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控制、国家审计与国企避税

选取2007-2017年上市中央企业集团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内部控制对国企避税的影响作用以及国家审计监督对两者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内部控制具有抑制国企避税的治理功能,国家审计监督会显著增强内部控制对国企避税的抑制作用,说明内部控制和国家审计是深入理解国有企业税负水平及其变化的重要因素。进一步研究发现,内部控制对避税的治理效应在地区税收征管强度小、社会审计质量低和避税激进的国企中更为显著;通过分解内部控制五要素后研究发现,内部控制对避税的抑制效应集中体现在控制活动和信息与沟通两大要素上。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内部控制可以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来达到抑制企业避税的治理目的。

董事会断裂带、内部控制与审计质量——基于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

断裂带的存在极容易使董事会形成不同的子群体,而子群体间的相互作用又会反向牵制和干扰董事会的监督能力,进而影响审计质量。以2013—2021年中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董事会断裂带对审计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首先,董事会断裂带与审计质量呈倒U形关系,断裂带异常会干扰公司董事会监督职能的正常发挥,从而影响审计质量;其次,董事会断裂带与审计质量的倒U形关系主要源于任务导向断裂带的作用,在企业成熟期更为显著;最后,内部控制能够削弱董事会断裂带对审计质量的影响,而良好的内部控制有助于缓解股东与管理层的代理成本,弥补董事会子群体间冲突带来的负面影响,在合理范围内有效地提升审计质量。

事务所规模与年报会计政策“类准则”披露——基于文本分析的经验证据

通过计算上市公司年报会计政策披露的“类准则”程度,讨论会计师事务所规模是否为影响上市公司会计政策披露行为的重要因素。研究发现:(1)由规模较大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上市公司,年报会计政策披露的“类准则”程度较低,会提供更多公司会计政策的个性化信息。(2)在上市公司风险增强和会计准则重大变化的两大类场景中,事务所规模与年报会计政策披露“类准则”程度之间的关系都得到增强,说明事务所的风险压力和事务所能力是重要的机制路径。(3)由同一事务所审计的上市公司会计政策披露的“类准则”程度更一致,具有同所效应。(4)基于会计师事务所变更的检验发现,若变更后的事务所规模更大,则会计政策披露的“类准则”程度会降低;若变更后的事务所规模更小,则会计政策披露的“类准则”程度会提高。

政府审计与国有企业ESG表现

以2010—2021年我国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审计署央企审计活动,对政府审计与国有企业ESG表现的影响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政府审计对国有上市公司的ESG表现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没有发生变化。机制检验发现,政府审计可以通过提升企业ESG关注度、驱动企业绿色创新和改善公司治理水平来提升其ESG表现。同时,在污染行业企业、内部控制水平较差企业和成熟期企业中,政府审计对ESG表现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

地方财政治理能力:共生治理机制与模型测度

基于共生理论与财政治理耦合分析,在搭建三维“共生单元-共生环境-共生模式”框架基础上,构建地方财政共生治理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剖析、阐释与归纳地方财政共生治理增值的实现机制,并结合2018—2022年全国2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预决算数据与审计发现问题整改数据,采用面板熵权topsis法对样本地区财政治理能力进行测度。测度结果表明:空间层面上,各城市地方财政共生治理水平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与地区生产总值正相关的趋势,以及东部地区高、中西部地区低的非均衡空间分布特点;时间层面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地区间差异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治理主体上,人大与审计机关的治理效能与地区财政收支规模、经济发展水平等不相关。

党委审计委员会成立运行与预算执行偏离研究

2018年中央和地方党委审计委员会陆续成立和运行,旨在更好发挥审计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的重要作用。从预算执行监督角度出发,考察省级党委审计委员会成立运行前后省级预算执行结果的变化。以支出预算偏离作为预算执行结果的代理变量进行检验发现,党委审计委员会成立运行后,省级支出预算偏离显著减少;所在省份财政透明度越高,省级支出预算偏离在党委审计委员会成立运行后减少得越多。作用机制检验发现,党委审计委员会的成立运行通过强化地方政府领导对经济监督的参与程度以及提高地方审计的权威性和独立性实现了支出预算管理效率的提升,从而减少了支出预算偏离。利用各省预算执行审计报告进一步研究发现,党委审计委员会成立运行后,支出偏离越多的省份,越容易被审计出更多问题。研究结论为党委审计委员会在预算管理中的治理作用提供了经验证据,有助于深化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的理解,对审计助推国家治理现代化有一定启示作用。

