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图转换中的“山乡巨变”——论贺友直对《山乡巨变》的连环画改编

贺友直根据周立波小说《山乡巨变》改编的同名连环画,在以图释文的艺术转换中,寓乡村风情于社会变革,运用“明显强烈的处理手法”,凸显人物在外貌、身份和性格等方面的主要特征,成功塑造了邓秀梅、李月辉、刘雨生、盛佑亭、陈先晋、王菊生等一批新型乡村干群形象。贺友直善于在连环图像叙事中“做戏”和“制造情节”,将充满政治指涉的社会化内容纳入乡村家庭伦理生活叙事,生动再现了合作化运动给山乡人物带来的巨大影响。画家在以传统线描笔法构设山乡风情的同时,赋予山水风物以鲜明的时代蕴含,在原本紧张峻切的时代氛围中营构出轻松活泼的诗意空间。

风景中的政治维度——以《山乡巨变》为考察中心

《山乡巨变》中的风景是意识形态化的政治风景,最终转义为表征社会主义理想的政治想象。小说一方面通过风景疏解文本暴力、疏离政治实践,表现新农村的人情美和自然美,以此回应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一方面通过风景表现农民与政治碰撞后主体与观念的嬗变,回应对人民进行现代化改造和教育的政治要求。《山乡巨变》中的风景具有观照主体和超越现实的独特性,丰富了农村题材小说表现政治的艺术形式和意义空间。

非虚构写作视野下的“新山乡巨变”——以罗伟章《凉山叙事》《下庄村的道路》为例

“新山乡巨变”是罗伟章《凉山叙事》《下庄村的道路》两部非虚构作品的主要内容。他坚持以事实抵达真实的写作伦理,有效介入到当下的乡村现场。同时,其在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历史学的跨领域叙述,多维度地展现了乡村现实的复杂,也让文学承载起更为真实的社会历史现象。而他对小说、散文等文体写作手法的借用,则熔铸文学性的审美品格于中国“新山乡巨变”的民族史诗之中,弥补了非虚构国家叙事中审美的缺失。罗伟章的非虚构写作有效避免了宏大叙事“主题先行”的弊病,其真实性与文学性兼具的写作方式,或可为当代中国民族史诗叙事提供经验资源。

论《山乡巨变》中的“亭面糊”形象

《山乡巨变》塑造了邓秀梅、李月辉、盛佑亭等30多个基层干部和南方农民的形象,表达了作者对乡土人物在历史推进过程中命运的深重忧虑。亭面糊作为当时新旧意识冲突下地道的湖湘农民的代表,他不仅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艺术典型,也是作家“承受着一切塑造典型的伟大艺术家的遗产”、“把握住新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成果与结晶,是益阳老头中的“这一个”。

艺术视角下文学作品的意义和价值——对长篇小说《山乡巨变》、《三里湾》和《创业史》的解读

在文学创作中,艺术视角的选择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是描写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山乡巨变》、《三里湾》和《创业史》,因为作家采用了不同的艺术视角,所以这三部作品也就具有了不同的思想意蕴,它们的意义和价值也就不同。文学作品的最大意义和价值是在文化上,而不是在政治上。纵观中外的文学史可以发现,艺术视角既具有个人性,也具有时代性和作家个人的反叛性。

主流社会与边缘乡村交织互映的历史镜像——论《山乡巨变》的历史叙述与艺术表达

在一个普遍追求"史诗"的时代,如何以艺术之笔既真实地记录历史变迁,又独显乡土原色情韵,周立波以《山乡巨变》作出了成功的回答,而今主流社会与边缘乡村皆发生新变,但小说文本所描写的历史镜像却定格为艺术的永恒,其奥秘何在?文章以文学阐释学方法,从作家的历史表达、文本构成以及读者重新解读等角度,试图还原小说的历史生成与艺术意蕴,以期获得对《山乡巨变》文本的新的文化体认。

女性身体的焦虑与释放——《山乡巨变》的另一种解读

作为"十七年"革命文学经典之一,《山乡巨变》看似回避身体的文学叙述里,暗含着女性的身体焦虑,存在着一个女性的身体焦虑与主流意识形态既冲突又和谐的复杂关系。这样的一种叙事态度,体现了《山乡巨变》文本意义的丰富性。

周立波小说语言研究

周立波小说语言具有自己的风格与特色,这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普通话与方言有机结合,保留了普通话的通行意义与方言的神韵、兼顾了全国性和地方性;二是语言生动形象,尤其在人物塑造方面,语言既切合人物性格又符合话语语境;三是语言有张力,小说语言内含通俗与高雅、直白与诗意、普通话与方言的对立统一。而多种意识形态的对话又从另一层面形成语义的多重性,构成一种内在的张力。这种语义的多重性显示出周立波在小说创作中对政治话语与艺术话语的独特处理:在对主流政治话语的偏离中,让政治话语合理地进入艺术创作。

新与旧的碰撞——浅谈周立波《山乡巨变》中民俗风情描写及人物塑造

本文尝试分析了《山乡巨变》中民俗风情的描写对于凸显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历史意义所具有独特价值;并且从小说人物所处的家庭谱系出发把握作品主要人物的性格以及新旧碰撞这一贯穿作品的主题。

周立波《山乡巨变》的声音书写

从声音理论视角观测周立波所营造的《山乡巨变》,可以看出,其中隐含着一个众声喧哗的声音世界。在官方“总音景”的主旋律之下,潜藏着官方(规训)与民间(反规训)的话语角斗场。为促进官方声音由表面传播深入到人心内核,周立波在“总音景”之外尝试“声景”再造,发出对官方声音批判辩证的个性声音,“暴露”官方政策“左”倾错误的同时,又为其提供方法论建议,促进全新“声景”的形成,以激发起民族共同体的想象。

茶子花开多光彩--论周立波《山乡巨变》的审美张力

《山乡巨变》的思想与艺术成就历来毁誉不一,这种接受效应与其内在的审美张力紧密相关。首先,它有选择性地书写当时的农村社会改造,描绘生活真实与憧憬未来社会构成了乡村真实的复调性。其次,审美化的生活叙事形成了一个具有人情味和生命力的民间世界,小说风格显然冲淡了其宏大政治意图的传达。同时,社会生活和读者视野的变化及多样性,也影响到作品形象的建构,自然让《山乡巨变》产生多元化的阐释空间。如今,重要的是以开阔而宽容的历史眼光,仔细辨析其“真实性”和“文学性”,让《山乡巨变》成为新世纪乡土文学的镜鉴。

广义修辞学视野下《山乡巨变》多版副文本的重构

《山乡巨变》出现过多种不同的版本,因此也伴随多种副文本版本,作为文本的外延,副文本为版本研究提供了另一种视角。通过文献对比法,结合广义修辞学理论,在梳理12个中文版本副文本的基础上,以封面、插图为切入点,指出封面在修辞重构中表现的时代政治特征以及插图在修辞重构中呈现的政治化时代审美趋向。

游弋于现代抒情和传统叙事之间——细读《山乡巨变》中刘雨生、张桂贞与盛佳秀的婚恋问题

《山乡巨变》中,"劳动"之理和"革命"之理对张桂贞的个人之"情"呈现出压抑态势,而对盛佳秀的个人之"情"则呈现出高扬倾向。周立波游弋于现代抒情和传统叙事之间,凸显了一个文学本土化探索者的身影。