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w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Energy Security in the Context of Profound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Major changes such as the pandemic, games among great powers, and the Ukraine crisis alongsid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social change,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have led to new features and trends in the international energy field. Historic fluctuations in international energy prices and adjustments in energy relations have taken place in the past two years. The energy system has fallen into disorder and discomfort;volatility in the energy market has triggered a strong domino effect, and major countries have taken unprecedented measures to address it. These changes have pushed international energy politics to a new development track. In a certain period of time in the future, the political and security aspects of energy will once again come to the fore. The long-term nature and complexity of the energy transition have become more obvious. In international energy politics, turbulence and uncertainty will be the new normal. A new binary opposition may emerge in the international energy landscape as well, with constant changes taking place in the connotation and extension of energy security. Academic and strategic circles should think deeply about how to dialectically discuss the relation between energy transition and the major changes of a scale unseen in a century, energy transition and energy security, and geopolitics and energy politics, among others, and consider the integration of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and the realization of common energy security as important principles for operating and developing energy strategies and promoting global energy governance.

百年变局与大国关系的中长期演变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视角下,大国力量最本质和持久的因素仍然是经济力量。看待中美经济力量变化时,既要重视短期变化,但更要重视长期趋势。从短期来看,中国经济总量赶超美国经济总量的速度有所减缓,但仍存在超越美国的可能。从长期来看,基于PPP测算的经济力量对比,将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和权力转移理论相结合,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国际冲突和地缘政治变化。由于收入水平较低的国家基于上述两种算法会有不同的经济地位,而这种差别是造成近年来俄罗斯和印度在国际舞台上冲突性行动加剧的重要原因。日本因为熟悉政府能力与经济增长的复杂关系,倾向于低估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前景,进而导致日本在战略上始终追随美国。不过,俄乌冲突使美国组建包括欧盟、日本和印度在内的大联盟的成效大打折扣。

美俄关系的现状与未来前景论析

当前,美俄关系降到了历史最低点,其根本原因在于美国单极独霸、“美国第一”的战略与俄多极化、多中心主义主张之间,美国倡导的自由主义理念与俄奉行的保守主义理念之间,美国认可的雅尔塔后体系与俄认可的后雅尔塔体系之间,诸多结构性的分歧和矛盾激化。在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大国竞争的大背景下,在东升西降、美强俄弱并存的国际格局下,围绕乌克兰危机激烈博弈,俄美关系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善。美国最大限度地利用自己的综合实力优势对俄实施战略挤压,俄罗斯也施展娴熟的大国博弈手法,竭力使自己处于战略有利地位,追求俄利益最大化。

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内在规律及我国的机遇和挑战——以大历史观为分析视角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当前世界形势作出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战略判断。“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本质上是对国际形势总体特征的判断,需要基于新时代大历史观视角准确认识这一论断。“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国际力量对比深刻变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和西方推广其现代化模式的结果。我们需秉承宏大历史观,顺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演进趋势和时代潮流,从国际格局、经济全球化和现代化模式三个维度,辩证看待我国面临的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

新时代侨务政策的国际比较与经验启示

侨务工作作为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是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文章基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分析了近年来国家侨务工作面临的复杂多变的国际竞争环境、全球化人才流动格局变化和海外侨情变化等新挑战新要求。比较了各国侨民战略与侨务政策的阶段转变和特色差异。新时代我国侨民战略与侨务政策体系仍面临不少挑战,必须积极借鉴国外在构建侨民战略框架、完善涉侨法律体系、推行引资引智计划、创新侨民工作格局等方面的经验,从建立中国特色侨民战略体系、加强海外人才风险预防、整合优化涉外资源、构建“大侨务”工作格局、积极开展民间外交、加强实地调研等方面优化侨民战略与侨务政策体系。

中国式现代化的外交逻辑——基于生态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分析

随着中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国式现代化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治国方略。基于生态制度主义政治学的理论框架,中国式现代化的外交逻辑取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属性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生态体系,两者的有机结合决定着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前进方向。中国式现代化是世界大变局与中国大战略的统一,必须从根本上把握好世界大变局、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在世界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强国战略要求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在内政上,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外交上,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引领世界向着和平、安全、繁荣、进步的方向前进。总体而言,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外交逻辑,既要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属性,也要准确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所处的生态体系,在此基础上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不懈奋斗。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高职院校思政课建设的挑战与对策

通过分析政治、外交和经济学等领域学者的论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可被概括为一个包含“势”“力”“道”“文”四维度的概念框架。基于这四个维度,高职院校思政课建设面临的新挑战包括:历史大势的责任担当,劳动价值的实践转化,制度优势的话语表达,多元文化的利弊权衡。针对这四大挑战,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及高职院校需要从四方面进行应对:一核多元优化课程管理、三方合作延伸思政课堂、资源整合增强话语活力、社会协同讲好大思政课。

