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历史“韵脚”的“战国策派”——战争、国竞与中国文明的更化

抗日战争期间在后方出现的“战国策派”是20世纪中国第二波立足于“国竞”并重新评价中国古代文明的思潮,它与一战之前的第一波“国竞”思潮一样,重视春秋战国的历史经验,批判将“大一统”作为适合当下的秩序想象,批评家族制度与家族文化,寻求强化民众的国民身份和国民自觉。然而第一波“国竞”思潮的思想家在一战后对战前的思想倾向进行了相当程度的反思,从而为“觉醒年代”作出了新的贡献;而“战国策派”却在更为逼仄的国际环境压力之下,将一战之前的“国竞”思潮中的某些倾向进一步推向极端,从而导致了对中国文明的片面理解和对未来世界大局的片面预测。

中国古代国家治理——从文化象征的“大一统”到政治制度的“大统一”

古代中国的治理从分封制到郡县制的变化,实际上是从“大一统”到“大统一”的重大变迁。郡县制作为一种政治制度产生于秦国统一中国以后的政治实践,但在分封制下,县治、郡治作为一级治理机构早就在秦一统前的各诸侯国中出现。“大一统”并非专指以郡县制为内容的君主专制制度,实际上在君主专制出现之前的文献中就已经提出了“大一统”,这种在分封制下的“大一统”是以周天子为中心的文化秩序和政治象征。尽管后来周天子式微,但周天子依然是诸侯国君权力合法性的来源,所以周天子仍处于“天下”的中心,是“天下共主”。以郡县制为内容的君主专制后世称之为“大一统”,而实际上是“大统一”,已经上升为一种政治制度,而不是政治象征。这种制度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虽然偶尔有人提出了质疑,但都被打压下去。郡县制的“大统一”并非是历史的必然选择,而是反复博弈而维系的垂直权力结构关系。由于是权本主义的治理逻辑,因此这种权力结构关系只能是服从与被服从的消极互动关系。

《公羊》学理念与司马迁对厉世政治的书写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以周厉王出奔次年为纪年之始,凸显了周厉王在《史记》叙事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司马迁之所以如此安排,是因为其在汉代《公羊》学“拨乱世而反诸正”及“大一统”尊王思想的影响下,希望仿照孔子修撰《春秋》的行为,在所撰史著中呈现出由乱达治的历史运动过程。司马迁在凸显周王室“天下共主”政治地位的同时,又不得不面对并忠实记录春秋以来周王室丧失上述地位的历史现实。为缓和观念与事实分离所形成的张力,司马迁又从西汉王朝承秦而来这一实际状况出发,将春秋战国时期僻居西陲的秦国列为《史记》十二本纪之一,以春秋以来秦国的纪年上接西周王年,从而在历史书写中倡导并践行了“以秦继周”的历史观。

比较视野下传统中国国家形态的再认识

传统中国的国家形态具有复杂性。长期以来,受西方的影响,人们常将其概括为官僚制帝国、君主专制制度等,没有准确把握传统中国国家形态的特征,具有误导作用。吸收近年来的研究成果,文章提出:传统中国是大一统、多民族、广土众民、文明型的国家,依靠朝廷制度、儒家思想、士人群体等整合起来,具有独特的发展规律,是一个高度自足的“世界”。对中国传统国家形态的准确认识对于全面把握“中国性”,理解中国何以为中国,保证现代中国是继续处在历史延长线上的立体、丰富、饱满的中国具有重要意义。

革命派与改良派关于“黄帝子孙”称谓的歧争

改良派认为“黄帝子孙”是包括满族人在内的全体中国人的代名词 ,革命派认为“黄帝子孙”是汉族人的同义语 ,这是双方民族观念和政治主张的差异造成的 ,其实质是要不要进行排满反清革命。改良派对“黄帝子孙”称谓的认识比革命派更符合历史实际 ,但革命派倡导的反清革命却比改良派主张的君主立宪更顺应时代需要 ,故而革命派在歧争中占据了上风。这场歧争促进了反清革命的胜利 ,同时也使“黄帝子孙”称谓发生短暂错位。辛亥革命后 ,革命派放弃了对“黄帝子孙”称谓的错误认识 ,使其重新成为中华民族全体成员的代称。

从"天下"到国家:清代的边界与边疆治理

在"天下"体系中,中央对边疆一直延续着一种忧患意识,这一意识无形中建构了中央与边疆的"区隔".伴随着清代天下观的转变,这种区隔转变为一种融合.边疆在空间划分上呈现出从界线模糊到边界清晰的特征,在治理上呈现出从拱卫中央、维护统治到维护"国家主权完整"目标的转移,清代从而完成从"天下"到近代"国家"的转变,其边疆治理呈现出陆海兼顾的企图以及维护国家主权的倾向.在清代面临边疆危机的同时,中国边疆的近代化历程也由此展开,这一历程始终伴随着根植其中的"大一统"理念,并作为中华民族的黏合剂发挥重要作用.

