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代的钱粮考课与地方施政实态

钱粮考课作为官员政绩考核与财政管理的结合,是维系国家财政运行的重要制度设计。明代,钱粮考课在定位上经历了两次重要调整,一是洪武中后期,随着国家赋税征收政策从开源转向守成,钱粮考课目的逐渐从追求赋税总量增长向不亏原额的“赋役完欠”转变。二是明中叶以来,因地方逋赋和财政压力,中央改变了明初抚民与钱粮并重的政绩认定原则,逐渐将钱粮完欠置于地方政绩考核的中心地位。通过户部介入、编订钱粮完解册薄和扩大参罚范围等措施,强化钱粮考课力度,形成地方省—道—府—州—县一体参罚模式。在考课标准上,形成一种既部分妥协于地方征收实际,又区分于财政分配内轻重缓急的变动标准。在明代后期专于催科的考课体制下,地方施政压力主要来自于钱粮完欠,地方官员的职责以及施政重心呈现“财政化”倾向。

晚清广东州县钱粮催征研究——以《杜凤治日记》为中心

《杜凤治日记》是晚清州县官员杜凤治宦粤及回乡闲居的日记,是研究清代地方官员生活史翔实而又珍贵的史料,日记中有着大量有关州县钱粮征收的内容,从杜凤治的日记中可看到,晚清广东各州县钱粮难征已成为普遍难题,部分州县还有严重的抗粮行为,州县官除了处理日常政务外,还常需要带领人马下乡催征钱粮,平时则派委员、“家人”等手下设立若干粮站收粮。杜凤治征收钱粮,注重依靠族绅协助,在催征过程中,州县官经常会使用诸如枷号、羁押等威胁手段以催促地方百姓完纳钱粮,对基层社会有着重要影响。

抗战时期华中局苏中区粮赋征收研究

抗战时期华中局苏中区的粮赋征收作为一项重要的经济政策,对于财政收入和战争物资保障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对历史文献的考察分析与深入研究抗战时期华中局苏中区粮赋征收的制度安排,可知征收政策大致分为加强党的领导、根据土地质量制定征收粮赋标准、征收粮赋时采取累进率、粮租田草田粮赋由业佃双方共同负担、特殊情形实行减征与免征并实行粮管制等。这些政策的实施是在扎实的乡村调查的基础上进行的,同时依据根据地的现实情况进行调整,照顾各方的利益,赢得了广大群众的支持。抗战时期华中局苏中区粮赋征收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对于当今做好民生工作仍具有深刻启示。

华北根据地的社会变动与财粮征收工作

在全面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华北根据地发生了包括阶级关系调整、基层治理转型和新旧精英更替等在内的一系列社会变动,这些社会变动对于财粮征收工作都产生了积极影响。阶级关系的调整构建了华北根据地财粮征收工作的合法性与权威性,各地民众交粮纳税的意愿大幅提升。基层治理的转型消除了传统财粮征收过程中固有的贪污中饱、负担不公和偷税漏税等积弊,降低了华北根据地财粮征收工作的中间耗损。新旧精英的更替则进一步增强了华北根据地各级政权的财粮征管能力,保证了财粮征收工作的有效性和持续性。财粮征收是一项系统工程,华北根据地财粮征收工作的锁钥在于中国共产党以“社会”推助“财经”,成功将财粮征收工作纳入社会变动的整体框架之中,不仅顺利完成了财粮征收的各项任务,而且彻底打破了清季民国财政扩张内卷化的制度桎梏。

明代四川开中法的施行与实绩

明代四川开中法始于洪武四年(1371),沿着松潘—建昌一线展开,户部根据军情缓急,权宜开中。景泰以后开中地点集中于松潘,开中盐引种类限于川盐。商人从成都收买粮米,运至边仓上纳,然后在盐司支盐,可以获得一倍以上的利润。商人按照既定盐引官价,上纳相应价值的粮米,每年开中盐粮大约2.66万石,占松潘所需军饷的三分之一左右。开中法鼓励商人输挽粮米,减轻军民转运劳苦,缓解了边粮不足的问题,但商人纳粮价值少于纳银,官府获利不多。因此,正德元年之后,四川不再开中纳粮,户部将四川盐课全部折银征收,由商人代纳灶课,灶户偿还食盐。盐课折银共计7万余两,成为明后期四川提举司办纳岁额。

