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占用草原犯罪的实证分析与立法检视

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草原资源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出台,非法占用草原犯罪的刑事处罚有了具体的法律指导。本研究采用实证分析方法,对非法占用草原犯罪的行为类型、裁判结果、量刑因素、减刑情节等司法现状进行研究分析。结果表明,非法占用草原犯罪存在犯罪行为类型不均衡、犯罪构成要件认定模糊、裁判量刑较为随意的问题。研究认为其原因在于立法层面对草原生态法益重视不足、犯罪构成要件不够明确、刑罚档次缺乏区分度、刑罚手段过于传统4个方面。故研究提出相关立法建议:设置独立罪名;统一定罪标准,明确“大量毁坏”内涵;细化法定刑档次;设置多元化刑罚手段。

这里有了不动产:牧场围栏的形成及影响

青海牧区现代化过程为解释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微观经验。牧民定居后,草场不动产随着草原承包经营与围栏定界而形成,围栏成本降低使得定居生活与现代治理成为可能,牧区由此步入现代化。草场不动产改变了牧区的人地关系,可以作为解释青海牧区现代化的切入口。青海牧区的现代化发展经验表明,追求现代化的法律改革需要融入现代化建设的系统工程中,需要与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转变相一致。

中国古代主要草原保护法规及其思想对现代草原保护工作的启示

中国是一个草原大国,具有悠久的草原管理历史。约1万年前,中华大地在渔猎生存方式中逐渐出现了原始畜牧业的萌芽,距今4 000年,出现了游牧部落,但有文字记载的天然草原管理思想出现得比较晚,蒙古族在元朝前后制定的法令起到了管理国家和保护生态的双重作用;藏族从宗教思想、法令及民风民俗方面内容丰富,有效地保护了青藏高原生态和人文环境;由党项族建立的西夏,在发展种植业的同时,其法令也非常重视草地畜牧业保护。这些草地生态思想,不仅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内容,更对现代草地生态保护有一定借鉴作用;并从加强草原执法、加大宣传和增加投资等方面对当前草原建设提供了建议。

浅议草原法中规定的行政处分

我国草原分布范围极广,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并且在草原管理中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也不太一样。我国草原法律体系中对行政处分的规定纷繁复杂,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与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以及不同区域的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之间对行政处分的规定不尽相同,例如应当对其进行行政处分的行政违法行为种类以及受处分人的范围等。通过对草原法中规定的行政处分的分析,认为严格和准确适用草原法的行政处分手段,是新时期草原法律保护最基本的措施。

我国草原生态补偿法律制度反思

生态补偿的内涵迄今尚未统一,但是作为生态保护的经济手段,其以生态安全与生态公平为两大目的已经被普遍认同。草原生态补偿是生态补偿的下位概念,它具有生态、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多种时代价值,需要法律制度保障。受自然科学局限和理论研究滞后等因素的制约,我国尚未出台国家层面的生态补偿法律,已有的草原生态补偿法律表现为原则抽象、分布零散且缺乏可操作性,直接导致草原生态补偿实践出现诸多弊端。完善我国草原生态补偿法律制度,应当以科学的立法指导思想与立法原则为指引,在《草原法》中明确规定草原生态补偿立法目的、补偿主体、补偿对象和补偿标准等具体内容。

我国草原生态补偿实践的不足与法制建设研究

草原生态补偿是实现草原生态保护和生态治理的重要手段。目前,草原生态补偿在实践中存在补偿要素内容不完备、补偿权责义落实不到位等问题,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缺乏健全完善的法律制度。只有通过立法才能进一步明确草原生态补偿的具体要素、有效兑现补偿相关主体的权责义,形成草原生态补偿的长效机制。未来草原生态补偿法制建设应当制定国家层面的、以补偿的具体要素和相关主体的权责义为主要内容的、符合市场化要求的草原生态补偿法律制度。

