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司外部表示行为的法律逻辑

公司法以调整公司的设立、运营和解散为主要目的,其规范构造也主要采用内部生效规则,与合同法等交易法主要关注外部合同如何成立、生效有明显不同。这种公司法与合同法分野的逻辑,虽有利于区分不同部门法律规范的调整任务及分工,却忽视了交易实践的复杂性,以及公司内部治理干预特定交易之成立对于维持公司法人格的重要性。公司法依托合同工具而成立,对于公司这一拟制主体,仍需解决基于董事或经理等自然人之代理行为而成立的交易如何归属于公司的问题。公司法首先建立了代理行为的“合法原则”与“职务原则”。同时,区分常规交易与特定交易,前者仅需董事、经理或雇员等自然人的个人行为即可成立,后者尚需取得公司内部机构的审议或同意即私法上的批准行为方可成立。因此,公司交易可能是由一元性的表示行为构成,也可能是由二元性或多元性的表示行为构成。公司股东会或董事会等内部治理机构的批准行为,不仅具有形成公司内部意思的效果,还具有决定外部交易是否成立生效的表示行为的力量。合同行为造就了公司,公司也不应完全游离在合同效力之外。唯此,才能形成控制公司代理人行为的有效机制。

新安全格局下人脸识别技术应用的法律规制

新安全格局下,人脸识别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广泛应用在推动科技创新、助力社会治理的同时,也引发了算法安全风险与人脸信息风险,给我国人脸识别技术应用治理带来挑战,具体包括场景规制、法律救济与分散监管等三个方面的现实困境。对此,基于算法安全理论与数字人权理论回应治理需要,从立法体系、司法救济和监管机制三个维度比较考查欧盟、美国等地的法律规制特点,并结合域外先进立法经验,提出统筹发展和安全的人脸识别技术应用治理路径,包括构建场景化立法规制模式、完善便利化司法救济体系、健全协同化监督管理机制等。

论数字时代侦查机关收集通信信息的法律规制

我国目前虽然已初步构建起规制侦查机关收集通信信息的法律体系,但这一体系未能较好地因应数字时代的发展趋势,存在诸多不足。在数字时代,多元化样态的通信信息背后承载着不同的保护法益。立法者应当区分这些不同的保护法益,依循通信信息类型的本质特征,作出合乎比例的、有针对性的法律规制。具体而言,我国应从如下方面加强法律规制:一是由刑事诉讼法为某些新型侦查措施提供特别授权依据,以符合宪法要求;二是按照通信信息类型的不同,以比例原则为指导进行相应密度的法律规制;三是大幅度提升扣押邮件、电报措施的法律规制密度;四是对查看嫌疑人手机通信内容信息的行为进行独立授权;五是建立符合《个人信息保护法》要求的相应保护机制。

数字政府时空数据中台设计与实践

自然资源和地理信息大数据是数字政府中重要的生产要素,是全国一体化政务大数据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各部门存在数据分散和应用孤岛的问题,跨部门、跨业务的数据共享与应用存在一定困难,整体数据利用率低下。针对上述问题,围绕自然资源和地理信息大数据资源服务的需求,设计了数字政府时空数据中台,并对存储计算、数据体系和应用支撑等关键部分进行了详细说明。通过自然资源和地理信息库与人口综合库和法人综合库的整合,数字政府时空数据中台实现了人、企、地三者的有机融合,并结合具体的应用实践进行说明。

行政机关处理个人信息的法定职责研究

随着《个人信息保护法》的正式施行,我国已初步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个人信息法律保护体系。该法主要规制的是以平台、企业为代表的私主体处理个人信息的行为,虽然对行政机关处理个人信息的不当行为亦有所涵盖,但在规制路径上尚未进行明确区分,从而可能增加公民个人信息遭受侵害的风险。从行政法的视角分析,行政机关为履行法定职责而进行的个人信息处理行为本质上属于行政行为,因此在理论层面,行政机关在履行法定职责时,需将实现公共利益作为核心考量,并引入比例原则作为指导;在实践层面则需完善相关程序性规范,强化监督机制和救济途径,努力实现行政管理活动中个人信息处理与个人信息权益保护之间的动态平衡。

