效果如何,各地差异如何,有哪些类型?基于政府权能理论,可从镇级政府权力和能力两个维度构建强镇改革绩效的四种类型:耦合能效型、融合求变型、失衡变通型和失衡负能型。结合多案例比较分析发现:耦合能效型和融合求变型绩效较为明显,而失衡变通型和失衡负能型绩效亟待提升。其中,耦合能效型下,镇级政府权能作用发挥最佳,失衡负能型因超负荷运转导致镇级政府权能难以发挥甚至起负面作用。四种绩效类型表现出不同特征、效益、策略与向度,彼此之间可能出现积极或消极转化。为此,深化强镇改革,应分类处理好镇级政府权能结构关系,推进权能动态耦合,助力镇级治理效能提升和地方治理绩效优化。

新质生产力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内在逻辑、现实困境与实践路径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为政府治理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赋能政府治理能力与时俱进,以适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要求。新质生产力促进政府治理模式和治理效能发生根本变革,其内在逻辑是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五个方面全面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实践表明,新质生产力提升服务政府治理能力应当坚持系统观念、整合新型生产要素、培养新质人才。面对培育新质生产力背景下的挑战与机遇,政府需在明确提升治理能力的总体战略的同时,深入理解新质生产力赋能政府治理能力提升的重要性、内在逻辑及实施路径,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扎实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政府治理对农户宅基地扩张意愿的影响机制研究

治理农村在县域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宅基地扩张现象,对于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提高农村土地资源配置效率和实现共同富裕等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湖南省1316户农户样本数据,结合OLS模型和中介模型研究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对农户宅基地扩张意愿的影响及机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对农户宅基地扩张意愿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城镇化水平在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影响农户宅基地扩张意愿过程中发挥了完全中介作用;农户信息获取能力负向调节地方政府治理能力与农户宅基地扩张意愿之间的关系。因此,地方政府应提升治理能力、协调好农户住房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引导集中居住等,改善农户宅基地不断扩张的现象。

数字化转型、同群效应与企业风险承担

本文基于数字化浪潮下我国企业风险承担意愿不足的现实背景下,从治理能力提升效应、战略韧性增强效应以及环境不确定性对冲效应三个方面阐释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风险承担水平的作用机理,并从行业和地区两个维度论证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同群效应现象的存在性及其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外生影响。利用2011—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系统考察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作用机制方面,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对冲外部环境不确定性、提高企业治理能力以及增强企业战略韧性共同提升了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行为存在明显的行业同群和地区同群特征且是风险承担水平提升的重要原因,同群效应使得高数字化程度企业群体中存在低风险承担水平企业的比例相对较低。即高数字化与低数字化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分布呈现了明显的“左截尾”特征。

西部边疆基层干部治理能力提升机制探析

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方面。加强西部边疆建设关键看基层干部治理能力。当前学界对基层干部治理能力研究比较丰富,但在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等方面存在一定不足,研究成果付之阙如。基于此,从西部边疆基层干部治理能力现状、困境出发,提出西部边疆基层干部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守初心使命、坚持依法治理、提高执政本领、提升实践能力、激发工作积极性等对策,为提升西部边疆基层治理水平与治理效能提供可行性理论参考。

人与自然和解能力视角下新质生产力的意义、内涵与发展路径

人与自然的和解能力完整地体现人类在生产实践中获取自然资源的能力。随着气候变化问题的日益严峻和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未来生产力的发展既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也孕育着巨大的机遇。在此背景下,新质生产力理论的提出,彰显了党中央对未来生产力发展趋势的敏锐洞察与深远的战略考量,为解决唯物史观生产力理论的时代课题提供了启发性思考。解决工业文明时代以来日益加剧的生产力结构性矛盾,已成为当今生产力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新质生产力作为先进生产力质态,其“质”的核心在于与传统生产力的根本区别。它是一个能在实现改造自然的同时,确保自然系统稳定与平衡的生产力体系。这一体系由增强现实和治理现实两个核心组成部分构成,前者让我们拓展了现实世界,后者则致力于修复现实世界。我们要通过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三大领域的创新与变革,构建一个人与自然和解、人类自身和解的良性互动关系网络,使各方力量汇聚成一股强大的合力,共同推动科技沿着有利于人类福祉的方向发展,为开拓人类未来的繁荣图景贡献力量。