中国草原环境法律保护的历史和现状

中国的草原环境的保护,经历了依靠朴素的生态意识和习俗保护的过程,随着文明的发展出现了法律保护。新中国成立以后,颁布了第一部草原法,立法宗旨虽然是保护草原,但侧重于保护作为草原畜牧业生产资料的草原资源。2002年12月通过的新草原法,深化了保护草原生态的内涵,充实了许多法律规范,但还需要在实施中不断改进和完善。

建立草原生态补偿机制的探讨——以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为例

建立草原生态补偿机制是有效恢复草原生态环境、巩固草原生态建设成果、提高牧民收入的重要制度保障。本文以锡林郭勒盟为例,阐述了禁牧舍饲项目和"生态恢复禁牧区"项目中草原生态补偿政策的实践,剖析了我国现行草原生态补偿政策存在缺乏长效机制、政策制定不尽合理以及补偿资金投入不足的主要问题,并提出我国建立草原生态补偿机制的对策措施:①科学合理制定补偿办法;②多渠道增加草原生态补偿资金投入;③建立健全法律保障机制。

我国草原生态补偿法律机制初探

我国草原退化、沙化问题严重,实施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和退耕还草工程等工程、项目使我国草原生态环境恶化局面得以根本性扭转,草原生态环境日益得到改善。但是,由于目前草原生态补偿欠缺长效机制,极有可能重复"贫穷—过度破坏利用—生态再次恶化"的发展轨迹。因此,通过立法设立草原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完善草原生态补偿的原则、补偿方式、补偿主体、补偿专项资金来源及使用等法律机制制度建设,才能从根本上保障草原生态环境的保护者和建设者的利益,进而持续地推动和改善草原生态环境。

草原旅游与草原法律规范

草原旅游是发挥草原景观资源美学价值而产生经济效益的一项开发性活动。本文从法律角度列举了与草原旅游有关的4种相对人,即草原行政主管部门、草原承包使用者、承包经营者、草原旅游者,和在草原上开展旅游必须遵循的草原法律、法规和规章等法律规范,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关建议,以期引导人们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开展草原旅游活动。

以“美丽中国”法理念提升草原生态环境法治体系

"美丽中国"作为在宪法中崭新宣示和确立的法理念,凸显生态环境价值的高度性、生态环境建设的系统性、生态环境保护的法治性。草原生态环境是承载"美丽中国"法理念的战略领域和空间。"美丽中国"法理念是指导我国草原生态环境法治保护的重大法理念,要按照"美丽中国"法理念的要求全面提升草原生态环境法治体系及其实施,主要是进一步提高草原生态环境法治的战略定位;完善草原产权制度、草原产业制度、草原公共设施和产品投入建设制度、草原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草原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保障制度、草原生态环境违法犯罪法律责任制度等;提高草原生态环境行政执法的到位性和执法力度;加强和完善草原生态环境司法保护。

论破坏草原型犯罪的立法检审与修正

近几年国家在推进绿色发展、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上取得了较大的成就,而草原作为重要陆地资源的组成部分对生态环境至关重要。尽管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司法解释将破坏草原资源的违法行为规制为犯罪,但仍无法弥补刑法自身对此类问题规制的不足。在检审阶段,为何要确立独立的罪名、如何界定草原型犯罪实行行为的类型、为何要建构多元的刑罚配置模式防控犯罪等一系列争议性问题成为论证的焦点。在修正阶段,当此类犯罪行为已有刑法涵摄的必要,提出立法的修正论将成为必然。

关于完善我国草原生态补偿机制的法律思考

草原作为我国天然生态屏障,正经历着被破坏、恶化的境遇,合理、有效地实施草原生态补偿,有利于保障农牧民的合法权益、改善草原生态环境、促进草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有利于生态文明社会的建设。加强立法、明确补偿标准、调动全民参与、坚持"受益者付费"及完善保障机制已成为当前的必然趋势。