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与审计延迟

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背景下,ESG信息披露在企业管理和资本市场投资决策领域掀起一股热潮,但ESG信息披露对审计师行为的影响尚不明确。基于此,以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析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与审计延迟的关系。研究发现: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能够改善年报审计延迟;良好的ESG信息表现可以通过提高企业透明度、降低财务风险而缓解审计延迟;企业内部治理(高内部控制水平、低代理成本)和外部监管(高媒体关注、高分析师关注、高政府环境监管)能够增强ESG信息披露对审计延迟的抑制作用。研究结论丰富了ESG经济后果和审计延迟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为提升企业年报信息价值、完善ESG信息体系建设、提高资本市场信息沟通效率提供了有效建议。

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环保回应与企业高质量发展

以2014—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将资源型和重污染型企业作为实验组,其他类型企业作为对照组,采用双重机器学习模型考察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常态化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能够促进资源型和重污染型企业高质量发展;机制检验结果表明,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常态化能够增强政府环境监管力度和提高企业绿色治理绩效,通过这两类环保回应行为可以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异质性分析发现,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在融资约束程度较大和受政府干预较强的企业中更为明显,且绿色投资者能够强化这种作用。

政府审计、管理层特征与国有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

以2010—2018年国有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政府审计监管下,国有企业高管政企合作特征和晋升特征与企业影子银行业务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国有非金融企业高管政企合作特征与企业影子银行业务规模显著负相关,高管晋升特征与企业影子银行业务规模显著正相关;政府审计对上述关系起到不同程度的监管和威慑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显性金融资产受缚会使影子银行业务增加。这对于防止国有企业实体经济“脱实向虚”和研究政府审计影响国企高管决策的路径提供了理论支持。未来应进一步加强党组织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国家审计机关应对存在晋升预期的高管所在国企,增加审计力度和审计资源供给;同时,国有企业方面应当合理配置金融资产,降低金融资产错配率。

审计管理体制改革与国有企业韧性——基于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的准自然实验

基于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这一准自然实验,以2007—2022年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为样本,构建多期DID模型实证检验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对国有企业韧性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以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为重要举措的审计管理体制改革显著提高了国有企业韧性。影响机制检验发现,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可以通过提高国家审计质量和国有企业劳动生产率、降低国有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等路径提升国有企业韧性。调节效应检验发现,宏观层面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创新能力以及微观层面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和资源配置效率能够显著增强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对国有企业韧性的促进效应。研究结论对于厘清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的微观治理效应、激发国有企业审计监督效能、提高国有企业韧性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环保税制改革对审计收费的溢出效应——基于环境风险治理和生产结构优化的双重视角

选取2013—2021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作为样本数据,研究环保税制改革对审计收费的影响。研究发现,环保税制改革能够显著降低审计收费,上述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机制检验表明,环保税制改革通过发挥“环境风险治理效应”和“生产结构优化效应”降低审计收费。异质性分析显示,环保税制改革对审计收费的影响随着审计供给方和需求方特征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同样随着宏观外部环境的不同而发生变化。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环保税制改革在微观层面的政策效应研究,而且有助于审计师强化对环保税制改革的风险认知,为促进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稳定业务关系、会计信息质量与审计费用

稳定的业务关系对于企业防范外部冲击具有重大意义,然而供应链上的稳定业务关系既可能带来“收益效应”也可能带来“风险效应”,企业的关系特征如何影响审计师审计成本和审计风险值得关注。研究发现,稳定的客户、供应商均能降低审计费用,机制检验发现会计信息质量在稳定业务关系对审计费用的影响中起到了中介作用,即稳定业务关系通过提升企业会计信息质量进而降低审计费用。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在客户/供应商交易占比较高、处于非耐用品行业以及物流成本较高时,稳定业务关系对审计费用的影响更显著。研究从供应链视角丰富了审计费用影响因素的研究,为企业维护稳定供应关系、发挥供应链的监督治理效应提供了经验证据。

国家审计、非效率投资与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2010—2018年审计署实施中央企业审计事件样本,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考察国家审计对制造业企业TFP的影响效应和机制以及非效率投资的作用路径。研究发现,国家审计显著促进了制造业企业TFP的提升,这种提升主要是通过缓解代理问题和抑制高管超额在职消费发挥作用的。非效率投资在国家审计对制造业企业TFP影响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即抑制非效率投资是国家审计促进企业TFP提升的重要作用路径。进一步地,二次审计正向调节了国家审计对企业TFP的影响效应。国家审计的促进作用在非效率投资程度高的企业中更为显著,且主要缓解了制造业企业投资不足问题。研究结论为微观企业借助审计监督力量更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优化审计治理机制提供了路径参考。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