基于体育全球治理的中国体育国际议程设置能力:困境与对策

运用文献资料法,以中国体育国际议程设置能力为研究对象,在体育全球治理视阈下,明确体育国际议程设置能力的概念及内涵,在此基础之上,提出影响中国体育国际议程设置能力的因素,依据该因素找出提升中国体育国际议程设置能力存在的困境,最后提出提升对策。目的是通过提升体育国际议程设置能力积极参与体育全球治理,助力体育强国建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认为,中国体育国际议程设置能力的内涵包括议题框定能力、属性叙事能力、平台搭建能力、受众掌控能力;提升中国体育国际议程设置能力面临着话语制高点被西方占据,议题框定主体较为单一;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缺位,国际舆论环境不容乐观;数字媒体平台搭建遇阻,对外交往布局尚待铺开;有的放矢融通中外不足,体育全球治理人才缺失四个方面的困境;提升中国体育国际议程设置能力要增强国际议程设置意识,探寻中外共享议题共识;建构本土体育话语体系,营造有利外部舆论环境;打造多种旗舰媒体平台,拓宽体育对外交往布局;广泛调研国际社会公众,培养体育全球治理人才。

关系治理能力对联盟知识转移的影响——目标协同的中介作用与环境动态性的调节作用

企业牵头引领联盟合作创新是国家发展所需、企业立身之本。在此背景下,基于协同创新理论,利用584份CEO与CTO填写的问卷数据进行分析,揭示关系治理能力对联盟知识转移的影响,并探讨目标协同的中介作用和环境动态性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关系治理能力与联盟伙伴目标协同正向影响知识转移;联盟伙伴目标协同在关系治理能力与知识转移之间具有显著中介作用;环境动态性是重要的情境变量,能够正向调节联盟伙伴目标协同与知识转移关系。

政府数字社会创新能促进企业共享价值创造吗?——来自城市大脑的证据

共享价值创造是企业推进国家共同富裕战略实现的核心方式,会受到政府治理行为变革的影响。然而,政府数字社会创新作为政府治理行为变革新形态,其是否影响以及如何影响企业共享价值创造仍有待深入论证。基于交易成本理论,构建了政府数字社会创新和企业共享价值创造的理论联系。借助我国各地陆续引入城市大脑的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研究发现,政府数字社会创新能促进企业共享价值创造,而且以城市大脑服务广度和应用清晰度为代表的政府数字社会创新水平越高,企业共享价值创造表现越好。机制检验发现,企业管理者战略领导力视角下的管理者能力和政治关联分别正向调节和负向调节政府数字社会创新和企业共享价值创造的关系。研究发现补充了企业共享价值创造的政府治理行为变革驱动因素研究,为政府数字社会创新对企业共享价值创造的影响及边界条件议题提供了有力回应和理论解释。

ESG表现对体育企业价值的影响:企业创新能力的中介效应

采用79家A股体育上市公司2018—2022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ESG表现对体育企业价值的影响,并探究体育企业创新能力在两者间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良好的ESG表现可以显著提升体育企业价值,且体育企业创新能力在二者间起到中介作用,即良好的ESG表现在增强体育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同时对体育企业价值提升作用会更加显著。异质性检验发现,ESG表现对体育用品和体育服务两类公司的企业价值依然都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研究认为,体育企业应积极践行ESG发展理念,这有利于体育企业完成“双碳”目标,实现可持续发展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体育企业提升综合实力,实现企业价值;更有利于推动体育产业发展,形成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

基层政权治理能力建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溯源——基于《法兰西内战》的文本分析

加强基层政权治理能力建设是当前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内容,追根溯源,可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及其无产阶级政权建设思想中获得启发。《法兰西内战》是总结巴黎公社运动历史经验而创作的经典文献,凝结着马克思对无产阶级政权建设的系统思考,包括对无产阶级政权的职能分析、对政权管理社会的能力探讨,以及对政权能力建设的经验凝练。这为我国基层政权治理能力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昭示着新时代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以党建引领各治理主体凝聚共识、统一行动,以纵向的行政执行能力和横向的公共服务能力为依托统筹政权治理能力,以问题意识和时代诉求推动基层政权治理能力建设动态创新。