新疆生态环境保护的对策研究——兼论加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法治的若干问题

走"生态立区"之路,保护和建设好生态环境,是新疆实现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战略目标的重要基础。保护生态环境,首先要解决好人的发展问题。发展要重视在"资源"开发利用上进一步解放思想,坚持走变"减畜"为既要"增草"又要"增畜"还要"增产",实现草畜市平衡的"三赢"发展之路,重视从推进牧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入手加速现代畜牧业科学跨越发展。应进一步加大草原、森林和湿地生态保护的政策和资金支持力度,山区草原生态工程建设应重视林业与草业的和谐发展。坚持统筹推进牧民定居与产业协调发展,积极推进生态保护区内及周边区域重污染企业有序退出。应尽快完善相关法规,健全生态环境保护的法治机制,重视健全生态保护与综合治理的体制机制,不断提升保护生态环境的法治能力。

实施西部地区退耕还林还草决策措施的法律思考

自然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活的基本条件 ,是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全面启动西部地区“退耕还林还草”工程 ,就是为了建设山川秀美的新家园 ,为中华民族开辟生存和发展的新空间。要走出退耕还林还草误区 ,确保林草成活率 ,就必须制定和完善西部地区退耕还林还草的法律法规 ,依法推进退耕还林还草的进程 。

构建草原地区矿产资源开发生态补偿法律机制的探讨

草原地区既是矿产资源富集区域又是生态脆弱区域,矿产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犹如一把双刃剑。而资源产地没有凭借资源开发得到较大收益却要为开发的巨大生态成本埋单。因此立法先行,建立"三位一体"的生态补偿法律机制是实现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法治的路径选择。

土族习惯法的传统特征与当今趋向

黄河上游少数民族——土族的习惯法有其独特性,尤其是在法律渊源上的草原法律文化特征非常浓厚。当今,在国家主流文化与规范制度理念的影响下,土族习惯法正处于衰落和被边缘化的窘态,因此,很有必要以非物质文化的视角对土族习惯法予以关注。

中国草原立法中法律责任规定之不足与完善

通过对《草原法》及13个省、自治区20部草原法规中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进行梳理,整合分析2009年至2018年《全国草原违法案件统计分析报告》中的8类违法行为数据发现,其中违反草原禁牧休牧规定、非法临时占用使用草原、非法开垦草原、违反草畜平衡规定4类违法行为案发率高且对草原破坏性大;对这4类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分析,比较上位法与下位法间法律责任规定的异同,发现《草原法》存在立法空白、罚款力度太轻、个别省级草原法规与草原法的处罚幅度不一致等不足;建议从补充立法空白、提高罚款数额、加强省级草原法规与草原法的衔接等方面予以改进。

林草法律体系改革:走向治理现代化

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行战略决策、总体部署和系统安排。在治理现代化的视域下,改革、立法和治理的三者关系有了新的时代内涵,在中国之治的目标指引下,“新政”与“变法”互相扶持、相得益彰。在机构改革的新形势下,林业和草原部门职责得到重组优化,各项改革全面推进,对我国林草法律体系建设提出了新目标、新任务、新要求。有鉴于此,在梳理国家层面和省级层面涉林涉草立法情况、调查地方立法现状和开展专题调研的基础上,分析目前我国林草法律体系在立法和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主张突出林草融合的要求,推动我国林草法律体系改革步伐,加快实现林草治理现代化的目标。

试论我国草原法律法规体系的修改与完善——以行政处罚为视角

我国草原法律法规对行政处罚的规定纷繁复杂。本研究首先简要介绍了我国草原法律法规体系。结合2021年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对草原法中规定的行政处罚进行了系统,同时指出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吊销许可证件等行政处罚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就如何完善我国草原法律法规体系提出具体建议,如尽量减少声誉罚的设定、增强罚款处罚的可操作性、增加“双罚制”的设定方式、普遍增设没收违法所得的处罚、合理设定没收非法财物、增设和规范资格罚等,以期与当前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相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