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成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从内部控制视角出发,选取2011—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作为样本,通过实证检验探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升内部控制质量;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内部治理水平、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以及提升内部审计监督效率等途径来促进内部控制质量的提升;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和数字技术等数字化转型的不同维度均有助于提高内部控制质量;企业的高科技属性会加强数字化转型对内部控制质量的正向影响,而国有企业的产权性质会削弱数字化转型对内部控制质量的正向影响。建议引导企业强化数字化思维,重点推动非高科技企业数字化转型,加快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进而提高企业内部控制质量,有效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政府审计信息化如何发挥公司治理效应———基于国有企业盈余管理的视角

以2008—2020年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国有企业盈余管理的视角实证检验政府审计信息化的公司治理效应。研究结果显示,政府审计信息化显著降低了国有企业真实盈余管理,而对国有企业应计盈余管理没有显著影响。中介机制检验显示,政府审计信息化可以通过发挥治理效应和资源效应抑制国有企业真实盈余管理。异质性检验发现,政府审计信息化对国有企业真实盈余管理的抑制效应在股权集中度和数字化转型程度较高的企业中更为明显。拓展性分析发现,媒体关注能够显著增强政府审计信息化对国有企业真实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而管理层短视则会降低政府审计信息化对国有企业真实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研究结论为审计机关借助信息化建设契机全面提高对国有企业的监督能力,从而降低国有企业管理层的机会主义动机提供有益借鉴。

政府财务报告审计的主体、内容和方法

中国特色政府财务报告审计制度尚在健全完善中,一些关键问题亟待研究解决。结合中国的法律及制度环境,按照“谁来审—审什么—怎么审”的主线,探讨了政府财务报告审计主体及独立性、审计内容、审计思路及方式方法。研究认为:由于财政资金的运动过程没有变化,不应当改变国家审计机关的审计主体地位,购买社会审计要限定审计对象范围、创新审计费用支付、加强审计质量控制;有必要组建国家、省、市、县审计委员会,由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产生,各级审计机关可作为同级审计委员会的决策执行机构,不再向同级人民政府负责,业务运行独立于政府体系,时机成熟时再从政府序列撤销;暂不审计财政中长期可持续性,先审计两大核心财务报表,重点关注基础信息的完备性、抵销的充分性和调整的准确性,有无利用抵销阈值操纵盈余的行为,政府会计准则制度完备后,再审计政府财政财务管理情况及其他事项;要结合运用统计抽样、判断抽样方法,推进政府财务报告大数据审计,实现上下级财政之间、同级财政与预算单位之间的会计数据关联。

审计机关外部沟通交流与国有企业治理效率

随着审计监督步入跨领域、跨部门、跨地域时代,审计机关外部沟通交流对发挥国家审计服务国家治理的作用愈发重要。本文以2013-2019年省属及以下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手工收集地级市审计机关(以下称审计局)与市政府,省、自治区、直辖市审计机关(以下称审计厅)及异地的地级市审计机关(以下称异地审计局)的外部沟通交流互动数据,研究审计机关外部沟通交流如何影响国有企业治理效率。研究发现,审计局与审计厅、异地审计局的沟通交流显著提高了国有企业的经济增加值比率,审计深度拓展是其内在机制;审计局与市政府的沟通交流效应不明显;审计局与审计厅、异地审计局的沟通交流效应在审计独立性和政府透明度较低的地区更明显,但在审计覆盖率和审计结果转化上有差异表现。本研究拓展了国有企业治理效率研究,并为国家审计的微观治理效应及其作用机制提供证据。

政府审计能提升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吗?

国有企业承担更多社会责任,有助于推动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根据审计署对中央企业的审计情况,采用2010—2018年我国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数据,就政府审计能否提升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审计对我国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具有重要提升作用,并且在内部控制质量越高、金融化水平越低、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越高的前提下,政府审计对国有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提升作用更显著。因此,我国应积极推进政府审计工作,及时公开审计结果,优化中央和地方审计联动机制,提高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严格防止企业过度金融化的“脱实向虚”现象,大力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以有效提升国有企业社会责任表现。

善治视角下我国审计监督的功能定位与优化路径

审计监督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独立而专门的经济监督方式,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作用。善治理念为审计监督体系优化提供了一种理论分析范式,新时代审计监督工作应把握善治目标,抓牢善治理念,坚持和加强党对审计监督工作的领导,保证审计监督的政治方向;深化领导体制改革,提高审计监督的独立性与权威性;强化问责整改机制,促进审计监督制度效能转化;优化协同联动机制,增强审计监督与其他监督的合力,发挥审计监督的倍增效应。

探究内部审计在化工企业集团治理结构中的新定位

在经济新常态下,需要重新认识和定位内部审计在化工企业集团中的作用。基于此,主要分析在当今化工企业集团面临的复杂内外部形势下,内部审计在化工企业集团治理结构中的现状与挑战,探索内部审计在化工企业集团治理结构中的新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