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代的钱粮考课与地方施政实态

钱粮考课作为官员政绩考核与财政管理的结合,是维系国家财政运行的重要制度设计。明代,钱粮考课在定位上经历了两次重要调整,一是洪武中后期,随着国家赋税征收政策从开源转向守成,钱粮考课目的逐渐从追求赋税总量增长向不亏原额的“赋役完欠”转变。二是明中叶以来,因地方逋赋和财政压力,中央改变了明初抚民与钱粮并重的政绩认定原则,逐渐将钱粮完欠置于地方政绩考核的中心地位。通过户部介入、编订钱粮完解册薄和扩大参罚范围等措施,强化钱粮考课力度,形成地方省—道—府—州—县一体参罚模式。在考课标准上,形成一种既部分妥协于地方征收实际,又区分于财政分配内轻重缓急的变动标准。在明代后期专于催科的考课体制下,地方施政压力主要来自于钱粮完欠,地方官员的职责以及施政重心呈现“财政化”倾向。

华北根据地的社会变动与财粮征收工作

在全面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华北根据地发生了包括阶级关系调整、基层治理转型和新旧精英更替等在内的一系列社会变动,这些社会变动对于财粮征收工作都产生了积极影响。阶级关系的调整构建了华北根据地财粮征收工作的合法性与权威性,各地民众交粮纳税的意愿大幅提升。基层治理的转型消除了传统财粮征收过程中固有的贪污中饱、负担不公和偷税漏税等积弊,降低了华北根据地财粮征收工作的中间耗损。新旧精英的更替则进一步增强了华北根据地各级政权的财粮征管能力,保证了财粮征收工作的有效性和持续性。财粮征收是一项系统工程,华北根据地财粮征收工作的锁钥在于中国共产党以“社会”推助“财经”,成功将财粮征收工作纳入社会变动的整体框架之中,不仅顺利完成了财粮征收的各项任务,而且彻底打破了清季民国财政扩张内卷化的制度桎梏。

明代漕粮收兑中的征银买粮

明永乐迁都北京后,运用国家行政组织能力替代市场机制,从粮产相对丰裕地区漕运税粮,以保障京师粮食供给。地方漕粮征收一般需参考粮产多寡、水路交通等因素,但实际上存在水路交通不便或因改种经济作物而不产粮的州县承担漕粮的现象,这些州县因应市场的逐渐成长,采用征银买粮方式完成漕粮交兑。具体做法上,各州县有直接征银买粮交兑者,也有以物易银,再以银易粮交纳者。征银或易银买粮交兑主要由粮长、大户等基层管粮人员直接负责,歇家、牙行等中介力量也参与其中。尽管征银或易银买粮交兑也存在各种陋规,而且大多数州县未能演变为类似一条鞭法的国家层面的永折或至少是省级的统筹折银,但总体上降低了运输成本,因应了市场经济的成长,说明中国帝制晚期王朝行政干预色彩最为浓厚的漕运也在一定程度上容纳了市场机制。

中国粮食政策解析:机制、问题及对策

作为人口大国,中国长期保持粮食供需基本平衡可谓是一个举世瞩目的成就。除农业科学技术进步的因素以外,中国粮食政策的正确制定和实施也极为关键。文章讨论了中国重要粮食政策的影响机制、存在问题以及对策建议。从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全面取消农业税和粮食直接补贴政策3个典型案例出发,通过经济学理论模型分析技术阐释这些政策,以期为政策的进一步开展提供相应的理论依据和技术指导。文章认为,三大粮食政策具有很强的目标性和互补性,三者结合打出的“组合拳”将更加有利于筑牢中国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禁盘剥与纾民困:晚清时期钱粮捐税监督制度主张疏论

针对官吏的钱粮捐税盘剥,晚清时期各界人士试图通过规范钱粮捐税征收制度、严禁官商勾结、防止官员舞弊以纾民困,最终达到缓解国家政权与地方社会紧张关系的目的。因受钱粮捐税监督制度本身缺陷以及征收制度不规范等因素的限制,钱粮捐税监督制度在实施层面上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但无疑是从经济管理层面上寻求加强对官员的监督,以缓和国家政权与地方社会关系的有益探索。