治理体系韧性:国家治理可持续的内在机理

韧性在文化观念场景与学术话语场景中形成了既联通又相异的丰富意蕴,就后者而言,韧性已经成为诸多学科关注的重要概念,指向特定事物应对外部风险的适应能力。以政治学视角对韧性进行理论化的加工与透视,有助于探知国家治理可持续的内在机理,深化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理解。在系统梳理与有机整合政治学视域的制度韧性研究、政党韧性研究、国家韧性研究、治理韧性研究的基础上,在政治学对国家治理议题的知识建构与核心关切中,在韧性概念的基本内核与通约理解的前提下,可以明确将国家治理体系韧性的基本意涵界定为:国家治理体系能够对各种风险挑战进行敏捷适应和有效规制,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自我成长与优化的能力。从对概念的澄清出发,一方面,基于韧性呈现的情境与韧性呈现的要素回答“韧性何以识别”,基于所有可持续国家治理体系的普遍性质明确“韧性何以定位”,基于国家治理制度体系与国家性、行动体系与政党韧性、价值体系与韧性精神的交互关系探究“韧性何以生成”,进而实现对治理体系韧性的理论化阐释;另一方面,基于经济发展困境、技术变革风险、群体关系危机、价值多元挑战、体制内部腐化、外部环境骤变与国家治理体系“冲击—应对”的互动,解析治理体系韧性的实际运作过程。

毛泽东国家治理能力观及其当代价值

在革命时期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对国家治理能力的形成与提升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中华民族传统治理思想、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思想、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是毛泽东国家治理能力观的渊源。毛泽东着重从国家治理能力的力量格局、空间铺陈、方法手段三个层面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能力观。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继承并发展毛泽东国家治理能力观。当前,应着重强化党的核心地位、优化国家治理结构、健全基层治理制度、完善基层治理组织、创新治理手段方法,完善民主治理手段。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动教师数字能力发展研究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推动全球教师数字能力发展的重要领导者,其以引领数字时代的技术教育变革,履行公平、全纳、多元的价值追求,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与响应教育的国际合作作为推动教师数字能力发展的价值理念。在各类横向与纵向组织架构的支持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形成了由教师数字基本能力、数字学习能力和数字教学能力三方面组成的教师数字能力发展框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发布研究报告和战略规划、制定全球框架和标准工具、开展技能培训和经验分享、建立门户网站和数据库与促进国际合作等实践举措推动了教师数字能力发展的知识生产、树立了教师数字能力发展的国际标准、弥补了教师数字能力发展的数字鸿沟、增进了教师数字能力发展的国际视野。

数据技术嵌入下的基层治理变革过程研究

本文旨在解析数据技术应用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作用的过程和结果,助力探索数据在基层治理实践中应用的方向和策略。在梳理技术治理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文章借助技术嵌入理论,从平台搭建、制度安排和社会互动三个维度解析技术应用引发治理变化的机理、过程和结果,认为技术的顺序逻辑嵌入到治理要素中,催生工作过程整合、数据标准化和组织专业性;而当技术嵌入组织要素时,组织要素的物质层面与认知层面和行为层面相互作用,并影响认知层面和行为层面,这一过程分结构化条件、社会互动和制度再生产三个阶段。基层政府应主动转变治理理念、重组治理结构和推进自身角色转化,建立包括制度、技术和行动者在内的治理体系,深入挖掘数据反映的社情民意以辅助决策,发挥大数据的研判功能,不断提升数据治理的能力。

组态视角下数字政府政务服务能力提升路径研究

聚焦多重条件与数字政府政务服务能力的复杂因果关系,基于TOE框架,以31个省级行政区域为样本,通过对数字技术基础、数字技术人才、财政资源能力、重视程度、组织开放性、公众需求和府际竞争七个条件的阐释和测量,运用fsQCA方法,从组态视角探究数字政府政务服务能力提升的可行路径。研究发现:任何单一条件均不构成高水平数字政府政务服务能力的必要因素,而是由“组织驱动型”、“联动型”及“压力响应型”三种类型下四条组态路径协同促进数字政府政务服务能力提升。不同区域高水平数字政府政务服务能力生成逻辑具有显著差异:发达地区呈现“均衡联动”特征,全面发展推动服务提升;欠发达地区则偏重“组织驱动”策略,或利用“压力响应”机制,通过内部革新应对数字化转型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