百年变局下涉外法治中“涉外”的法理解读

“涉外”通常指“具有外国因素的现象或行为”,过去主要指涉及外国因素的民商事活动且重点指“引进来”,即外国民商事主体在华投资或进行其他民商事活动等。涉外法治中的“涉外”不仅指上述含义,还包括“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或公民在他国或地区进行民商事活动所涉及的国外因素;此外,在民商事活动外,它还涉及有关公法活动如参与国际规则谈判及反恐、反腐败中的合作以及为相关国家提供法律服务等内容,即一般意义上的对外关系法之内容。涉外法治概念的提出及其“涉外”含义的扩充主要是应对百年变局下某些霸权国家过度扩张其国内法的域外效力、滥用“长臂管辖”以及采取单边制裁等而进行的法治斗争,后者对他国主权带来伤害,对国际法治造成阻碍和扭曲。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以“涉外法治”这一嫁接国内法治和国际法治的桥梁,既能维护本国国家、企业和公民正当合法权益,又能匡扶国际正义,为国际法治的推进和完善做出积极贡献。因此,准确解读“涉外法治”中“涉外”意义十分重大。

百年大变局下的国际法与国际法治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现行国际法与国际法治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二战后逐渐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现代国际法与国际法治从总体上讲是进步的,对战后世界和平及安全、国际合作与发展、人权尊重和保障,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现代国际法与国际法治并不完善,无论是国际法规则制度本身还是国际法治的运行,都存在深层次的问题,还有许多不公正、不合理、不符合国际格局演变大势的国际规则、国际机制需要改进。当代中国已深度融入全球治理与国际法治体系,从学习者、追随者、受益者发展成为维护者、建设者、贡献者,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并在理念、原则、规则、制度等方面对现代国际法与国际法治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要立足中国、胸怀天下,与时俱进、守正创新,加强国际法研究和运用,善于运用国际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有效应对挑战、防范风险,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协调推进国内法治和国际法治,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智业革命:超越智能工业化——百年变局视域下的智能化道路抉择

审视人工智能与人类智力之间的关系,即谁是第一性的问题,其导向一种是“继续工业革命”视域下以人工智能为中心,掀起机器人大生产运动,但不改变人类劳动性质,只带来技术性产业浪潮;另一种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视域下以人类智力为中心,彻底改变人类劳动性质,带来产业社会大革命浪潮。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视域下,人工智能服务和支撑人类智力大生产体现为智创劳动工具化;人工智能催生智创生产方式体现为“智创-智研-智造”产业链;智能工业化向智业革命跃变体现为智业-工业-农业新业态。全球化进程面临“继续工业革命”和“超越工业化”两种发展机遇的抉择,我们应以人类智力创造为中心,把智力活动本身转变为正规的社会化大生产,开辟更大更具决定性的发展空间。

从“平行市场”到“以开放破围堵”:开放引领中国发展新突破

二战后,美国主导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中心—外围”格局,苏联则主导建立经互会,全球经济形成两个“平行体系”,经济全球化进入“两个平行市场”阶段。经过近半个世纪的角力,最终以社会主义世界市场瓦解,经互会解散,苏联经济崩溃、政治分裂和国家解体收场,平行体系合二为一,全球经济回归美国主导的西方国际市场。百年大变局下,美国视中国为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对中国进行经济围堵,拉拢盟友组建“排华”经贸小圈子,企图将中国排斥出现行经济体系、孤立于世界市场之外,而国际经济体系从分到合后再现分的苗头,滑向“平行市场”的风险增加。中国应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坚决反对保护主义,反对“筑墙设垒”“脱钩断链”,反对单边制裁、极限施压,以开放破围堵、以开放促发展,与世界各国实现互利共赢。

大变局下大国关系的变化与发展趋势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中大国关系发生的深刻而复杂的变化成为大变局中的重要变量。当今大国关系的变化与发展趋势呈现的主要特征是:世界主要力量趋向多极均衡;大国关系伙伴化;亚太地区日趋成为大国地缘政治的中枢;中美之间的竞争与合作成为大国博弈的主轴;全球治理成为大国关系中的重要议题。大国关系的发展变化既包含着积极因素,也存在着消极因素。中国必须积极应对大国关系的发展变化,准确把握大国关系的发展趋势,推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使大国关系朝着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

科学认识当今世界大变局中的“变”与“不变”