试论建国以来农业剩余及其分配制度的变化

在经济落后、以传统农业为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一个政府主导型的后发国家 ,当政府不能将工业化所需要的“资本原始积累”主要寄托于外部世界时 ,农业剩余就成为工业化资金的重要源泉之一 ,因此国家参与对农业剩余的分配 ,就成为实现工业化的重要措施之一。但是 ,政府从农民那里“拿多少”和“怎样拿” ,则是有高下之分的 ,对农业甚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影响却是大不一样的。建国以来中国农业的曲折发展 ,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国家与农民的这种分配关系制约的。

清代甘肃省循化厅歇家研究

清代循化厅歇家是雍正年间平定罗卜藏丹津之后,为加强时藏边地区的控制,将原来河州厅治下以通事出身为主的番歇家,转由官办发展起来的粮赋型歇家。循化厅歇家具有就家接歇与散役的特点。他们是沟通地方政府与番民不可或缺的中介,不仅包揽番粮,还在此基础上,延伸出稽查户口、通语词讼、调查案件、调节社会纠纷、查禁贸易等职能。这表明明清时期歇家并非完全具有客店的性质,也不可能具备代表政府管理基层社会。

北宋初期四川地区的货币供应与交子诞生原因再探

学界讨论交子起源的直接原因有钱重说和钱荒说两种意见。考察交子诞生前川蜀地区经济运行和货币供应情况,可知当时小铁钱供应充足,但是便于携带的高价值货币缺位,因此钱重说和钱荒说并不矛盾且本质统一。北宋初期从四川运走白银和铜钱,同时禁止民间的绢帛交易,造成高值币缺位。之后北宋政府在考虑全国统一使用铜钱的大背景下尝试在川蜀也恢复铜钱流通,但是又不愿大额投资买铜铸钱,最终导致这一尝试归于失败;曾经筹划铸造大铁钱缓解高值币缺位问题也未获成功。民间大商人只好联合起来另谋出路,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私营交子得以诞生。此外当时益州官府创造使用粮券,调整赋税政策并借助商人进行物资管理,粮券与被视为铁钱券的交子产生于同一时期,应当引起关注。

论明太祖与农民的经济关系——以土地政策和税粮征收为议题

明太祖与农民的经济关系,主要表现在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产品分配和灾害救济三个方面。一是大力兴农：以解决民食,并在政策、体制、组织、方法上多有创新;二是征税于农：为了权力也为责任,既有经济剥削的一面,也有一些合理因素;三是减税济农：活民命保治安。减免赋税非常态化、临时性的多,常态化、固定性的少;局部的多,全国性的少;民田多,官田少。明太祖大力兴农,又征税于农,有时也减税济农,这三者看似矛盾,实则互相关联,不可分割。贯穿于其中的指导思想,是＂以农保国安民＂。他较好的处理了与农民的经济关系,为子孙承业治国奠定了基础。

太平天国江西农村政治研究

江西是太平天国前期主要经略基地,因而也成为其农村政治实践的重要场所。1853年到1858年太平天国在江西的农村政治表明,太平天国当局有意识依据定都天京后战略任务的转变而改变旧的统治方式。“照旧交粮纳税”就是这种统治方式转变的自然过渡形式。由于江西太平军将领留恋征贡方式的旧习惯,干扰了他们刷新传统地方行政的努力。同时江西太平军还遇到乡官缺乏地方行政经验的难题。太平天国在江西农村的政治实践,即使是不完善的,也仍然因其艰难的尝试和摆脱旧习惯的愿望,而具有自身的历史价值。

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农民的社会情绪

1921年实施新经济政策以后,苏俄农民总体上改变了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时期形成的对苏维埃政权的消极态度,社会情绪初步改善。然而,农民与苏维埃政权之间的关系并不稳固。20世纪20年代中期,由于税赋沉重、不合理的价格政策及对农民的不公正待遇等原因,广大农民对苏维埃政权的态度发生逆转。到新经济政策末期,农民的不满情绪再度激化,在相当程度上汇聚成一股强大的反对力量。

照丁粮朋贴、置产立会与明清徽州图甲职役的津贴

明清时期,里(图)甲是赋役派征的基本单位,繁杂的里(图)甲职役的佥报、承充和津贴主要是在里(图)内运作。由明至清,图甲职役既有继承而来者,又有因时新增者,原本体面的富户里役,逐渐变成一种门户的实际负担。清代徽州,在颇为常见的“祖遗户役”之下,是繁苛的“钱粮、里役、杂派、新例”派征,充役使费繁重。民间普遍采取照丁粮朋贴和置产立会的应对赋役方式,实属一种无奈之举,也是国家与社会博弈的实际结果,赋役实际运作体现出从制度到契约的转变。