“以期管业”与“遵额纳粮”:清代云南乡村社会秩序建构中的官民互动

管业执照在云南的实行,是清王朝国家治理深入边疆地区的重要标志。清代云南管业执照规范化与制度化的过程,深藏了边疆与内地一体化的制度设计和边疆社会秩序构建中官民互动协作的现实选择,官民合作“给照管业”满足了国家“遵额纳粮”与业户“以期管业”的双重需求,是国家力量与乡村社会力量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结果,呈现了清中央王朝政治制度及其边疆治理政策在云南地方社会调和、适应的样态。云南乡村社会秩序的建构与清王朝的边疆治理也在这种联结与互动中共塑“边疆与内地一体化”的基本格局,并将云南社会经济发展推向新的历史阶段。

物质载体与意涵塑造——从纳粮收租图看汉晋艺术中的跨媒介交互

描绘地主庄园中收取田租、纳粮入仓场景的纳粮收租图是汉晋艺术中跨媒介交互的突出体现,在图像生成中整合了画像、现实场景、地上建筑和模型明器等多重视觉资源,也在画像石、明器、壁画和画像砖等物质载体中流转。汉晋时人利用媒介自身的特性配合纳粮收租这一主题,将图像塑造为汉晋丧葬观念下死后需求的物化和身份地位的象征。特定艺术主题在不同物质载体间的转换及表现形式的变迁,凸显出中国古代各艺术门类之间及其与社会因素之间的复杂互动。

明清以来皖南圩田产粮区的粮产发展

明清以降,由于缺位“救食”徽州,遭遇咸同兵燹以及南陵遏籴等诸多原因,造成皖南缺粮错觉或误读。实际上,以宁国府和太平府为主所属皖南沿江圩田产粮区的粮产量,对当时赋税缴纳、人口供养和商品粮输出均作出了重要贡献,在皖省乃至全国都有一定的影响,这证实了明清以来皖南沿江圩田区粮产的良好发展态势。

论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实质思想的转变——从《国家与革命》到《论粮食税》

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实质的思想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不断动态变化且持续深入反思与发展的过程。在遵循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列宁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过程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内涵。他不论是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二者之间关系的认识,还是对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过程中的中心任务及其主要工作的安排,抑或是对社会主义最终要实现的目标的思考,其思想都发生了转变。列宁社会主义实质思想的变化不仅在苏维埃俄国史上乃至人类史上都起了重大历史推动作用,而且对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也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启示意义。

照丁粮朋贴、置产立会与明清徽州图甲职役的津贴

明清时期,里(图)甲是赋役派征的基本单位,繁杂的里(图)甲职役的佥报、承充和津贴主要是在里(图)内运作。由明至清,图甲职役既有继承而来者,又有因时新增者,原本体面的富户里役,逐渐变成一种门户的实际负担。清代徽州,在颇为常见的“祖遗户役”之下,是繁苛的“钱粮、里役、杂派、新例”派征,充役使费繁重。民间普遍采取照丁粮朋贴和置产立会的应对赋役方式,实属一种无奈之举,也是国家与社会博弈的实际结果,赋役实际运作体现出从制度到契约的转变。

北宋初期四川地区的货币供应与交子诞生原因再探

学界讨论交子起源的直接原因有钱重说和钱荒说两种意见。考察交子诞生前川蜀地区经济运行和货币供应情况,可知当时小铁钱供应充足,但是便于携带的高价值货币缺位,因此钱重说和钱荒说并不矛盾且本质统一。北宋初期从四川运走白银和铜钱,同时禁止民间的绢帛交易,造成高值币缺位。之后北宋政府在考虑全国统一使用铜钱的大背景下尝试在川蜀也恢复铜钱流通,但是又不愿大额投资买铜铸钱,最终导致这一尝试归于失败;曾经筹划铸造大铁钱缓解高值币缺位问题也未获成功。民间大商人只好联合起来另谋出路,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私营交子得以诞生。此外当时益州官府创造使用粮券,调整赋税政策并借助商人进行物资管理,粮券与被视为铁钱券的交子产生于同一时期,应当引起关注。

清代甘肃省循化厅歇家研究

清代循化厅歇家是雍正年间平定罗卜藏丹津之后,为加强时藏边地区的控制,将原来河州厅治下以通事出身为主的番歇家,转由官办发展起来的粮赋型歇家。循化厅歇家具有就家接歇与散役的特点。他们是沟通地方政府与番民不可或缺的中介,不仅包揽番粮,还在此基础上,延伸出稽查户口、通语词讼、调查案件、调节社会纠纷、查禁贸易等职能。这表明明清时期歇家并非完全具有客店的性质,也不可能具备代表政府管理基层社会。

