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GO对华“灰色区域”贸易措施的国际法规制困境与应对

2021年3月下旬,瑞士良好棉花发展协会(BCI)决定暂停对新疆良好棉花的认证,并与其部分会员企业联合抵制新疆棉花,对我国棉花产业及相关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正常竞争和贸易产生一定的限制影响。BCI因具有国际非政府组织属性,其决定构成对华“灰色区域”贸易措施,游离于国际法规则管制之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的出台恰逢其时,BCI及其决定适用于对该法规范的外国组织行为予以调整。美国等个别国家利用国际非政府组织,补充其对华制裁广度和深度的行为,应引起我国重视。有关部门可根据《反外国制裁法》相关规定,将此类组织列入反制清单,并采取相应制裁措施。我国受损企业或个人亦可依据该法及相关法律,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

监察全覆盖视域下政务处分与处分的双轨制运行

监察体制改革带来了对公职人员政务处分和处分的双轨制,需要辨清彼此关系并保障顺畅运行。政务处分与处分的双轨制运行对强化公职人员监督体系有着重要意义,应当充分发挥两者的互动关系,保持双轨制处分实践运行的协调性。政务处分与处分的并存是监察体制改革的务实之举,是监察全覆盖之下加强专责监督和主体监督的体现。政务处分与处分的双轨制运行需正视处分范围、处分顺序、处罚评价标准等问题,通过划分违法行为类型、确定处分权限、统一认定标准等方式化解运行困境,使政务处分与处分能够和谐共处。

失信惩戒举措在政务处分中的引入——兼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草案)》的不足与完善

失信惩戒举措作为惩治失信行为的有效手段,既未在我国政务处分领域实现充分推广,也未能在曾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草案)》中得到应有体现。由于我国政务处分存在处分方式单一、惩罚力度不足、预防功能缺失的固有症结,故有必要将该举措引入公职人员政务处分体系并将其法治化。通过明确失信惩戒举措规范地位、修改政务处分方式、增设操作性规定等措施,使公职人员失信惩戒的内容有效融入未来的政务处分法制体系,以实现政务处分科学化的目标。

论政务处分救济的路径选择与制度完善

监察机关的政务处分权能具有复合性,既在法定的权责内容上体现出准执法性,又因与党的政治生活高度关联而体现出涉政治性。因此,政务处分救济制度的构建应以其复合性为逻辑基点。外部救济机制存在现实的局限与障碍,并非构建政务处分救济制度的适宜选择。内部救济路径有其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的独特制度价值,在处分救济上更具合理性与可行性。现行的救济制度仍存在一定程度的不足,宜对其作适当的补充完善,增设复审、复核程序的再复核机制,听取被处分人意见机制,以及其他单位相关人员的参与机制,以期促进政务处分工作的政治效果、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实现有机融合。

政务处分法规制我国行政垄断的适用性

滥用行政权力,实施排除、限制竞争等行为属于行政垄断,它严重地影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党和国家强调要加强对行政垄断的规制并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意在从法律层面上予以根除。但该法在实践过程中,却逐渐暴露出对行政垄断责任追究的执法权限配置不科学等问题,同时,学界针对完善行政垄断规制制度的研究与建议,又大多自限在反垄断法法域中,讨论热烈却没能解决问题。有鉴于此,为突破我国行政垄断规制建设的局限,完善其不科学的配置,本文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的适用来规制我国行政垄断的主张,分析了规制法理、规制思路、规制动力,分析了政务处分法的主体、行为、责任等具体规制制度对行政垄断的适用性,指出政务处分法承接了反垄断法对行政垄断的行政规制思路,完成了纪律责任向法律责任的具体转变,整合党纪、监察、行政,形成合力,为规制行政垄断提供了有力的法律适用基础与条件,并极具现实的生命力,从而阐明政务处分法在规制我国行政垄断方面具有特定的适用性。

抵制与反制:反外国制裁法境外实体的法律适用——以“新疆棉事件”的法治破局为例

作为境外实体,瑞士良好棉花发展协会(Better Cotton Initiative,BCI)对良好棉花的认证程序与认证标准包含诸多主观因素,所谓“调查工作组”的人员构成足以证明其关于“新疆棉”的结论具有明显的政治干预色彩。BCI对“新疆棉”的抵制行为已构成歧视性限制措施,旨在补充美国对华制裁广度和深度,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对华“贸易战”。BCI属于国际非政府组织,不具备国际法主体资格,从而游离于国际法规则的管制之外。但其抵制行为已构成对《反外国制裁法》第4条和第15条的违反,从而适用于该法规范的外国行为予以调整。相关部门可依据该法及相关法律,将BCI列入反制清单、不可靠实体清单,并采取相应的法律制裁。我国受损企业或个人亦可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

公务员“二元并行处分体制”反思与重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制定时最受关注但并未解决的争议点是:“政务处分”是监察机关独享的,还是其与行政机关共享的?这指向的是我国行政监察时期形成的公务员“二元并行处分体制”。反思并提出解决方案是本文的写作目的,提出以“重处分归监察、轻处分归行政”为原则,建构中国特色的监察主导型公务员处分权分享体制,即将警告、记过和记大过等“名誉罚”赋予行政(任免)机关,将降级、撤职和开除等“身份罚”赋予监察机关。处分权的分享不仅能解决原有处分体制的诸多缺陷,更能回应国家监察体制的反腐需求。监察权的防治“中错”之功能是两机关分别享有轻重处分权的关键所在。两个处分机关必须回归“小错/轻罚归行政、中错/中罚归监察”的处分定位。

《政务处分法》上纪律处分双轨制的形成机理与衔接适用

《政务处分法》是政务处分制度的具体化,其立法目的在于规范政务处分活动,充分发挥监察专责监督与其他国家机关、单位主体监督两个积极性。为此,该法将法定的纪律处分区分为政务处分和处分两种,监察委员会对违法公职人员适用政务处分,而任免机关、单位对违法公职人员适用的纪律处分统称为处分,从而形成监察委员会与任免机关、单位的纪律处分双轨制。通过分析纪律处分双轨制的内涵,认为政务处分与处分的性质和处罚程度相同以及处分的不可替代性是纪律处分双轨制的形成机理。在此基础上,探讨政务处分与处分衔接适用的三要素并且提出修改相关法律法规有关处分的规定,使二者的衔接适用协调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