关于App收集个人信息实务及规范研究

在手机演变为万物互联的智能终端以及社会关系技术化的今天,科技的发展进一步丰富了个人信息收集的场景,但在方便生活、提升效率的同时又面临着较大的安全隐患。在对App个人信息收集现状及其问题分析的基础上,明确个人信息的概念及内涵以及App收集个人信息应遵守的法律原则,提出App收集个人信息治理改进及制度设计应充分考虑创新与规制的平衡、自律与共治的协调,建议独立设置个人信息监管机构,构建个人信息保护更为系统、周延的法律体系,进一步提高执法的稳定性与法律保护的可预期性,以便能够在科技发展的同时更好地保护个人信息。

个人金融数据跨境流动法律规制的国际经验及中国因应

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和金融科技对个人金融数据跨境流动法律规制提出了更高要求。数据主权理论、数据安全理论、有限理性理论构成个人金融数据跨境流动法律规制的法理基础,把握个人金融数据跨境流动国际法治理动向,分析不同司法管辖区内金融数据治理体系的特点,为完善我国个人金融数据跨境流动法律规制提供经验借鉴。从价值导向、规制主体、域外效力、国际合作等角度提出对策建议,使我国金融数据治理体系运行更加科学化、规范化。

检察机关主导型合规模式中的监督与合作

在刑事司法活动中促进犯罪嫌疑单位进行合规建设,是刑事司法机关保护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重大改革。通过对既有检察机关主导型合规实践的经验归纳,厘清检察机关、行政主管机关、犯罪嫌疑单位以及第三方主体的四方关系。在探索刑事司法活动中促进犯罪嫌疑单位合规法律模式的过程中,应当重点解决这一新型“公私合作”刑事司法模式的实践“痛点”,预防犯罪嫌疑单位利用合规脱罪免责、转移财产以及寻租腐败等。同时,也应妥善处理“公公合作”问题,完善“刑行衔接”制度,实现检察监督和行政监管的协调统一,更好地保障企业合规制度达到预期目标及成效。

“任务-组织”范式下我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机构法律地位的反思与重构

长期以来,学界对于以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与教育部教育质量评估中心为代表的外部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机构的法律地位界定,存在着“私法化”与“公法化”两种声音。其中,“私法化”的观点倾向于将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机构界定为独立的第三方机构或社会中介组织,赋予其以非营利性法人的私法地位。与此不同,“公法化”的观点则主张将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机构视为受政府行政委托的事业法人。放眼域外,大陆法系国家普遍赋予外部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机构以独立行政机构或独立行政法人的公法地位,强调此类机构的独立性、公法性与专业性。我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机构法律地位的重构,应秉持规范主义与功能主义进路相统一的立场。一方面,基于“任务决定组织”的行政组织法基本原理,赋予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机构以独立的公法身份,推动学位中心与评估中心作为教育部直属事业单位的公法人化改造。另一方面,基于规制法的理念,健全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机构的自律规范与自主治理机制,构建多元规制主体之间良性互动的规制治理网络。

公共图书馆读者个人信息保护的原则与进路--参照《个人信息保护法》

保护读者个人信息是公共图书馆提升服务质量与治理效率的基础,也是图书馆治理法治化的内在要求。而今,读者个人信息仍存泄露、滥用风险。此与信息安全意识不足、信息安全技术落后、风险防控系统缺位、内外监督机制薄弱关联甚大。为此,公共图书馆应坚持事前预防为中心、事中控制为基础、事后救济为补充的保护范式,在遵守《个人信息保护法》信息处理五项原则的前提下,致力于增强信息安全意识、推动安全技术革新、健全风险防控系统、强化内外监督机制。

表见代表及其适用——兼评《合同法》第50条

表见代表是指法人代表的行为虽然超越了法人的代表权限 ,但善意相对人基于一定外观相信其有代表法人之权而与之从事交易行为 ,该代表行为有效的制度。我国立法对这一制度的规定仅仅是开始 ,仍有许多配套规定亟待完善。

公立医院法人化治理改革实践——浙江东阳市人民医院的法人治理结构

浙江东阳市人民医院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是涉及公立医院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的一项重大改革。其法人治理结构改革的条件是捐赠资金的非营利性目的产生了对公立医院法人治理结构改革的要求,并为公益人士参与公立医院治理提供了机会。操作者对非营利性组织法人治理结构的深刻理解和精细操作,使其在非营利性组织的制度框架下,通过法人治理结构对医院的人事管理权和经营管理权进行了合理分权管理并形成了制衡机制。浙江东阳市人民医院的法人治理结构呼唤立法保障。