大观园原型探源(上)

长久以来,关于我国古典名著《红楼梦》中的大观园原型问题,有言南京旧时随园或明故宫者,有言北京恭王府者,诸说不一。但是,若将大观园的原型,放在明末清初一代文学大家顾景星的家乡、大明皇家园林的荆藩苑囿所在地的蕲州城,则一切真相大白。这主要是因为书中对于大观园的描述,其地理特征、园林面积,亭台楼阁等布局,乃至水源流向等,均与建造在长江边一座岛屿之上的荆藩苑囿为首的建筑群极相吻合。作品与作者本人的生活有其必然的联系。可以推断,大观园应该是顾景星根据其家乡蕲州荆藩苑囿为首的建筑群,及其顾家松园作为主体原型进行创作的。

大观园原型探源(下)

长久以来,关于我国古典名著《红楼梦》中的大观园原型问题,有言南京旧时随园或明故宫者,有言北京恭王府者,诸说不一。但是,若将大观园的原型,放在明末清初一代文学大家顾景星的家乡、大明皇家园林的荆藩苑囿所在地的蕲州城,则一切真相大白。这主要是因为书中对于大观园的描述,其地理特征、园林面积,亭台楼阁等布局,乃至水源流向等,均与建造在长江边一座岛屿之上的荆藩苑囿为首的建筑群极相吻合。作品与作者的生活有其必然的联系。可以推断,大观园应该是顾景星根据其家乡蕲州荆藩苑囿为首的建筑群,及其顾家松园作为主体原型进行创作的。

“多国体系”中行为体的不同行为逻辑及其根源--兼与许田波商榷

对于为何战国时期的"列国"最终由秦国实现统一,而在近代欧洲的"多国体系"中反复出现"均势"这一问题,许田波通过对春秋战国时期与近代早期欧洲进行比较研究之后认为:战国时期的秦国采取"自强型改革"和"聪明的战略",突破"制衡逻辑"从而实现统一;而欧洲国家则采取"自弱型权宜措施"和相对"笨拙的"战略,从而导致"均势"在欧洲的盛行。作者认为,许田波的论述脱离了欧洲和中国的文化背景和历史实践,导致对"多国体系"中政治行为体之所以奉行不同的行为逻辑产生了误读。战国时期的"列国"都奉行兼并统一的战略,是因为它们都受到中国"大一统"观念的引导;而近代欧洲产生的"主权"观念和"均势"行为则与欧洲中世纪之后形成的"多元化"政治格局紧密相关。作者认为构建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不能僵硬地套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范畴、概念与观点,而应该从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历史实践出发,体现出创造性和独立性。

大一统国家观的中国宪法学原理

大一统国家观是中国宪法的底层逻辑,是建构中国自主的宪法学知识体系的基础原理。“大一统国家”核心要义有三:在文明交流与融合层面,体现为多元而一体的中华民族价值体系;在政治统治与治理层面,体现为分层而统一的管辖权结构;在社会经济组织化层面,体现为流动而一致的组织秩序。保持“大一统”是现行宪法制定和实施的重要目标,构成现行宪法的客观约束条件;“大一统”的现代转型则设定了现行宪法的根本思想议程。大一统国家观对中国宪法的塑造,体现在政治—经济、基本权利—国家权力两对范畴的内容安排中,前者构成大一统的现代政治实质,后者则是这个实质在规范主轴上的展开。大一统国家观在当代也面临无组织力量的挑战,需要在保持宪法的公共哲学基础、确立法治统一的宪法原则、加强宪法的社会调控功能三个方向上全面贯彻实施宪法。

“天下”与“一统”:认识中国古代国家观的基本维度

关于中国古代国家观问题,学界历来颇存争议。究其原因,还是在于人们评判国家的标准不同所致。毋庸置疑,人们应该摆脱西方国家观念话语霸权的影响,建构符合中华传统国家观的话语体系,按照中华各民族先民共同遵循的政治传统和游戏规则去认识历史上的"中国"和"国家"问题,而"天下观"和"大一统"思想则是人们认识古代国家观的基本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