试论建国以来农业剩余及其分配制度的变化

在经济落后、以传统农业为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一个政府主导型的后发国家 ,当政府不能将工业化所需要的“资本原始积累”主要寄托于外部世界时 ,农业剩余就成为工业化资金的重要源泉之一 ,因此国家参与对农业剩余的分配 ,就成为实现工业化的重要措施之一。但是 ,政府从农民那里“拿多少”和“怎样拿” ,则是有高下之分的 ,对农业甚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影响却是大不一样的。建国以来中国农业的曲折发展 ,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国家与农民的这种分配关系制约的。

税费改革对粮食生产的影响研究

税费改革是继家庭承包责任制之后,中国农村最重要的一项改革举措,但这项改革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如何,现有文献尚缺乏专门和深入讨论。基于2000-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和动态面板的系统GMM方法,本文实证研究了税费改革对稻谷、小麦和玉米作物播种面积和单位面积产量的影响,考察农村税费改革的政策效果。研究发现:2000-2006年实施的税费改革对粮食生产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分阶段研究表明,税费改革第一阶段的政策效果并不显著,税费改革对粮食生产的刺激作用主要体现在改革的第二阶段,且本文的研究结果对于替代性的减税指标具有稳健性;税费改革对粮食生产的推动作用在农业税全面废除的后续年份表现出较强的持续性。另外,总体来看财政支农政策、抗灾能力和化肥使用对粮食生产具有较为显著的正向影响,预期因素和产业结构因素的影响不显著。

分税制改革、土地财政与粮食生产

运用省际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中国1999~2012年财政分权、土地财政与粮食生产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分税制改革以来,财政分权是土地财政形成的重要诱因,财政分权对土地财政规模膨胀具有显著正面的激励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土地财政对中国粮食生产具有正向作用,但存在明显的地区效应差异;从粮食主销区来看,土地财政与粮食生产之间表现出明显的负相关关系,而在粮食主产区却表现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论明太祖与农民的经济关系——以土地政策和税粮征收为议题

明太祖与农民的经济关系,主要表现在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产品分配和灾害救济三个方面。一是大力兴农：以解决民食,并在政策、体制、组织、方法上多有创新;二是征税于农：为了权力也为责任,既有经济剥削的一面,也有一些合理因素;三是减税济农：活民命保治安。减免赋税非常态化、临时性的多,常态化、固定性的少;局部的多,全国性的少;民田多,官田少。明太祖大力兴农,又征税于农,有时也减税济农,这三者看似矛盾,实则互相关联,不可分割。贯穿于其中的指导思想,是＂以农保国安民＂。他较好的处理了与农民的经济关系,为子孙承业治国奠定了基础。

太平天国江西农村政治研究

江西是太平天国前期主要经略基地,因而也成为其农村政治实践的重要场所。1853年到1858年太平天国在江西的农村政治表明,太平天国当局有意识依据定都天京后战略任务的转变而改变旧的统治方式。“照旧交粮纳税”就是这种统治方式转变的自然过渡形式。由于江西太平军将领留恋征贡方式的旧习惯,干扰了他们刷新传统地方行政的努力。同时江西太平军还遇到乡官缺乏地方行政经验的难题。太平天国在江西农村的政治实践,即使是不完善的,也仍然因其艰难的尝试和摆脱旧习惯的愿望,而具有自身的历史价值。

试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救国公粮制度

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政府为适应敌后游击战争的特殊需要,创设了一整套不同于传统完粮纳税形式的救国公粮制度,它包括统一累进的征收原则、藏粮于民的储存办法、凭票领粮的支取方式。救国公粮制度的制定与实施,不仅改善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状况,保证了晋察冀抗日部队和政府机关的粮食供给,而且还为其他敌后根据地解决粮食问题树立了典范,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坚持持久抗战的重要的物质保障。

宋代“过税”减免制度

宋代的"过税",指对运输过程中货物所征之税,大概"每千钱算二十",即百分之二的税率。而减免过税的对象,主要包括官员随行及寄运之物,流民携带之物,以及五谷、耕牛、农具等。其中对于官员、流民之物的减免过税,前者属于特权,后者则是在水旱、战乱等灾难背景下实施的,具有赈灾性质。至于五谷,涉及面广、情况复杂,北宋时期主要是对局部区域的免过税,南宋时期主要是为了制止地方违法征税而免税。对耕牛、农具的过税减免,则具有恢复地方生产之用意。

清季湖南救灾赈务研究

清季湖南救灾赈务措施基本上继承了古代的传统方式。赈务主要有急赈、蠲缓、平粜、工赈等措施 ;救灾措施主要有抗洪救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