独立学院法人治理困境的反思——从独立学院法律规定矛盾维度分析

独立学院法人治理存在不规范化、形骸化问题的根源在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的模糊性和自相矛盾性。虽然现行法律规定独立学院为法人,但在现有的法人分类中找不到独立学院法人归属类型,以至法人治理出现越位、错位、虚位等利益无序博弈状态。面对此种境况,消解法律法规自相矛盾的规定,并找寻独立学院法人的准确定位——营利性法人或非营利性法人,进而针对不同类型的法人构建不同的治理结构,才是破解独立学院法人治理困境根本所在。

农村信用社一级法人社管理模式分析——以陕西省为例

在大量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按照我国农村信用社新一轮改革的目标,提出了陕西省农村信用社一级法人社组建成功以后的管理模式,即省联社管理模式、县一级法人社管理模式与信用社基层社管理模式,并论述了各级管理模式的关键环节与主要内容,这一设计思路可以为推进陕西农村信用社管理模式转变提供依据。

以“人肉搜索”为视角对我国个人信息权保护的反思

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网络治理提升到空前的高度。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尤其是数字技术和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运用,"人肉搜索"这一网络现象突出。其一方面发挥着舆论监督的作用,同时也使得个人信息权的保护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因此,本文从界定"人肉搜索"的法律性质入手,深入探讨与其密切相关的个人信息权受到的冲击,寻找其中存在的法律规制漏洞,并通过对比全球治理环境下个人信息权监管及保护的相关措施,最终落脚于个人信息权保护的法律治理路径。随着我国"一带一路"进程的推进,网络信息的区域性和全球性交流增多,我国迫切需要加大对个人信息权的保护力度,做到在信息时代的全球化浪潮中掌握主动权。

我国传媒治理结构的理论渊源与创新

当前的传媒治理结构是政府单边主导的事业法人治理结构和半行政化的企业行为,传媒治理结构的制度创新要在“政治”逻辑和“资本”逻辑的双重主导下进行,即在转制改革的前提下建立和完善一套基本的传媒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存发展的规则,同时把传媒视为一个市场性契约组织,达到外部治理和内部治理的有效统一。

试论我国高校办学自主权问题

从高校办学自主权概念的提出、使用及其内容入手,论述了高校办学自主权的落实要以理顺政府高教管理部门与高校之间的关系为前提,进而指出其落实的关键在于政府高教管理部门的施政方式,并对宏观管理和行政指导两种施政方式作了初步论述。

以“管办分开”理顺公立医院治理结构——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公立医院治理改革剖析

上海市公立医院管理体制改革通过政府相关部门参与"申康"董事会,形成了多部门的联合治理,实质是对公立医院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管权的重新构建。"申康"作为非营利性事业法人,体现了公共部门治理的特征,规范了公立医院所有者和经营者的职能和权限。"申康"与市级医院的分权仍是在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范围内的公立医院自主化改革,"申康"和政府部门的分权则是法人化改革的探索。"申康"的设立,为厘清管办分开和政事分开的思路提供了一个鲜活的案例。

论完善中国足球法人治理结构的关键问题——写在《中国足球改革总体方案》颁布一周年

当前,国家体育产业政策中已经有明晰的法人治理结构的观念,中国足球的改革和发展也呈现出建立法人治理结构的迫切需求。然而,我国并不完善的法人制度、传统的单位管理体制、足球领域不系统的法人治理理念,使得当下中国足球的法人治理结构面临一系列问题。因此提出:(1)我国需要的是俱乐部的法人治理结构,还是中国足协的法人治理结构,抑或整个中国足球的法人治理结构?(2)中国足球是否需要自治?谁的自治?怎样的自治?(3)中国足球协会是否需要明确法人属性?应该定位在实际事业法人,还是名义上的社团法人?(4)推动中国足球发展的4种法人(机关、事业、社团、企业法人)的关系如何处理?当下突出强调中国足协和足球理事会的社团法人资格,那么事业法人和企业法人的地位如何处理?(5)各类关系到中国足球改革发展的法人的责任、权利和义务何在?

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与股东权益保护

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存在很多缺陷 :股权结构不合理 ,董事会独立性不强 ,形同虚设 ,股东法律保护程度低 ,信息披露不规范等。改善我国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必须改善股权结构 ,完善独立董事制度 ,强制采用“累积投票制” ,建立有效地股东民事赔偿制度 ,建立中小股东维权组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