以人为本的政策转型和制度创新——新经济政策的人权视角诠释

从人权的视角审视苏俄的新经济政策,可以得到如下新的结论:俄共和列宁以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为典型形式的“直接过渡”的理论和实践,对小农在小商品生产基础上产生的将余粮进行自由贸易的人权要求持否定态度,犯了在一定程度上脱离广大农民群众的错误。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和开放市场等措施为代表的新经济政策时期所有的政策转型和制度创新,都是以维护广大劳动人民特别是农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为价值归属的。因此,以人为本是新经济政策的人文精神实质,是新经济政策实质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内在维度。

税费改革对粮食生产的影响研究

税费改革是继家庭承包责任制之后,中国农村最重要的一项改革举措,但这项改革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如何,现有文献尚缺乏专门和深入讨论。基于2000-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和动态面板的系统GMM方法,本文实证研究了税费改革对稻谷、小麦和玉米作物播种面积和单位面积产量的影响,考察农村税费改革的政策效果。研究发现:2000-2006年实施的税费改革对粮食生产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分阶段研究表明,税费改革第一阶段的政策效果并不显著,税费改革对粮食生产的刺激作用主要体现在改革的第二阶段,且本文的研究结果对于替代性的减税指标具有稳健性;税费改革对粮食生产的推动作用在农业税全面废除的后续年份表现出较强的持续性。另外,总体来看财政支农政策、抗灾能力和化肥使用对粮食生产具有较为显著的正向影响,预期因素和产业结构因素的影响不显著。

试论隋唐义仓在救荒中的弊端

义仓作为隋唐时期救荒的重要措施之一，在救灾过程中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在实际运行的过程中也表现出了许多的弊端。义仓税的征收加重了人民的负担；由于官府督办义仓，造成了救济上的不方便；同时义仓多设于州县治所地区，使得它的救济范围过小。

分税制改革、土地财政与粮食生产

运用省际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中国1999~2012年财政分权、土地财政与粮食生产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分税制改革以来,财政分权是土地财政形成的重要诱因,财政分权对土地财政规模膨胀具有显著正面的激励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土地财政对中国粮食生产具有正向作用,但存在明显的地区效应差异;从粮食主销区来看,土地财政与粮食生产之间表现出明显的负相关关系,而在粮食主产区却表现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土地税收政策的调整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的财政状况不断恶化,通货膨胀日趋严重。为了稳定粮价,满足军队和公职人员的基本生活需要,国民政府于1941年对土地税收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实行田赋征实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对国统区的社会稳定起到了一定作用。

关于金圣叹与“哭庙案”的两点辨正

"哭庙案"为清初江南三大案之一,包括金圣叹在内的十八名秀才惨遭杀害,震惊古今,成为清初文史研究尤其是金圣叹评价中的焦点性问题。然而,以往的叙说大都"事""案"不分、次篇不详,带来诸多认识和评价上的问题。实际上有两次"哭庙",其缘由、主题、诉求和方式不尽相同;由"哭庙"而引发的"案"有三个主要阶段,可依次称之为"哭庙案""倡乱案""抗粮案"。金圣叹在"后哭庙"中起到发起、号召、组织、宣传等作用,堪称领袖。随着金圣叹与"哭庙案"史实的逐渐明朗,以往的相关误解和错判也有必要进行反思和矫正。

试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救国公粮制度

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政府为适应敌后游击战争的特殊需要,创设了一整套不同于传统完粮纳税形式的救国公粮制度,它包括统一累进的征收原则、藏粮于民的储存办法、凭票领粮的支取方式。救国公粮制度的制定与实施,不仅改善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状况,保证了晋察冀抗日部队和政府机关的粮食供给,而且还为其他敌后根据地解决粮食问题树立了典范,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坚持持久抗战的重要的物质保障。

晚清广东州县催征钱粮探微——以《望凫行馆宦粤日记》的记载为中心

同治、光绪年间在广东任州县官的杜凤治,留下一部350余万字的日记,其中有大量有关州县征收钱粮的内容,研究清代赋税的学者很少有人注意到这部日记。从杜凤治的日记可知,晚清广东各州县普遍钱粮难征,州县官经常要带领大队人马下乡催征钱粮,平时则派官亲、委员、幕客、“家人”等设立若干粮站收粮,罗定州还存在殷丁参与征粮的制度。杜凤治在任职的所有州县,无不依靠族绅、局绅的协助催征钱粮。在催征过程中,州县官经常要使用包括枷号、杖责、羁押、封祠堂、烧屋等威胁和强迫手段。在杜凤治的日记中基本没有写花户“自封投柜”的事,也看不到图甲制在州县征粮过程中的作用,令人感到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