随着百年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当今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国际战略格局发生深刻变化,世界经济复苏艰难,大国战略博弈明显加剧,保护主义、民粹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思潮迅速抬头且相互交织,国际秩序面临严峻挑战。当今世界局势变乱交织的同时,仍存在许多“不变”因素,世界仍有很大确定性。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世界潮流没有变,全球化潮流也不会根本改变,现行国际秩序仍在发挥作用,全球治理仍是世界各国的普遍需求,主权国家仍是国际关系的主要主体,国内治理优先于国际治理的状况也没有变。在百年大变局中,中国无疑是最重要的因素,中国的发展进步给世界带来新的变化,也给不确定的世界提供了更多确定性。

百年大变局与湖南大战略——全球视野中的“三高四新”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世界经济形态的新变革、国际力量对比的新演化、技术变革和产业革命的新迭代均对湖南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因此,在全球视野中审视全面建设现代化新湖南,需要充分认识百年大变局下湖南发展的外部环境变化、准确把握百年大变局给湖南带来的挑战与机遇、沉着应对百年大变局对湖南发展产生的影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湖南要以“三高四新”为战略抓手,积极融入全球制造业大升级、顺应全球科技大迭代、应对全球开放格局大调整。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对青年政治问题的学理性阐释--评《青年政治学:理论与实践》

由山东青年政治学院两岸关系与青年发展研究院院长海泽龙撰写的《青年政治学:理论与实践》一书于2021年由新华出版社正式出版,该书凸显了青年政治学研究的“中国特色”“中国视角”与“中国立场”,积极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青年政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该书夯实了青年政治学的理论之基,开拓了青年政治学的实践之维,构建了青年政治学的系统逻辑体系,是关于“青年政治学”的原创性理论研究的尝试。该书的出版是青年政治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之一。

新冠大流行冲击下的百年大变局

依循“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的分析理路,思考疫病对史上百年大变局的驱动作用、新冠大流行对当今百年大变局的冲击效应,以及中国的角色定位和应对方略。研究表明,疫病是驱动史上百年大变局的重要因素,新冠大流行使百年大变局呈现大国战略竞争强化、权力转移难题凸显、全球化共识加速分裂、全球治理赤字多元化等“变局”与“困局”。作为应对,中国应把自身角色定位为“对内致力于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对外致力于建设世界和平、贡献全球发展、维护国际秩序的新兴发展中大国”,具体方略包括:通过制度和技术创新来应对强化的大国战略竞争,通过凝聚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广泛共识、协调相互间集体行动、整合相互间现有合作机制及资源理性评估结构性竞争优势和劣势来面对凸显的权力转移难题,通过“双循环”新发展战略来应对全球化共识分裂的加剧,通过实施“体制内存量改革、体制外增量调整”来应对全球治理赤字的多元化。

中国-东盟共建“一带一路”十年经贸成果回顾与展望

中国始终把东盟作为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点地区,支持东盟共同体建设,支持东盟在东亚合作中的中心地位,支持东盟在构建开放包容的地区架构中发挥更大作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年来,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成效硕果累累,中国—东盟关系成为亚太区域合作成功典范。中国与东盟在经贸领域的合作已产生明显的“溢出”效应,双方在既有合作不断深入的前提下,在不同层面对双边合作提出新要求。共建“一带一路”倡议项下的经贸合作通过改善既有经贸合作和挖掘新增长点的形式,成为中国与东盟双边关系不断升级的重要推动力。展望未来,中国—东盟传统基建合作潜力巨大、新兴数字合作方兴未艾、合力引领绿色经济机遇叠加。但中国与东盟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的经贸合作正在受到内外各种因素的挑战,双方应在深化现有经贸合作的基础上,密切产业合作,共同应对世界经济不稳定性。可从经济、政治和安全等多领域、多层次,合力优化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发展环境,着力构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持续动力机制,携手推进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机遇与挑战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政治、经济、安全格局正在经历深刻调整,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面对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外部环境,中国坚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以建设新型开放大国赢得主动,并要求将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鲜明旗帜和重要开放门户。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海南需要客观分析内外形势和机遇挑战,并抓住机遇主动担当作为,着力打造新时期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新高地、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交汇点、中国与东盟全面战略合作的重要枢纽、以人文交流为重点的公共外交平台以及中国—东盟蓝色经济伙伴关系核心区。

全球文明倡议的三重解读

全球文明倡议在中国提出具有历史必然性,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题中应有之义。作为文明价值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坚持文明间的平等、对话、互鉴、包容,既注重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也关注不同文明基于自身历史文化的独特价值。作为文明友好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倡导不同文明间友好相对与和平共处,为全球文明建设提供了行动指南与价值遵循。作为文明发展倡议,全球文明倡议蕴含创新发展、和平发展、合作发展、共享发展等众多文明发展新理念。总的来说,全球文明倡议表达了不同文明实现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从人类文明的整体高度与根本利益出发对不同文明提出了共同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时代要求,体现着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